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3）

  第五十六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3）

  （1）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封神演义》二十卷，第二卷第一叶题：

  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

  但卷首有李云翔序云：
  舒冲甫自楚中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属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此本第二卷一页有“金阊载阳舒文渊梓行”字样，孙子书考定为万历末年或昌启时所刊。）适按，钟惺生于万历二年（一五七四），死在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封神》舒刊本敢托于钟惺，当在他死后。故此本的年代约在天启末年或崇祯初年（一六二五，一六三〇）。

  以上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

  （2）无名氏《传奇汇考》“顺天时”下云：
  按《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观传内燃灯，慈航，接引，准提皆称道人，文殊，普贤，衢留皆称元始弟子，其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

  此似系李光璧最初发见的。他曾与张政烺谈此事，张政烺恰有同乡携抄本《南华副墨》求售，此亦是陆长庚所作，现归北大图书馆。他们由《副墨》考知陆长庚为扬州兴化人。

  （3）《兴化县志》（似是咸丰二年刊本）云：

  陆西星，字长庚，……为名诸生，九试不遇，遂弃儒服，冠黄冠，为方外游，数遇异人授真诀，乃纂述仙释书数十种。其《南华副墨》为近代注《庄》者所不及。西星于书无所不窥，娴文辞，兼工书画。同时宗臣最以才名，而著作之富独推西星云。

  （4）李君据《明史》《艺文志》：
  子部道家类：
  陆长庚《老子元览》二卷

  《南华副墨》八卷

  《阴符经测疏》一卷

  《周易参同契测疏》一卷

  《金丹就正篇》一卷

  《张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一卷

  《方壶外史》八卷

  子部释家类：
  陆长庚《楞严述旨》十卷

  （5）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道家类载陆长庚的：

  《参同契口义》一卷

  《方壶外史》八卷《悟真篇小序》一卷

  《龙眉子金丹印证测疏》一卷

  《金丹大旨图》一卷

  《张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一卷

  《崔公入药镜测疏》一卷

  （6）北大藏本《南华副墨》自序云：

  星启款寡闻，素无前识。而二氏之学，载之□（原文此处为“□”，下同）年，颇窥堂奥。乃复添注是经，补救偏弊，以匡者贤之不逮。……游历江海，佩之奚囊，三易岁乃脱草。

  自序年日为“万历戊寅（六年，一五七八）四月望日。”另有李齐芳一序，陆律一序，均在万历戊寅。

  陆律（据《兴化县志》，字子和，与从父西星齐名，以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贡为龙游训导。）序中说：
  方壶先生天诞之灵，夙有异骨。才雄学博，洞百家外氏语。童时即志仙游。……一日即长啸入栖霞山，……鹑居鷇食，徐徐于于。旧注《阴符》，《道德》，《参同》，《玄肤》诸书，顷著《南华》。

  李齐芳序说：
  外史氏（方壶外史），予里闬先生也。闻性命之学于溟涬先生，遂屣弃旧所（此处似遗一字），栖真于摄山之阳，注《南华》，《道德》，以适己志。

  李光璧推断他始注《庄子》在万历二年，其前已注诸书，“至晚当在隆庆万历之际”；“上推其生年当早在嘉靖间矣”。（此语不合文法。）
  我看《副墨》诸序，可以推知陆长庚当注《庄子》之时，早已入栖霞山（摄山，在南京）做道士了。以《兴化县志》考之，他做道士在“为名诸生，九试不遇”之后。九次乡试是二十多年的事。故他的生年应该在正德嘉靖之际，可以暂定为嘉靖元年 （一五二二）。当《副墨》自序时，他已是五十六岁，或近六十岁了。

  陆长庚做道士在栖霞山，李齐芳序称为摄山，据此可知此即金陵之栖霞山，古称为摄山，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明刊本《封神演义》题着：

