第五十五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3）

  第五十五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3）

  （《姑妇曲》）
  好合歹难出口，出上 个不说话。

  （《禳妒咒》）
  过了门两家不好，出上 俺再不上门。（五回）

  【例五】“探业”（孙楷第先生说是“安分”）
  （《醒世姻缘》）
  你要不十分探业 ，我当臭屎似的丢着你；你穿衣，我不管；你吃饭，我也不管；汉子不许离我一步：这是第二等的相处。（九五，3）

  （《墙头记》）
  天不教我死了！这肚子又不探业 ，这不是天还不曾晌午，早晨吃了两碗糊突，两泡尿已是溺去了，好饿的紧！
  【例六】“流水”（马上，一口气）

  （《醒世姻缘》）
  不长进的孽种，不流水 起来往学里去，你看我掀了被子，趁着光定（腚——臀）上打顿鞋子给你。（三三，19）

  （《寒森曲》）
  那驴夫只当还要掀，恐防跌着，流水 抱下驴来。

  （《墙头记》）
  好歪货，不流水 快走，再近前恶心的我慌。

  （《姑妇曲》）
  一个拿着锨，一个抗着?，流水 先去刨去。

  （《富贵神仙》）
  谁与我劝劝打更人，也叫他行点好，流水 把更打尽。

  （《翻魇殃》）
  大姐见他吐了血，流水 应承着。

  （《禳妒咒》）
  咱流水 走罢，我还待家里等我那老相厚的哩。（十四回）
  【例七】“头信”，“投信”，“投性”（爽性，索性）
  （《醒世姻缘》）
  （1）咱头信 很他一下，己（给）他个翻不得身。（十五，9）

  （2）投信 不消救他出来，叫他住在监里。（十八，6）

  （3）放着这戌时极好，可不生不来，投性 等十六日子时罢。（廿一，7）

  （《幸云曲》）
  这奴才们笑我，我头信 妆一妆村给他们看看。

  （《禳妒咒》）
  割了头，碗那大小一个疤，投信 我掘他妈的，要死就死，要活就活。（十回）

  【例八】“善查”，“善茬”（好对付的人）
  （《醒世姻缘》）
  （1）那个主子一团性气，料得也不是个善查 。（三九，7）

  （2）咱那媳妇不是善茬 儿，容他做这个？（七，6）（字典上“茬”字音槎，与查字同音。）
  （3）大爷也拇量那老婆不是个善茬 儿，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谷价。（十，20）

  （《富贵神仙》）
  原来那方二相公也不是个善查 。

  （《慈悲曲》）
  看着那赵家姑姑也不是善查 。

  【例九】“老獾叨”

  （《醒世姻缘》）
  （1）只是俺公公那老獾叨 的唂唂哝哝，我受不的他琐碎。（六四，10）

  （2）我咬了他下子，老獾儿叨的 还嗔我咬了他儿。（七三，18）

  （《墙头记》）
  王银匠，老獾叨 ，合咱爹，久相交，头发根儿尽知道。

  【例十】“扁”，“贬”（偷藏，暗藏）
  （《醒世姻缘》）
  （1）连那三成银子尽数扁 在腰里。（七十，6）

  （2）粮食留够吃的，其余的都粜了银钱，贬 在腰里。（五三，17）

  （《墙头记》）
  老头子筋节的紧，我看他扁 了那里去。

  （《翻魇殃》）
  果然着他粜一石，他就粜三石，大腰贬 着钱去赌博。

  【例十一】“偏”，“谝”（夸耀）

  （《醒世姻缘》）
  这腊嘴养活了二三年，养活的好不熟化。情管在酒席上偏 （原注“上声”）拉，叫老公公知道，要的去了。（七十，12）

  （《幸云曲》）
  （1）这奴才不弹琵琶，光谝 他的汗巾子，望我夸他。

  （2）这奴才又谝 他的扇子哩。

  【例十二】“乍”（狂）
  （《醒世姻缘》）
  素姐说：“小砍头的！我乍 大了，你可叫我怎么一时间做小服低的？”（九八，17）

  （《俊夜叉曲》）
  老婆不要仔顾乍 ！

  （《幸云曲》）
  （1）跌了个仰不蹅，起不来，就地扒，王龙此时才不乍 。

  （2）秀才说话就恁么乍 。

  （《寒森曲》）
  当堂说了几句话，歪子诈 的头似筐，一心去告人命状。

  【例十三】“照”，“朝”（挡，招架）

  （《醒世姻缘》）
  （1）你又是个单身，照 他这众人不过。（廿，1）

  （2）我们有十来个人，手里又都有兵器，他总然就是个人，难道照 不过他？（二八，8）

  （3）要是中合他照 ，陈嫂子肯抄着手，陈哥肯关着门？（八九，15）

  （《幸云曲》）
  （1）不是我夸句海口，调嘴头也照 住他了。

  （2）宝客王龙朝 不住，常往手里去夺车。

  （《寒森曲》）
  （1）你若不能把他朝 ，还得我去替你告。

  （2）摸着嗓了只一刀，他还挣命把我照 。

  （《姑妇曲》）
  您婆婆宜量什么好！不照 着他，他就乍了毛！
  【例十四】“长嗓黄”（噤了喉咙）

  （《醒世姻缘》）
  （1）你两个是折了腿出不来呀，是长了嗓黄 言语不的？（九四，16）

  （2）不叫我去，你可也回我声话，这长嗓黄 一般不言语就罢了么？（九七，14）

  （《幸云曲》）
  你好似长嗓黄 ，把个尸丢在床，不知你上那里撞。

  胡鉴初先生举的例子还多着哩。但我想这十四组的例子，很够用了。

  有人说，这些例子至多只可以证明《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蒲松龄的同乡，未必就能证明《醒世姻缘》也是蒲松龄作的。

  我不承认这个说法。大凡一个文人用文字把土话写下来时，遇着不常见于文字的话头，就随笔取同音的字写出来，在一个人的作品里，尚且往往有前后不一致的痕跡；今天用的字，明天记不清了，往往用上同音不同形的字。今天用了“王八”，明天也许用“忘八”；今天用了“妈妈虎虎”，明天也许用“麻麻糊糊”；今天用“糊涂”，明天也许用“胡涂”，后天也许用“鹘突”。一个人还不容易做到前后一致，何况两个不同的作家的彼此一致呢 ？我们研究《醒世姻缘》里的一些特别土语，在这一部近百万字的大书里，也偶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写法，如“待中”偶然写作“待终”；“魔驼”偶然写作“魔陀”。这都可见统一的困难。然而我们把这几十条最特别的例子合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土语的写法在《醒世姻缘》和那十几种聊斋曲文里都可以说是彼此一致的 。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最不好懂的奇特土话却有彼此最一致的写法，如“乍”，如“出上”，如“老獾叨”，如“长嗓黄”，如“探业”。（二）《醒世姻缘》里如有两三种不同的写法，聊斋曲文里也有两三种不同的写法 ，如《醒世姻缘》里“扁”或作“贬”，曲文里也有“扁”，“贬”两种写法；如《醒世姻缘》里“头信”或作“投信”，或作“投性”，曲文里也有“头信”，“投信”两种写法；如《醒世姻缘》里“遭子”（一会儿的意思；此例上文未举）或作“造子”，曲文里也有“遭子”和“臊子”两种写法。这种彼此一致的写定土话，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两个人彼此互相钞袭的，也决不是两个人同钞一种通行的土话文学的 。偶然的暗合决不能解释这么多的例子的一致。一部不风行的小说和十几种未刻的曲文决没有彼此互相钞袭的可能（在蒲松龄未死时，《醒世姻缘》大概还没有刻本；那么两组未刻的作品更没有互钞的可能了）。在蒲松龄以前，并没有淄川土话文学的通行作品，所以《醒世姻缘》和聊斋曲文的土话的写法决非同是根据已有的土话文学的（我们试用那山东白话的《金瓶梅》来作比较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金瓶梅》里有过的）。

  把这些可能的结论都一一排除之后，我们不能不下这个结论：从《醒世姻缘》和聊斋的十几种曲文里的种种文字学上的证据看来，从这两组作品里的最奇特的土话的一致写法看来，我们可以断定《醒世姻缘》是蒲松龄的著作 。

  七　余　论

  我在四五年前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说《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几年来的证据都帮助我证明这书是蒲松龄作的。这些证据是：

  （1）《醒世姻缘》写的悍妇和《聊斋志异》写的一些悍妇故事都很像有关系。尤其是《江城》篇的命意与布局都和《醒世姻缘》相符合。

  （2）《骨董琐记》引鲍廷博（生一七二八——死一八一四）的话，说蒲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

  （3）孙楷第先生用《济南府志》及淄川，章邱两县的县志来研究《醒世姻缘》的地理和灾荒，证明这部小说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时代在崇祯与康熙之间。蒲松龄最合这些条件，他用章邱来写淄川，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用天长，五河来写全椒是同样的心理。

  （4）新发见的聊斋白话曲本证明蒲松龄是能做写实的土话文学的作家。

  （5）胡鉴初先生用聊斋的十几种曲本的特别土话来比较《醒世姻缘》里的特别土话，使我们能从文字学上断定《醒世姻缘》的作者必是蒲松龄。

  这些证据，我认为很够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推测蒲松龄著书的用意。

  蒲松龄那样注意怕老婆的故事，那样卖力气叙述悍妇的故事，免不得叫人疑心他自己的结婚生活也许很不快乐，也许他自己就是吃过悍妇的苦痛的人。但我们现在读了他的妻子《刘孺人行实》，才知道她是一个贤惠妇人，他们的结婚生活是同甘苦的互助生活；他们结婚五十六年，她先死两年（一七一三），聊斋先生不但给她作佳传，还作了许多很悲恸的悼亡诗。诗中有云：
  分明荆布搴帏出，彷彿频呻入耳闻。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

  又云：

  烛影昏黄照旧帏，衰残病痛复谁知？伤心把盏浇愁夜，苦忆连床说梦时。无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已泪如丝。生平曾未开君箧，此日开来不忍窥。

  又云：

  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又有《过墓作》云：

  ……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汝坟即我坟，胡乃先著鞭？只此眼前别，沉痛摧心肝。

  又有诗云：

  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而笑。急张目，则梦也。

  一自长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梦君来。忽然含笑搴帏入，赚我矇眬睡眼开。

  这种老年的哀悼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好。

  但《刘孺人行实》一篇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蒲家门里确有一两位不贤的妇人，是聊斋先生少年时代亲自领略过的。《行实》说：

  〔孺人〕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勃溪也。太孺人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疑姑有偏私，频侦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即庶子亦抚爱如一，无瑕可蹈也。然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处士公曰，“此乌可久居哉！”乃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者，而孺人嘿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孺人薙荆榛，觅佣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聊分外内；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

  这段文章写刘孺人的贤劳，同时也写出了聊斋先生的大嫂（冢妇）的可怕。这位大嫂大概已被她的小叔子搜进《醒世姻缘》里配享去了。

  但蒲家的冢妇决不是江城和素姐的真身，因为聊斋先生曾留下一封书札，使我们知道素姐的真身是一位王家的太太。去年我得读三种本子的《聊斋文集》，一种是坊间的石印本，一种是清华大学藏的旧钞本，一种是马立勋先生钞本。清华本有一篇《与王鹿瞻》的书札，是很严厉的责备的话，全文如下：
  客有传尊大人弥留旅邸者 ，兄未之闻耶！其人奔走相告，则亲兄爱兄之至者矣。谓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闻于帷房之中，履及于寝门之外。即属讹传，亦不敢必其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而所遭不淑，同人犹或谅之 。若闻亲讣，犹俟棋终，则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请速备材木之资，戴星而往，扶榇来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闻君诸舅将有问罪之师 ，故敢漏言于君，乞早自图之。若俟公函一到，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 。涕泣相道，惟祈原宥不一。

  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王鹿瞻的妻子是一个很可怕的悍妇，闹的把他的父亲赶出门去，“云水茫茫，莫可问讯”，使他成为“千人之所共指”；有人来报说他父亲死在客中，他还不敢去奔丧；所以蒲松龄写这封极严厉的责问书，警告他将有“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的危险。这位王鹿瞻明明是《马介甫》篇的杨万石的真身，也就是高蕃，狄希陈的影子。

  王鹿瞻的事实已不可考了，但我们知道他是蒲松龄的好朋友，他们都是郢中诗社的创始社员。《聊斋文集》（清华藏本与马氏钞本）有《郢中社序》云：

  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沦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燕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这样看来，王鹿瞻也是一个能做诗的文人，能和李尧臣（希梅），张笃庆（历友），蒲松龄一班名士往来倡和，决不像狄希陈那样不通的假秀才。大概他的文学地位近于《江城》篇的高蕃，逐父近于《马介甫》篇的杨万石，而怕老婆的秀才相公则是兼有高蕃，杨万石，狄希陈三位的共同资格了。

  大概蒲松龄早年在自己家庭里已看饱了他家大嫂的悍样，已受够了她的恶气；后来又见了他的同社朋友王鹿瞻的夫人的奇悍情形，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他发愤要替这几位奇悍的太太和她们压的不成人样的几个丈夫留下一点文学的记录。他主意已定，于是先打下了几幅炭画草稿，在他的古文《志异》里试写了一篇，又试一篇；虚写了几位，又实写了几位。他写下去，越写越进步了；不光是描写悍妇了，还想出一种理论上的解释来了。