  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

  此题在原书的第二卷首页，而不见于他卷。我猜想这一行是李云翔，舒仲甫等人偶然删削未净的旧本遗跡，是最早本子原有的题识。摄山是钟山的一支。我猜想“钟山逸叟许仲琳”也许就是陆长庚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 。

  卅二，十，十四夜，半夜后记

  记但明伦道光壬寅（一八四二）
  刻的《聊斋志异新评》

  去年十二月，我买到了传教士累莲裳（Rolect Lilley）的藏书，其中有但明伦的《聊斋志异新评》，十六册，是道光壬寅（一八四二）刻的，已在百年前了。（鲍廷博，赵起杲的原刻本，葛思德书库有一部，我已见了。）
  累君在中国八年（一八六七——一八七五），他买此书当在七十多年前，故此书为但氏初刻无可疑。但套印红色的句读，浓圈，与眉批夹缝批（《新评》），已稍有损坏（十卷，页三十二，红版缺），但不失为刻成后十多年中的印本，故可宝爱。

  《聊斋》初刻在乾隆丙戌（一七六六），刻者为赵起杲，时为严州府知府；鲍廷博助他刊刻，赵序中说：

  此书之成，出赀勷事者鲍子以文；校雠更正者则余君蓉裳，郁君佩先，暨予弟皋亭也。

  此本卷四（叶七十三）《金和尚》篇之尾有鲍廷博一跋：
  予闻之荷邨先生云，“和尚盖绍兴某县人，少时与侄某流寓青州。……”荷邨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琐事甚悉。尝以柳泉此传未尽得实，付梓后欲别为小纪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馆舍。予述焉不详，姑摭其大凡如此。

  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鲍廷博书于严陵舟次。

  赵氏刻书序的年月是：
  乾隆丙戌端阳前二日，莱阳后学赵起杲书于睦州官舍。

  荷邨是赵字，余集《题词》有小序，说，“及公卒之前十日，自制序文，复草例言数则”，可见赵氏五月三日作序，五月十三日已死了。

  此本原刻有墨字注，附于各篇之后。但可注意者：（1）此注仅释典故，而不及留仙的同乡朋友。石印本附注有许多关于淄川人物的故事。例如卷十《马介甫》篇注：“毕公权，名世持，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此本无此注。（2）此注不知是谁做的。赵起杲“刻《聊斋志异》例言”不提其刻本有附注。但明伦自序（壬寅）也不提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每卷首题作者，评者（王士正诒上），“新评”者（广顺但明伦云湖），及“注释”者（文登吕湛恩叔清）。

  鲍刻（赵刻）出世后，不久即有翻刻加注的本子。但氏刻本是兼采两本，自加“新评”，用红墨两色套板印行。他的“新评”没有什么新意思。但他收的注释是很有用的。后来吕注本加添了许多山东方志的材料，就更有用了。石印本的注释更加多了。商务铅印本保存但氏“新评”的全部（眉评，尾总评及原夹评改的双行小字评），但注释似不如石印本之多。

  杨复吉的《梦阑琐笔》说：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一七六五），丙戌（一七六六），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昭代丛书》癸集）
  我颇疑心此楚本是翻刻鲍本，又加附注，托名“王令君某”，又故意将刻书年月提早一年，以避翻刻鲍本之嫌。

  我未见最初刻的鲍本，也未见“楚中王刻”本。这部但刻本卷首收有：

  （1）豹岩樵史唐梦赉序

  （2）紫霞道人高珩序
  （3）刻《聊斋志异》“例言”（十条）莱阳赵起杲清曜
  （4）自序　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广顺但明伦识于两淮运署之题襟馆”）
  （5）蒲立惪（留仙之孙）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序

  （6）赵起杲刻书自序（乾隆丙戌〔卅一年，一七六六〕端阳前二日）

  （7）《淄川县志》《聊斋小传》

  （8）聊斋自志（“康熙己未十八年〔一六七九〕，春日柳泉居士题”）
  这八件附件往往有材料可助考证。

  如唐梦赉序中说：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业之暇，凡所闻见，辄为笔记 ，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 。……