  我们试取《马介甫》，《邵女》，《江城》三篇来作比较。《马介甫》篇大概是为王鹿瞻的家事做的；一班淄川名士看着王鹿瞻怕老婆怕的把老子也赶跑了，他们气愤不过，纷纷议论这人家的怪事。于是蒲松龄想出这篇文章来，造出一个狐仙马介甫来做些大快人心的侠义行为，又把那悍妇改嫁给一个杀猪的，叫她受种种虐待。这班秀才先生看了这篇，都拍手叫痛快。但一位名士毕世持还不满足，说这篇文章太便宜了那位杨万石了，所以他又在末尾添上几行，把那位怕老婆的丈夫写的更不成个人样。这样一来，这班秀才相公们对于王鹿瞻家的“公愤”总算发泄了。

  但蒲松龄先生还不满足，他想把这种事件当作一个社会问题看，想寻出一个意义来 ：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变成这样穷凶极恶呢？为什么做丈夫的会忍受这样凶悍的待遇呢？这种怪现状有什么道理可解释呢？这种苦痛有什么法子可救济呢 ？

  《邵女》一篇就是小试的解释。在这一篇里，聊斋认定悍妒是命定的，是由于“宿报”的，是一点一滴都有报应的。如金氏虐杀两妾，都是“宿报”；她又虐待邵女，邵女无罪，故一切鞭挞之刑，以及一烙二十三针，都得一一抵偿。在邵女的方面，她懂得看相，自己知道“命薄”，所以情愿作妾，情愿受金氏的磨折，“聊以泄造化之怒耳”。这都是用命定和宿报之说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邵女》一篇的解释还不能叫读者满意。金氏杀两妾是“宿报”，宿报就不算犯罪了吗？邵女自知“命薄”，这是命定的；她却能用自由意志去受磨折，让金氏“烙断晦纹”，薄命就成了福相了。究竟人生福禄是在“命”呢？还是在“相”呢？邵女能不能自己烙断自己的晦纹呢？邵女命薄该受罪，那么，金氏虐待她有何罪过呢？岂不是替天行“命”吗？金氏替邵女烙断了晦纹，把薄命变成福命，又岂不是有功于她吗？为什么还得抵偿种种虐待呢？

  《江城》一篇，就大不同了。作者似乎把这个问题想通澈了 ，索性只承认“宿报”一种解释。故《江城》的解释只是“此是前世因，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为也”。篇末结论云：

  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

  这竟是定下了一条普遍的原则，把人世一切夫妇的关系都归到了“果报”一个简单原则之内 。这竟成了一种婚姻哲学了！

  这个解释，姑且不论确不确，总算是最简单，最彻底，最容易叫人了解，所以可说是最满意的解释。蒲松龄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到了中年，又把那篇不满三千字的《江城》故事放大了二十四倍，演成了一部七万字的戏曲，题作《禳妒咒》。

  他到了晚年，阅历深了，经验多了，更感觉这个夫妇问题的重要，同时又更相信他的简单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于是又把这个《江城》故事更放大了，在那绝大的人生画布上，用老练的大笔，大胆的钩勒，细致的描摹，写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小说，题作《醒世姻缘传》，比那原来的古文短篇放大了三百三十倍！
  他做《禳妒咒》时，还完全沿用《江城》故事，连故事里的人物姓名都完全不曾改动。但他改作《醒世姻缘》小说时，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的描写未免太细腻了，未免太穷形尽相了，所以他决心不用他的真姓名。他用了“西周生”的笔名，所以他不能不隐讳此书与《聊斋志异》的关系了。况且这书中把前后两世的故事都完全改作过了，也有重换人物姓名的必要。所以《江城》故事里的人物姓名一个也不存留了。

  然而《江城》的故事，经过一番古文的写法，又经过一番白话戏曲的写法，和作者的关系太深了，作者就要忘了他，也忘不了。所以他把《江城》故事的人物改换姓名时，处处都留下一点彼此因袭的痕跡。试看：
  江城姓樊，而《醒世姻缘》的主角是薛素姐，岂不是暗拆“樊素”的姓名？江城的丈夫名高蕃，而素姐的丈夫名狄希陈。狄希陈字友苏，固然是暗指苏东坡的朋友，那位怕老婆的陈季常；但“希陈”也许原来是因高蕃而想到陈蕃哩。

  高蕃的父亲名高仲鸿。而狄希陈的父亲名狄宾梁，岂不是暗拆“梁鸿”的姓名呢？高蕃恋一妓女，名谢芳兰，而狄希陈最初恋爱的妓女名孙兰姬，似乎也不无关系。

  《江城》故事里的人物，有姓名的只有五个（其一为王子雅），而四个都像和《醒世姻缘》里相当的人物有因袭演变的关系，这也许不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都是由于心理上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吧？

  《醒世姻缘》的人物虽然改了姓名，换了籍贯，然而这部大书的全部结构仍旧和那短篇的《江城》故事是一样的，也完全建筑在同样一个理论之上。江城的奇悍是由于前世因，素姐的奇悍也是由于前世因。在两书里，这种前世冤业同是无法躲避的，是不能挽救的，只有祈求佛力可以解除。《醒世姻缘》的“引起”里说：
  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参看本文第一节）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宗教信仰！然而这位伟大的蒲松龄，从中年到晚年，终不能抛弃这个迷信，始终认定这个简单的信仰可以满意的解答一切美满的姻缘和怨毒的家庭。那些和好的夫妻都是：

  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

  那些仇恨的夫妻都是因为：
  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妇。

  这个根本见解，我们生在二百多年后的人不应该讪笑他，也不应该责怪他。我们应该保持历史演化的眼光，认清时代思潮的绝大势力；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总不能完全跳出他那时代的思想信仰的影响。何况蒲松龄本来不是一个有特别见识的思想家呢？

  蒲松龄（生于一六四〇，死于一七一五）虽有绝高的文学天才，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思想家。他的《聊斋志异》《自序》里曾说他自己“三生石上，颇悟前因”，因为，他说：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贴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栖止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
  他自信是一个和尚来投生的，所以他虽是儒生，却深信佛法，尤其相信业报之说，和念佛解除灾怨之说。一部《聊斋志异》里，说鬼谈狐，说仙谈佛，无非是要证明业报为实有，佛力为无边而已。难怪他对于夫妇问题也用果报来解释了。

  其实《醒世姻缘》的最大弱点正在这个果报的解释 。这一部大规模的小说，在结构上全靠这个两世业报的观念做线索，把两个很可以独立的故事硬拉成一块，结果是两败俱伤。其实晁，狄两家的故事都可以用极平常的，人事的，自然的事实来作解释。因为作者的心思专注在果报的迷信，所以他把这些自然的事实都忽略过了；有时候，他还犯了一桩更大的毛病：他不顾事实上的矛盾，只顾果报的灵验。例如晁源的父亲是一个贪官，是一个小人，他容纵一个晚年得来的儿子，养成他的种种下流习性，这是一件自然的事实。晁源的母亲，在这小说的开端部分，并不见得是一个怎样贤明的妇人；如第一回说“其母溺爱”；又说晁源小时不学好，“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第七回竟是大书“老夫人爱子纳娼”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实。但作者到了后来，渐渐把这位晁夫人写成了一个女中圣贤，做了多少好事，得着种种福报。这样一个女圣人怎么会养成晁源那样坏儿子呢？这就成了一件不自然的怪事了。