  这是他的同时朋友的话，值得注意的。他的孙子立惪也说他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随笔撰次，而为此书。

  又如赵刻自序记他收得《志异》稿本的经过：

  （1）丙寅冬（乾隆十一，一七四六）吾友周季和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聊斋志异》二册相贻，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钞为憾。

  （2）丁丑春（乾隆廿二，一七五七）携至都门，为王子闰轩攫去。

  （3）后予官闽中，……郑荔芗先生曾官吾乡，……有藏本，……丐得之，命侍史录正副二本，披阅之下，似与季和本稍异。

  （4）后三年，再至都门，闰轩出原钞本细加校对，又从吴君颖思假钞本勘定，各有异同。始知荔芗当年得于其家者，实原藁也。

  （5）癸未（廿八年，一七六三）官武林，友人鲍以文屡怂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后借钞者众，藏本不能遍应，遂勉成以公同好。

  这是很有用的《志异》底本史料。

  “例言”十条也有史料：
  （1）“是编初名《鬼狐传》，后……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有名《聊斋杂志》者，乃张此亭臆改，且多删汰，非原书矣。兹刻一仍其旧。”（二）
  （2）“是编向无刊本，诸家传钞各有点窜。其间字斟句酌，词旨简严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疏宕，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往往不逮原本。兹刻悉仍原稿。”（四）
  （3）“是书传钞既屡，别风淮雨触处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顺者，间为更定一二字。至其编次前后，各本不同。兹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实无从考其原目也。”（七）
  （4）“原本凡十六卷。（适按：《墓表》作八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八）
  （5）“卷中有单章双句（？）意味平浅者，删之。计四十八条。从张本补入者，凡二条。……”（九）
  此五条都可供版本史料。

  还有两条也可助考证。第十条云：
  闻之张君西圃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行将访求。……

  赵氏原意但说，有此一个未见本而已。此即《梦阑琐笔》“《志异》有未刊者数百余篇，当藏于家”的来源。《琐笔》记此条，文理不甚分明，曾给我不少麻烦（《论学杂著》页三四七——三四八；又三九一——三九二）。如记此《志异》未刊稿，《琐笔》所记甚不可靠。（蒲立惪序作于乾隆五年，说留仙“为诗赋歌行，……撰古文辞，……皆各数百篇，藏于家”。此亦杨氏《琐笔》致误的一个来源。）
  又有一条“例言”说：

  编中所载事蹟有不尽无征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诸篇是也。然传闻异辞，难成信史。《渔洋谈异》多所采摭，亦相迳庭。至《大力将军》一则，亦与《觚剩》，《雪遘》差别。因并录之，以见大略。（六）
  《金和尚》一篇，有乾隆丙戌六月廿七日鲍以文跋。《大力将军》一篇，附录《觚剩》一条全文。《姊妹易嫁》一篇之后，有任城孙扩图一跋，说他在乾隆壬戌（七年，一七四二）与毛文简（乾隆元年修的《山东通志》卷廿八，叶十八，“毛纪，字继之，掖县人。成化丁未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典机务。武宗南狩，居守。武宗崩，同杨廷和等擒江彬，定策迎立世宗。后以议大礼忤旨求去。既归，杜门不出。……卒赠太保，谥文简。”）的后人共修《掖县志》，“曾亲至毛氏新旧两茔，览其碑表，征事实焉”。此跋考订《志异》所记多不实。如文简父名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学教授，生五子，年八十余，文简官少宰，受封而卒。《志异》记其父常为人牧羊，溺水死，皆不实。孙跋又说，“毛家茔地自赵宋时沿葬，历有达者；至文简卒，始卜西山新阡。”《志异》记毛父大水中溺死，其地为邑世族张姓新阡，张家得梦兆，即使死者“就故圹窆焉”。此亦不确。孙跋记文简夫人姓宫氏，其姊“陋文简无貌，临嫁而悔，妹遂代姊妇文简”，《志异》记夫人姓张，亦不实。孙跋甚可读，坊间石印本及铅印本仍保存此跋。

  但明伦自序中说他“髫龄时得《聊斋志异》读之，不忍释手”，又说他“岁己卯（嘉庆二十四，一八一九）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自序作于两淮运署。此都可考见他的事蹟大概。我检房兆楹，杜联喆两君的《清进士题名碑录》（页一四九），但明伦，贵州广顺州人，嘉庆二十四年二甲四十九名进士，馆选，与他自序相合。

  一九四五，七，十三
  今天决定将此本送人，故摘记此本中可记者于此。

  《春在堂随笔》六，有一条云：

  《聊斋志异》……世所传本皆十六卷，但云湖前辈评本亦然。今乃又见乾隆间余历亭，王约轩摘钞本，分十八卷，以类相从。首孝，次弟，终仙鬼狐妖，凡分门类二十有六，字句微有异同，且有一二条为今本所无者。卷首有乾隆丁亥（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横山王金范序。其略云：

  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其书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钞写传讹，寖失其旧。己亥春（己亥为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不知有误否？疑是丁亥，当检俞氏书考之），余结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钞本，删繁就简，分门别类，几阅寒暑，始得成帙。……

  然则其书亦旧本也。其异同处多不如今本，不知谁是留仙真蹟？……又删“异史氏曰”四字，其评语亦不全。……

  曲园误读“余给事历亭”五字，以“余历亭”三字为人姓名。鲁迅钞此段，也加单线作人姓名（《小说旧闻钞》，页九十四——九十五）。皆误也。曲园记此本原序，但没有说明此本是否已刻。此本若是刻本，可能即是杨复吉所记的“乾隆乙酉（三十年）楚中王令君某”的刻本。

  横山为古县名，萧梁之横山在今天长县；西魏置戟城县，后改横山，在今湖北随县；唐之横山在今广西百色县。民国之横山县则在陕北，明之怀远堡，清之怀远县也。作序者“横山王金范”，难道即是“楚中王令君”吗？

  我姑且钞存曲园所记此本情形，为将来考订之用。

  一九四五，七，廿一下午
  记金圣叹刻本
  《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

  前些时，我偶然翻看亡友刘半农影印的金圣叹批刻本《水浒传》（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发行）。我看的是“生辰纲”的一大段，我正看的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我忽然发现了这部崇祯十四年刻的《水浒传》原来处处严避明朝皇帝的名讳，可以说是明末刻书避讳的一种样本或范本。

  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本子里一切“常”字都改成了“尝”字。例如“三阮撞筹”一回里：

  （1）若是每尝，要三五十尾也有。（卷十九，十）
  （2）我也尝尝这般思量。（卷十九，十六）

  这似乎不是无意的罢。我就看下去，下面两卷就有：
  （3）你尝说这个人十分了得。（卷二十，九）
  （4）闲尝有酒有食只和别人快活。（卷二十一，卅一）

  （5）我只要尝情便了。（卷廿一，卅二）
  我再翻看前面几卷，单就“楔子”一回里，就有好些例子：
  （6）寻尝巷陌陈罗绮。（开卷引邵雍诗，卷五，四）

  （7）这代祖师，道行非尝，……贫道等时尝亦难得见。（卷五，十，又同卷十六叶“道行非尝”）
  （8）走了魔君，非尝利害。（卷五，十八）
  我再翻看金圣叹的第三篇自序，也有这些：

  （9）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卷一，十七）
  （10）而犹如尝儿之泛览者。（卷一，二十三）

  再看金圣叹做的施耐庵自序，也有这些例子：
  （11）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尝矣。（卷四，二）

  （12）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卷四，二）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这个刻本用“尝”字替代“常”字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有意的避讳。