  关于狄家的故事，作者也给了我们无数的自然事实，尽够说明这家人家的历史了。狄希陈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叫人敬重的男人：家庭教育不高明，学堂教育又撞在汪为露一流的先生的手里，他的资质最配做个无赖，他的命运偏要他做个秀才，还要他做官！他的秀才，谁不知道是别人替他中的？偏不凑巧，他的枪手正是他的未婚夫人的兄弟。这样一只笨牛，学堂里的笑柄，考棚里的可怜虫，偏偏娶了一位美貌的，恃强好胜的，敢作敢为的夫人。他还想受她的敬重吗？他还想过舒服日子吗？素姐说：

  我只见了他，那气不知从那里来！

  她若是知道了一点“心理分析”，她就会明白那气是从那里来的了。气是从她许配狄家“这们个杭杭子”起的。狄婆子不曾说吗？

  守着你两个舅子，又是妹夫，学给你丈人，叫丈人丈母恼不死么？

  两个舅子也许不敢学给薛教授听，可是他们一定不肯放过他们的姐姐，天天学他们姐夫的尊样给她听，取笑她，奚落她，叫她哭不得，笑不得，回嘴不得，只好把气往自己胸脯里咽。她不咽，有什么法子呢？她好向爹娘提议退亲吗？咽住罢，总有出这口气的一天！
  其实连心理分析都用不着，只消一点点“遗传”的道理就够了。薛素姐自己骂她婆婆道：
  “槽头买马看母子”，这们娘母子也生的出好东西来哩？（五二回，页10）

  这就是遗传的道理。素姐自己的生母龙氏是一个下贱的丫头，她的女婿这样形容她：

  我见那姓龙的撒拉着半片鞋，拉着两只蹄膀，倒是没后跟的哩！要说那姓龙的根基，笑吊人大牙罢了！（四八回，页12）

  她生的两个大儿子，禀受母性的遗传还少，又有贤父明师的教育，所以都成了好人。素姐是个女儿，受不着教育的好处，又因长在家门里，免不了日夜受她那没根基的生母的薰陶。遗传之上加了早年的恶劣薰染，造成了一个暴戾的薛素姐：这是最自然的解释。

  薛教授说的最中肯：

  叫我每日心昏，这孩子可是怎么变得这们等的？原来是这奴才（龙氏）把着口教的！你说这不教他害杀人么！要是小素姐骂婆婆打女婿问了凌迟，他在外头剐，我在家里剐你这奴才！（四八回，18）

  这个自然的解释，比蒲松龄的果报论高明多了。作者在这书里曾经好几次用气力描写龙氏的怪相（四八回，17——18；五二回，14，又21；五六回，7——9；五九回，10，又22；六十回，9——12；六三回，10——11，又13；六八回，18；七三回——七四回），我们若要懂得薛素姐，必须先认识这位龙姨。我们看她的盛妆：

  龙氏穿着油绿绉纱衫，月白湖罗裙，纱白花膝裤，沙蓝绸扣的满面花弯弓似的鞋，从里边羞羞涩涩的走出来。（五九，10）

  我们听她的娇声：
  贼老强人割的！贼老强人吃的！贼老天杀的！怎么得天爷有眼死那老砍头的！我要吊眼泪，滴了双眼！从今以后，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我抛你家的米，撒你家的面，我要不豁邓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龙家的丫头！（四八，18）

  我们听狄员外对她说：
  你家去罢！你算不得人呀。（七三，21）

  这还不够解释狄希陈的令正吗？还用得着那前世业报的理论吗？
  童寄姐的为人，更容易解释了。她也正是那黑心的童银匠和那精明能干的童奶奶的闺女，碰着了狄希陈那样颟顸的男子，她不欺负他，待欺负谁！这还用得着前世的冤孽吗？

  话虽如此说，我们终不免犯了“时代倒置”的大毛病。我们错怪蒲松龄了。这部书是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我们不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去批评他。徐志摩说的最好：
  这书是一个时代（那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我们的蒲公才是一等写实的大手笔！
  他要是谈遗传，谈心理分析，就算不得那个时代的写生了。那因果的理论的本身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我们的蒲公是最能了解这个夫妻问题的重要的；他在“引起”里告诉我们，孟夫子说君子有三件至乐之事，比做皇帝还快乐；可是孟老先生忽略一个更基本的一乐：依作者的意见，

  还得再添一乐，居于那三乐之前，方可成就那三乐之事。若不添此一乐，总然父母俱存，搅乱的那父母生不如死；总然兄弟无故，将来必竟成了仇雠；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品格，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你道再添那一件？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

  这样承认贤德妻房的“第一要紧”，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蒲公的高见。然而这位高见的蒲公把这个夫妻问题提出来研究了一世的工夫，总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太奇怪了，太没有办法了；人情说不通，法律管不了，圣贤经传也帮不得什么忙。他想了一世，想不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来，只好说是前世的因果；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两部书，寻不出一个满意的救济方案来，只好劝人忍受，只好劝人念佛诵经。

  这样不成解释的解释，和这样不能救济的救济方案，都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料，文化史料。我们生在二百多年后，读了这部专讲怕老婆的写实小说，都忍不住要问：为什么作者想不到离婚呢？是呀！为什么狄希陈不离婚呢？为什么杨万石不离婚呢？为什么高蕃休了江城之后不久又复收她回来，为什么她回来之后就无人提议再休她呢？为什么《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里的痛苦丈夫都只好“逃妇难”而远游，为什么想不到离婚呢？现今人人都想得到的简单办法，为什么那时代的人们都想不到，或不敢做，或不肯做呢？

  《醒世姻缘》里有几处地方提到“休妻”的问题，都是社会史料。第一是晁源要休计氏（八回），理由是说她“养和尚道士”。晁源对他丈人说：

  你女诸凡不贤惠，这是人间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女儿越发干起这事（养和尚道士）来了。……请了你来商议，当官断己（给）你也在你，你悄悄领了他去也在你。

  这一番话很可注意。依明朝的法律：
  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杖六十），追还完聚。

  又有条例说：
  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出之理，不得辄绝。犯奸者不在此限。

  清朝初年修《大清律例》，全依此文。七出之条虽然很像容易出妻，但是有了“三不去”的消极条件（一，曾经夫家父母之丧；二，夫家先贫贱，后富贵；三，女人嫁时有家，出时已无家可归），那七出之条就成了空文了。晁源家正犯了三不去的第二条所以不能休妻，只有“犯奸”一项罪名可以提出，想不到计氏是个有性气的妇人，不甘冒这恶名，所以宁可自杀，不肯被休。

  第二件是薛素姐在通仙桥上受了一班光棍的欺辱，又把狄希陈的胳脯咬去了一大块肉，狄员外气极了，要他儿子休妻（七三回）。可是后来狄员外又对龙氏说：
  要我说你闺女该休的罪过，说不尽！说不尽！如今说到天明，从天明再说到黑，也是说不了的。从今日休了，也是迟的！只是看那去世的两位亲家情分，动不的这事。刚才也只是气上来，说说罢了。

  素姐并没有三不去的保障，然而狄员外顾念死友的“情分”，终不肯走这一条路。

  第三是龙氏要她儿子薛如兼休妻（七三回），她儿子回答道：

  休不休也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这是俺爹娘与我娶的，他替爹合娘（嫡母）持了六年服，送的两个老人家入了土，又不打汉子，降妯娌，有功无罪的人，休不的了！

  这是说他媳妇“无应出及义绝之状”，所以是“休不的了”。

  第四是更可注意的一件事。素姐打了狄希陈六七百棒槌，又用火烧他的背脊，两次都几乎送了他的性命。成都府太尊知道了，叫狄希陈来，逼他补一张呈子，由官断离，递解回籍（九八回）。这真是狄友苏先生脱离火坑的绝好机会了。然而他回到衙门里，托幕宾周相公起呈稿，周相公是每日亲自看见狄家的惨剧的，偏偏坚决的不肯起稿，说：

  这是断离的呈稿，我是必然不肯做的。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 。

  他说出了一大串不该休妻不该替人写休书的理由，最后的结论是：
  如此看来，这妻是不可休的，休书也是不可轻易与人写的。这呈稿我断然不敢奉命。

  按《大明律》（《大清律》同），离婚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法律有强迫离婚的条文：
  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

  从表面上看来，这条文可算是鼓励离婚了。但这条文细看实在很有漏洞。“不相和谐”即可以离婚，岂非文明之至？然而必须“两愿离”方才不犯法。在那个女子无继承财产权又无经济能力的时代，弃妇在母家是没有地位的，在社会是不齿于人类的，所以“两愿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除非女家父母有钱并且愿意接她回家过活。两愿离既不可能，只好一方请求离婚，由官断离了。然而怎样才算是“义绝”呢？律文并无明文，只有注家曾说：

  义绝而可离可不离者，如妻殴夫，及夫殴妻至折伤之类。义绝而不许不离者，如纵容抑勒与人通奸，及典雇与人之类。（《大清律例辑注》）
  夫殴妻“非折伤，勿论”，所以此条必须说“夫殴妻至折伤”。至于“妻殴夫”，一殴就犯大罪了。律文说：

  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

  依此律文，素姐不但应该断离，还可以判定很重的刑罚。所以周相公对她说：
  太尊晓得，……差了人逼住狄友苏，叫他补呈要拿出你去，加你的极刑，也要叫你生受，当官断离，解你回去。

  这并不是仅仅吓骗她的话。所以素姐也有点着慌了，她只好说好话，赌下咒誓，望着狄希陈拜了二十多年不曾有过的两拜，认了“一向我的不是”。居然这件断离案子就这样打消了。

  这件案子的打消，第一是因为周相公的根本反对休妻，第二是因为素姐自认改悔，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童寄姐说的：

  你见做着官，把个老婆拿出官去当官断离，体面也大不好看。

  其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原因。痛苦是小事，体面才是大事！岂但狄经历一个人这样想？天下多少丈夫不是这样想的吗？
  所以《醒世姻缘》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蒲松龄相信狐仙，那是真相信；他相信鬼，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前生业报，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妻是休不得的”，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家庭的苦痛除了忍受和念佛以外是没有救济方法的，那也是真相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普遍的信仰，都是最可信的历史。

  读这部大书的人，应该这样读，才可算是用历史眼光去读古书。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自然会承认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不但是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后　记　一
  我本想在这篇序里，先考证作者是谁，其次写一篇蒲松龄的传记，其次讨论这书的文学价值，其次讨论这书的史料价值。不料我单做考证，就写了三万字，其余的部分都不能做了。

  关于蒲松龄的传记，将来我大概可以补作。现在我先把几件传记材料钞在后面作附录。

  关于《醒世姻缘》的文学价值，徐志摩先生在他的长序里已有很热心并且很公平的评判了。志摩这篇序，长九千字，是他生平最长的，最谨严的议论文字。今年七月初，我把他关在我家中，关了四天，他就写成了这篇长序。可惜他这样生动的文字，活泼的风趣，聪明的见解，深厚的同情，我们从此不能再得了！我痴心妄想这篇长文不过是志摩安心做文学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开始；谁也料不到我的考证还不曾写到一半，他已死了！

  回想八年前（一九二三），我们同住在西湖上，他和我约了一同翻译曼殊斐儿的小说，我翻了半篇，就搁下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尝试。这一次翻印《醒世姻缘》，他做文学的批评，我做历史的考据，可算是第二次的合作，不幸竟成了最后一次的合作了！
  志摩死后二十四日，适之
  后　记　二

  我从前曾引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一条，记鲍廷博说蒲松龄是《醒世姻缘》小说的作者。我当时曾写信去问邓先生鲍廷博的话见于何书，邓先生已不记得了。

  今年八月，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从广西贵县寄信来，说，邓先生那一条琐记的娘家被他寻着了，原来在《昭代丛书》癸集杨复吉的《梦阑琐笔》里（页五三），全文如下：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一七六五），丙戌（一七六六）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易箦时，自知其托生之所。后登乙榜而终（原注：“留仙后身平阳徐昆，字后山，登乡榜，撰有《柳崖外编》。亦以文云”）。岁庚子（乾隆四五，一七八〇），赵太守之子曾与留仙之孙某遇于棘闱，备述其故；且言《志异》有未刊者数百余篇，尚藏于家。

  此中关于蒲留仙的后身一段神话，我在考证里已指出他的谬误了。蒲留仙被人告讦，至于革去秀才，这一段也不可信，我也说过了。但是这一条记载的重要在于证明鲍廷博确指蒲留仙为《醒世姻缘》的作者。鲍廷博是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的人，他的话一定是从赵起杲得来的。赵是山东莱阳人，这话至少代表山东人在当时的传说。

  《梦阑琐笔》的著者杨复吉是震泽人，字列欧，号慧楼，乾隆庚寅（一七七〇）举人，辛卯（一七七一）进士，曾续辑《昭代丛书》的丁，戊，己，庚，辛，五集。据《疑年补录》，他生于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死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与鲍廷博（生一七二八——死一八一四）正同时，又是很相熟的朋友。《琐笔》中两次记乾隆壬寅（一七八二）鲍廷博到他家中去访他。他记的话应该是他亲自听鲍廷博说的，其时去蒲松龄死时（一七一五）不过六十多年，虽然其中已夹有神话的成分，还可算是很重要的证据。我很感谢罗尔纲先生替我寻着这一件很重要的材料。