  明朝刻书，本来不避皇帝名讳。到了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见《日知录》卷廿三）。这时候天下已大乱，十四年后明朝就颠覆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之中，很不容易推行这种繁难的避讳制度。所以严格避讳的明末刻书，我们看见的很少。见于记载的，如钱大昕说的“明季刻本书，太常寺作太尝，常熟作尝熟”；如钱谦益的《初学集》刻于崇祯十六年，“常”字都作“尝”字，故“常州”作“尝州”，“中常侍”作“中尝侍”。因为明光宗名叫常洛，故“常”字避讳，改作“尝”字。所以我最早就注意到金圣叹刻的《水浒传》的“常”字都改成“尝”字，必也是避讳了。

  我举的十二例，证明此本讳避“常”字最严，毫无可疑。但我要进一步试探，这部金圣叹刻本是不是同样严格的讳避其他明朝皇帝的名字？

  崇祯三年的谕旨要避二祖七宗的庙讳。二祖是太祖名元璋，成祖名棣。“璋”字“棣”字都是《水浒传》里看不见的字。七宗是：

  （1）孝宗　名祐樘

  （2）武宗　名厚照

  （3）世宗　名厚熜

  （4）穆宗　名载垕

  （5）神宗　名翊钧

  （6）光宗　名常洛

  （7）熹宗　名由校

  （附）毅宗（即当时的崇祯帝）名由检
  光宗的“常”字，已经说过了。“樘”，“熜”，“垕”都是《水浒传》没有的字。我查金圣叹刻的《水浒传》讳避“照”字，“校”字，“检”字，都很严格。

  “照”字都改作“炤”字：例如：
  （1）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炤时。（卷五，十九）
  （2）炤那石碣上时。（同）
  （3）炤那背后时。（同）
  （4）月光微微炤在身上。（卷六，四十一）

  （5）火把光中炤见钢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摆得似麻林一般。（卷六，四十三）

  （6）也炤着他头面。（卷十一，十八）
  （7）明晃晃炤着三二十个火把。（卷二二，二十）

  （8）火光炤得如同白日。（卷二十二，二十）
  这都是避正德帝的庙讳，百廿回本《水浒传》都作“照”字。

  “校”字都改作“较”字，例如：
  （1）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牙将较尉……前后周围恶很很地列着百员将较。（卷十六，十八）

  （2）帐前见有许多军较。（卷十七，十八）

  （3）关胜便唤小较快牵我马来。（卷六十八，九）

  这几处“较”字，百廿回本《水浒传》都作“校”，可见圣叹刻本有意避天启帝的庙讳。

  “检”字都改作“简”字，例如：
  （1）让位与赵简点登基。（卷五，五）

  （2）一员了得事的捕盗巡简。（卷二十三，四）

  （3）次日那捕盗巡简领了济州府帖文。（同。卷二十三用“巡简”共八处，不全举）

  （4）点简共夺得六百余匹好马。（卷廿四，十三）

  （5）取尸首登场简验了。（卷廿六）
  （6）又有两个巡简。（卷五四，廿三）你看我叫过两个巡简过来相见。（同卷，廿三）扮巡简的是戴宗杨林。（同上）

  （7）关胜见做蒲东巡简。（卷六十七，十九）来到蒲东巡简司前下马。（同卷，廿）

  在这许多例子里，“赵简点”当然是赵检点，“巡简”当然是巡检，“点简”当然是点检，“简验”当然是“检验”。百廿回本《水浒传》都作“检”。金圣叹刻本作“简”，都是讳避当时崇祯皇帝的御名。

  但金圣叹刻本对于避讳有一个很明白的例外，就是不避万历帝名字“翊钧”的“钧”字。例如：
  （1）奉着经略相公钧旨。（卷七，十八）
  （2）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卷七，十九）
  全书用“钧旨”“钧帖”凡几十处，如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都不避讳换字。这一点颇不可懂。当时是否有不讳“钧”字的规定，我现在还不曾查明。