  一九三二，八，二十夜

  《东京大连所见中国

  小说书目提要》序
  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他在这几年之中，编纂中国小说书目，著录的小说有八百余种之多。他每记载一种书，总要设法访求借观，依据亲身的观察，详细记载板刻的形式与内容的异同。这种记载便是为中国小说史立下目录学的根基。这是最稳固可靠的根基，因为七八百年中的小说发达史都可以在这些板本变迁沿革的痕跡上看出来。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

  他在北平所亲见的小说，已很多了。但他还不满足，所以去年九月亲到日本去看中国小说。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他在东京工作了两个月，又在大连工作了五日，都是专心壹志的猛干，所以能在短时期中记录了这七卷的《东京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这两处——尤其是东京——所藏的中国小说古本的绝大重要，孙先生在他的自序和缘起里都说过了，无须我来申说。我只要请读此书的人回想十四五年前我开始作小说考证时，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种《水浒传》，一种《三国演义》，两种《西游记》，一种《隋唐演义》。在这十几年之中，国内已发见的《水浒传》，有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孙先生此书中记载的《水浒传》明刻本竟有六种之多。有了这许多本子的详细记载，我们方才可以作《水浒》演变史的精密研究了。《三国演义》的历史，近年来全靠日本所藏的几个古本的帮助，我们差不多可以知道从元朝到清初三国故事的演变了。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而孙先生在日本所见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先生印行的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隋唐演义》与《封神传》等书，向来在国内都没有古本子，所以我们都无从试探他们成书的历史；现在有了孙先生所见各种古本的记载，这种研究都可以开始了。我们试回想十五年前，我们讨论中国短篇小说，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观》作例子；十五年来，“三言”，“二拍”与《古今小说》都先后出现，我们方才明白短篇小说在当时发达的状况；而这些书的保存与出现，都靠日本宫廷与私家的收藏。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方才可以了解孙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说的使命的重大。

  试举《隋唐演义》一书为例。国内通行之《隋唐演义》皆是褚人获重编之本。近年始有人注意到林瀚编的《隋唐演义》。但因为这两部书的内容太不相同了，我们竟无从明了他们的因革关系，也不能知道褚人获怎样能从一部很幼稚的通俗讲史变成一部很有文学趣味的小说。但我们读了孙先生的书目，自然会明白《隋唐演义》的历史了。孙先生在东京见了五种《隋唐演义》，在大连又见了一部《隋史遗文》：
  （1）熊钟谷编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九十节。（嘉靖癸丑杨氏清江堂刊本）
  （2）余应鳌编的《唐国志传》八卷。（余氏三台馆刊本）
  （3）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十九节。（万历〔？〕癸巳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4）徐文长评《唐传演义》八卷九十节。（万历庚申武林藏珠馆刊本）
  以上四种，依孙先生的考定，实在只是一部书，其内容文字都相同，大意是记唐朝开国的事，起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终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这是《隋唐演义》的一个祖本。

  （5）《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万历己未，金阊龚绍山绣梓）。

  这本子有假托杨慎的序，又有林瀚的序。林序也是假托的，序中说他得罗贯中原本，重编为十二卷。此书虽假托于正德一朝的名人，孙先生考定为用熊钟谷本作底本而扩充成书的：前面略加几回隋朝故事，中间叙述瓦岗寨的英雄较为详细，后面增补唐太宗以后的史事直到僖宗为止。这也是《隋唐演义》的一个祖本。

  （6）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名山聚藏板，有崇祯癸酉袁于令序）
  这书专记隋末瓦岗寨的好汉，用秦叔宝作中心。孙先生从每回后的总评里考出此书之前尚有一种“旧本”，大概是当时说话人所演讲，袁于令取市人话本，稍加增改，作成此书。这是《隋唐演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祖本。

  我们试再翻开《隋唐演义》的褚人获自序，看他说：
  《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此指书中末回的仙证故事）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褚氏叙述他的新本的来历，本是很忠实，很明白的。然而我们若不曾读孙先生所记载的各种本子的内容，我们就不会看懂这一段自序，因为我们就不懂得序中说的“遗文”即是《隋史遗文》，也就不懂得袁于令和这部书的关系，更不知道熊钟谷本与林瀚本的关系。现在我们有了孙先生记载的材料，方才可以推知《隋唐演义》的演变史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一部小说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孙先生的小说目录学在小说史学上的绝大重要了。没有这些古本小说的详细记载，我们决无从了解一部小说的历史。必须先知道了《古今小说》，“三言”，“二拍”的内容，然后可以知道《今古奇观》所收的各篇都是从这几部短篇小说丛书里选出来的。必须先知道褚人获以前的隋唐故事旧本，然后可以了解褚本《隋唐演义》的真正历史地位。《水浒》，《西游》，《三国》，《封神》，《说岳》，《英烈传》，《平妖传》等书的历史的考证，必须从新建筑在孙先生现在开始建立的小说目录学的新基础之上。

  一九三二，七，二四
  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关于蒲松龄的事蹟，最早的记载是张元作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不幸诸书引此篇，都不是全钞原文，往往有妄删妄改之处，又往往有误钞之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笑话。去年淄川的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的墓上寻得此碑，拓了一份寄给我，我拿来细校各种传本，知道路先生的拓本每行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路先生接到了我的信，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他冒大风去挖土拓碑，“水可结冰，蜡墨都不能用；往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此碑正文凡十五行，每行五十字，共六百七十六个字。碑阴刻蒲松龄夫妇的生死年月日时，和他的著作目录。下刻奉祀男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玄孙一人的名字。

  碑文中说蒲松龄死时“享年七十有六”，与《山左诗钞》及《淄川志》所记相合，可证各本作“年八十六”之误。这一字之误，关系不小。前几年有一个妄人捏造了二百多首假诗，托名为“聊斋诗集”，石印行世，其中有五首诗，全是根据这一个误字假造出来的（看我的《辨伪举例》）！

  《山左诗钞》摘钞此碑，中有一句云：

  少与同邑李希梅及从父历友结郢中诗社。

  清末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聊斋文集》附有节本墓表，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

  这里“历视”是人名，“友”是动词，“旋”是表时间的副词。坊间石印本《聊斋文集》是翻印扶轮社本的，编者熟读《聊斋志异》，知道张历友是人名，所以把此句改为：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

  这里改“视”为“亲”，作动词用，文理也可通。但现在我们看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

  原本有“诸先生”三字，所以一望可知“历友，视旋”是两个人名。《山左诗钞》的诗人有张笃庆，字历友；张履庆，字视旋。“视旋”之字出于《周易》履卦的“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后来抄写本删去“诸先生”三字，所以后人不知“视旋”也是人名，就有种种妄钩妄改的读法了。我们若不曾亲见拓本，决不会发现这一句的错误。这个小小的故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校勘之学必须搜求最早最好的底本。没有最古的底本，单凭私人的小聪明去猜测，去妄改，那是猜想的校勘，不是科学的校勘。

  可是我们翻看此碑的背阴，又使我们得着一个反面的教训！这个教训是：碑上刻的字也可以有错误。碑阴刻的是：

  父生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时，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

  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时。

  这里分明有两三个错字。蒲松龄死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正月二十二日，年七十六，见于墓表，很清楚的。从康熙五十四年推上去，他的生年应该是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清华大学所藏旧抄本《聊斋全集》中有《降辰哭母》诗，其中有云：
  老母呼我坐，大小绕身旁。……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淄川马立勋抄本也有此诗）
  这可证碑阴的“崇祯十五年”当作“十三年”。

  还有他的夫人死的月是八月二十六日，不是九月二十六日。文集中有《元配刘孺人行实》，记她的死如下：

  癸己（康熙五十二年），七十有一，中秋与女及诸妇把酒语，刺刺至午漏，翼日而病，未遽怪也。逾数日，惫不起，始共忧之。体灼热可以炙手，医投寒凉，热益剧。……诸儿为市巴绢作殉衣，方成，二十六日尚卧理家政，灯方张，频索衣，曰，“我行矣。他无所嘱，但勿作佛事而已。”俄而气绝。……

  据此文，她死在八月二十六日张灯以后，碑阴刻的“九月”与“未时”都是误记的。

  我记出这两处刻文的错误，使我们明白石刻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古本当然可贵，但用古本时，我们还得小心。

  碑阴最可宝贵的是蒲松龄的著作表。此表的排列很零乱，用的大小字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初读去颇不易懂得，今考定如下：

  杂著五册：

  □（原文此处为“□”）身语录（缺字是“省”字，清华大学藏钞本）

  怀刑录（清华藏钞本）

  历字文（清华藏钞本，题为《时宪文》，是乾隆以后避清帝讳改题的；书尾有“历文一卷，教尔童娃”，可证原作《历文》或《历字文》）
  日用俗字（亚东图书馆藏钞本）
  农桑经（清华藏钞本，胡适藏钞本）

  （以上各一册）
  戏三出：
  考词九转货郎儿（未见）

  钟妹庆寿（未见）
  闹馆（未见）
  通俗俚曲十四种：
  （1）墙头记（北平《新晨报》登过；亚东图书馆藏钞本）

  （2）姑妇曲（演《珊瑚》故事；亚东藏钞本）
  （3）慈悲曲（演《张诚》故事；亚东藏钞本）
  （4）翻魇殃（演《仇大娘》故事；亚东藏钞本）
  （5）寒森曲（演《商三官》故事；亚东藏钞本；近日济南《华北新闻》逐日登载）

  （6）琴瑟乐（未见）
  （7）蓬莱宴（演“吴彩鸾写韵”故事；亚东藏钞本）
  （8）俊夜叉（演一个赌鬼回头的故事；亚东藏钞本）

  （9）穷汉词（未见。也许即是朴社出版《聊斋白话韵文》中的《除日祭穷神文》）
  （10）丑俊巴（未见）
  （11）快曲（未见）

  （以上各一册）
  （12）禳妒咒（演《江城》故事；亚东藏钞本）
  （13）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此题当是说，原题《富贵神仙曲》，后改为《磨难曲》。演《张鸿渐》故事；亚东藏钞本，题为《富贵神仙》）
  （14）增补幸云曲（演正德皇帝嫖院故事；亚东藏钞本）

  （以上各二册）

  这个著作表可以考见现存的各种俗曲确是他的作品，这是石刻的根据，最可宝贵的。

  但这张表中显然有很大的遗漏。最重要的有这些：

  （1）文集（墓表作四卷；清华藏旧钞本；马立勋藏钞本；胡适藏钞本）

  （2）诗集（墓表作六卷；清华，马立勋，胡适各藏钞本）
  （3）聊斋志异（墓表作八卷；通行本）
  这都是载于墓表的。此外还有一些，墓表与碑阴都不曾记载的：
  （1）问天词（朴社铅印本；据路大荒先生考证，此书是蒲松龄的孙子立德的作品。路君文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期）
  （2）东郭外传（朴社铅印本）
  （3）逃学传（朴社铅印本）
  （4）学究自嘲（朴社铅印本）
  （5）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朴社铅印本）

  （以上五种，见朴社印马立勋本《聊斋白话韵 文》。）
  （6）醒世姻缘小说（通行本；亚东铅印本。鲍廷博说此书是蒲氏作的）

  （7）婚嫁全书（文集有自序。其书未见）
  （8）药祟书（文集有自序，其书未见）
  （9）家政内篇，家政外篇（据路大荒先生引益都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所记。其书未见）
  （10）小学节要（文集有自跋。其书未见）
  我们看了这些著作书目，读过今日还保存着的各种遗著，不能不承认这一位穷老秀才真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新旧文学作家了。

  二十四，十，一
  《青溪全集》序
  我最初搜求程延祚的著作，是因为我要搜集一切可以考证《儒林外史》的材料。我深信程廷祚是《儒林外史》里面的庄征君，这虽然有了程晋芳的《绵庄先生墓志》可以作证据，但我还不满足，我要看他的文集里有什么更切实的证据。

  后来我读戴望的《颜氏学记》，他把程廷祚列为颜李学派的一个大师。但他也没有见着程廷祚的文集，戴望用他的《论语说》作主要材料，使我们明了他的思想确然是和颜李的思想最接近。因此，我更想寻访程廷祚的文集，我希望这里得着一些新材料，使我们在他的说经文字之外能有更直接的或更综合的陈述他的思想的文字。

  十几年前，我写《戴东原的哲学》时，我觉得戴震的思想也和颜李很接近。这话戴望早已说过，我自己的研究使我深信戴望之说不错。但戴震的著作里从不提到颜李，我疑心戴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其间的媒介的书里，也从不提起程廷祚，我只能推想，因为戴震与程晋芳都是程廷祚的朋友，戴震有认识程廷祚的可能。因此，我更想寻访程廷祚的文集，希望从那里面得着程，戴相知的证据。

  这是我访求程廷祚的文集的三个动机。

  我在十几年前，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知道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后来才见蒋国榜《金陵丛书》里的“《青溪文集》十二卷”。这个十二卷本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使我高兴的是《原人》，《原心》，《原气》，《原性》，《原道》，《原教》，《原鬼神》的七篇，果然是程廷祚的思想的综合的自述，和《论语说》的自序有同样的重要。其中《原气》，《原性》，《原道》诸篇更使我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确然是上承颜学，下开戴学。这十二卷之中，竟有两处提及戴震：一处是他托程晋芳写信去问“里中戴东园”两个关于庙寝制度的问题（卷十一，《与家鱼门论万充宗仪周二礼说书》），一处是他引用“近日新安戴东原”的转注说（卷三，《六书原起说》）。这都可以证明他和戴震果然相知相识。