  总结起来说，明朝避讳最宽，本是最可称赞的一件事。万历时沈德符《野获编》曾说：
  避讳一事，本朝最轻。如太祖御讳下一字（璋），当时即不避。宣宗（名瞻基）英宗（名祁镇）庙讳下一字，士民至今用之。又今禁城北门名厚载，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庙讳上一字。今上（神宗）皇贵妃郑氏所居宫曰翊坤宫，上一字即今上御名，而内外所称，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为怪，亦无一人议及之。

  这是超越前代的改革。谁知到了明朝末年，忽然又来这一套复古把戏，又要避二祖七宗的庙讳了！最有趣味的是避讳最严格的模范刻本偏偏是那位提倡白话文学，公然宣言“《水浒》胜似《史记》”，公然承认“天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的金圣叹雕刻的《水浒传》！这真可以给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添一组最好玩的新例了。

  一九四七，十，二，夜半后

  “深沙神”在唐朝的盛行

  日本保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小说《西游记》的一个最早的形式，此书分十七章，其第八章说玄奘遇见深沙神的故事，大意说玄奘前身两世取经，中途都被深沙神吃了。此次深沙神化了一道金桥，使玄奘一行七人从金桥上过，过了深沙。

  这个深沙的神就是《西游记》里的沙和尚的最早形式。他原来是那大沙漠的大神。

  唐朝有崇拜“深沙神王”的风气，见于日本入唐求法的几位大师的目录。

  常晓的承和六年（八三九）请来目录里有：

  《深沙神记》并《念诵法》一卷

  又有：

  深沙神王像一躯

  常晓说：
  右唐代玄奘三藏远涉五天，感得此神。此是北方多闻天王化身也，今唐国人总重此神救灾成益，其验现前，无有一人不依行者。寺里，人家，皆在（有？）此神，自见灵验，实不思议，具事如记文。请来如件。

  圆珍的诸录里（大中八年及大中十一年，八五四——八五七）也有：
  《深沙神王记》一卷

  安然（延喜二年，九〇二）的综合的《真言密教部类总录》也有：
  《深沙神记》并《念诵法》一卷（晓）
  深沙神王像一躯（晓）
  一九五九，五，九夜
  荷泽大师神会传

  参考书
  《神会语录》　敦煌本

  《六祖坛经》　敦煌本　又明藏本
  《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　敦煌本

  《历代法宝记》　敦煌本

  宗密的《慧能神会略传》《圆觉大疏钞》卷三下（省称《圭传》），文多错误，用宗密《圆觉经略疏钞》（省称《略钞》）及清远《圆觉经疏钞随文要解》（省称《随解》）两本参校。

  宗密　《禅门师资承袭图》（省称《圭图》）
  宗密　《禅源诸诠集都序》（省称《禅源序》）
  赞宁　《宋高僧传》卷八（省称《宋僧传》）
  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五（省称《灯录》）
  《全唐文》

  《唐文拾遗》

  《曹溪大师别传》《续藏经》二编乙，十九套，五册

  一　神会与慧能

  神会，襄阳人，姓高氏。（《圭传》作姓万，又作姓嵩，皆字之误。各书皆作高。）《宋高僧传》说他

  年方幼学，厥性惇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闻岭表曹侯溪慧能禅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效善财南方参问。裂裳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间耳。……

  居曹溪数载，后偏寻名跡。

  《宋僧传》所据，似是碑版文字，其言最近情理。王维受神会之托，作慧能碑文，末段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

  《圭传》与《灯录》都说神会初见慧能时，年十四，则不得为“中年”。慧能死于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七十六。《宋僧传》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九十三岁。据此，慧能死时，神会年已四十六岁，正是所谓“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圭传》说神会死于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七十五，则慧能死时他只有三十岁；《灯录》说他死于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七十五，则慧能死时他只有二十八岁，都不能说是“中年”。以此推之，《宋僧传》似最可信，王维碑文作于神会生时，最可以为证。