  但这个十二卷本也颇使我失望。在这十二卷里，我们只看见程廷祚淡淡的提及颜元一次（卷六，《明儒讲学考序》），此外没有它种材料可以使我们断定他和颜李学派的关系。他在好几篇文字里表示他很崇敬宋儒（卷三，《汉宋儒者异同论》；卷十，《上督学翠亭雷公论宋儒书》及《再上雷公论宋儒书》），这更使我们惊讶，因为这颇不像颜李学派排击宋儒的态度。此外，这十二卷里很少传记的材料（卷十二的《先考祓斋府君行状》当然是重要的传记材料），也颇使我失望。

  去年孙人和先生把他的《青溪文集》十二卷和《续编》八卷借给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在这《续编》八卷里，我发见了许多极重要的传记材料。《续编》的最重要的材料，有这些：
  （1）《外舅楚江陶公行状》（卷八），使我们知道他的岳丈陶窳是何等样的人，陶窳是很早接受颜李思想的人，他是李塨的《年谱》和《恕谷后集》里的陶甄夫，他是介绍程廷祚去读颜李著作的人。

  （2）《与家鱼门论学书》（卷七）

  （3）《与宣城袁蕙纕书》（卷七）

  这两封信使我们知道程廷祚中年以后“不以颜李之书示人”，因为他怕得着“共诋程朱”的罪名。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史料。但这两封信又使我们知道他到晚年还是一个颜李信徒，这是更重要的史料。

  （4）《纪〈方舆纪要〉始末》（卷三），这篇纪事使我们明白《儒林外史》写的那个卢信侯就是颜李信徒刘著，那件私藏禁书的案子就是《方舆纪要》一案，兵围玄武湖庄征君的住宅是确有其事。这是很有趣味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儒林外史》写的庄征君是有历史的根据的。

  （5）《续编》里还有一些有趣味的材料，如卷八之《金孺人墓志》，写的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姊姊，《志》中的世系——曾祖国对，祖旦，父霖起，——都可以证实我在《吴敬梓年谱》里的世系表是不错的。又如卷六之《与吴敏轩书》，敏轩就是吴敬梓，书中的“葺城女士”，就是《儒林外史》里的沈琼枝。又如卷四之《与友人樊某》两书，樊某即是《儒林外史》里的迟衡山。

  我读了这个二十卷的《青溪文集》，我所以搜寻这部书的三个动机差不多完全满足了。我知道了程廷祚和《儒林外史》的关系，和戴震的关系，和颜李学派的关系。从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扬颜李学派的思想小说。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组借得孙人和先生收藏的《青溪文集》二十卷全本，影印发行，我借这个机会抄录了程廷祚的集外文四篇，师友论学书四篇，传记材料六篇，补印在文集的后面，作为近编三卷。近编之中，有程廷祚少年时和李塨往来的书札，有他晚年他的朋友程晋芳，袁枚的书札，都是有关颜李学派历史的材料。袁枚给程晋芳的两封信更是重要，因为这两封信可以证明聪明绝顶的随园主人，虽然曾在别处嘲笑李塨“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的日记（见《新齐谐》卷二十一，又《小仓山房尺牍》卷七《答杨笠湖》），他却是很能了解颜李的思想，并且曾挺身出来帮程廷祚替颜李辩护。这也是治颜李学的人不可不知道的。

  《封神演义》的作者

  （复张政烺书）

  政烺同学：

  谢谢你八日的信。

  这封信使我很高兴，因为前几天孙子书先生把《传奇汇考》的一段抄给我看，我不信“元时道士”之道，故颇不信此段记载，现在得你的考证，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大概很可信了。

  他的《南华副墨》有万历戊寅自序，戊寅为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其时已在吴承恩（生约当一五〇〇）近八十岁的时候了。《西游记》必已流行。陆长庚大概从《西游记》得著一种Inspiration，就取坊间流行的《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本，与今存之《列国志传》之第一册相同），放手改作，写成这部《封神演义》。

  我那天在讲堂上曾说：《封神》改本所以大胜于原本，就使纣方大大的生色，又造出一个申公豹来，从中挑拨是非，搬仙调怪，才有“三十六路伐西岐”的大热闹。

  “三十六路伐西岐”似脱胎于《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封神”一榜似从《水浒》的石碣脱胎出来。但《封神》中的三十六路，一路未完，一路已起；十绝阵未全破，而赵公明兄妹等都已出场。其章法之波澜起伏，实胜于《西游记》。

  陆长庚的年代，我盼望你有空闲时再向旧修的《扬州志》或《兴化志》一查，也许旧志能提及《封神》一书，而后人删去不提了。

  我写此信，只是要谢谢你的指示。你若不反对，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独立评论》发表。

  胡　适　廿五，六，十夜

  钟伯敬评本《水浒传》

  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法国图书馆看见一部“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是一个百回本。重民曾用李玄伯排印的百回本细校过。其文字偶有差异，诗词有增加之处。但大致与玄伯本的文字很相同。增入的诗词也很不高明。这也是坊间刻本的一种，假托钟惺的。

  此本不称“忠义”《水浒传》。

  我未见李玄伯家的《水浒》原本。但我颇疑心他的本子颇古，近于郭刻本。那本子的总目之前虽然有“忠义水浒传目”一行，但各回均无“忠义”之名。我想总目之前那一行字是后来刻书人加上的。

  卅一，八，廿六

  施　耐　庵

  有江阴汤克胜君（上海法政大学学生）寄一篇文章来，说：

  我偶然翻阅施氏的家谱，乃知道是江阴祝塘七里之遥，施家巷人也。他的生年大约在元朝末第二帝（我记不清楚），卒于洪武 三十二年四月八日。施氏家谱上有图像，并有像赞。施氏祠堂中有一块碑，上刻施耐庵之《水浒传序》。惜字迹模糊，很难翻印；不过细细看来，与《水浒传序》没有出入。石碑开头说：“施公耐庵《遗书自序》录：‘人生三十而未娶，……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施氏家谱》一卷一页）”

  此事颇有可疑。洪武无三十二年，一也。《水浒传序》何以刻碑于祠中，二也。上云，“石碑开头说”，下注“《施氏家谱》一卷一页”，三也。

  此君又说，江阴至今有许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他在祝塘乡的大闸里徐家（霞客的祖上）做过多年的老夫子。祝家庄即是祝塘乡，锦阳岗即是大闸里村后的后阳岗，祝塘邻近就有一个十字坡，又有一个曾家村，即是曾头市。

  传说以为施耐庵是刘伯温的同窗，能知过去未来。江阴现在还有许多传说，竟把施耐庵看作神仙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陆西星
  抗战之前，北大张政烺君曾写信给我，论《封神演义》的作者是明万历时道士陆长庚，名西星。原函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清华）前天把李光璧君的一篇《〈封神演义〉考证初稿》给我看，原文甚长，今摘其中要点，以备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