  《圭传》又说神会先事北宗神秀三年，神秀被召入京（在七〇〇年），他才南游，依曹溪慧能，其时年十四。宗密又于慧能略传下说：
  有襄阳神会，年十四，往谒。因答“无住（本作位，依《灯录》改）为本，见即是主”（主字本作性，依《灯录》改），杖（本作校，《略钞》作杖，《随解》云，以杖试为正）试诸难，夜唤审问，两心既契，师资道合。

  神会北游，广其闻见，于西京受戒。景龙年中（西历七〇七——七〇九），却归曹溪。大师知其纯熟，遂默授密语。缘达磨悬记，六代后命如悬丝，遂不将法衣出山。（《圆觉大疏钞》卷三下）

  宗密在《禅门师资承袭图》里引《祖宗传记》云：

  年十四来谒和尚。和尚问：“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答，“将来。”“若有本，即合识主。”答，“神会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大师云，“遮沙弥争敢取次语！”便以杖乱打。师于杖下思惟，“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

  《传灯录》全采此文，几乎不改一字。宗密自言是根据于《祖宗传记》，可见此种传说起于宗密之前。宗密死于会昌五年（八四一），已近九世纪中叶了。其时神会久已立为第七祖，此项传说之起来，当在八世纪下期至九世纪之间。《宋僧传》多采碑传，便无此说，故知其起于神会死后，是碑记所不载的神话。

  大概神会见慧能时，已是中年的人；不久慧能便死了。敦煌本《坛经》说：先天二年，慧能将死，与众僧告别，

  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等（明藏本作“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

  最可注意的是慧能临终时的预言，——所谓“悬记”：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转。……”

  此一段今本皆无，仅见于敦煌写本《坛经》，此是《坛经》最古之本，其书成于神会或神会一派之手笔，故此一段暗指神会在开元，天宝之间“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一段故事。

  更可注意的是明藏本的《坛经》（《缩刷藏经》本）也有一段慧能临终的悬记，与此绝不相同，其文云：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这三十七个字，后来诸本也都没有。明藏本《坛经》的原本出於契嵩的改本。契嵩自称得著“曹溪古本”，其实他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古本《坛经》，与敦煌本相同；一是《曹溪大师别传》，有日本传本。依我的考证，《曹溪大师别传》作于建中二年（七八一），正当慧能死后六十八年，故作者捏造这段悬记。契嵩当十一世纪中叶，已不明了神会当日“竖立宗旨”的故事了，故改用了这一段七十年后的悬记。（参看我的《跋曹溪大师别传》）
  二十余年后建立宗旨的预言是神会一派造出来的，此说有宗密为证。宗密在《禅门师资承袭图》里说：
  传末又云：和尚（慧能）将入涅槃，默受密语于神会，语云：“从上已来，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内传法印，以印自心，外传袈裟，标定宗旨。然我为此衣，几失身命。达磨大师悬记云：至六代之后，命如悬丝。即汝是也。是以此衣宜留镇山。汝机缘在北，即须过岭。二十年外，当弘此法，广度众生。”

  这是一证。宗密又引此传云：

  和尚临终，门人行滔，超俗，法海等问和尚法何所付。和尚云，“所付嘱者，二十年外，于北地弘扬。”又问谁人。答云，“若欲知者，大庾岭上，以网取之。”（原注：相传云，岭上者，高也。荷泽姓高，故密示耳。）
  这是二证。凡此皆可证《坛经》是出于神会或神会一派的手笔。敦煌写本《坛经》留此一段二十年悬记，使我们因此可以考知《坛经》的来历，真是中国佛教史的绝重要史料。关于《坛经》问题，后文有详论。

  二　滑台大云寺定宗旨
  《宋僧传》说神会
  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跡。开元八年（七二〇），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

  开元八年，神会已五十三岁，始住南阳龙兴寺。《神会语录》第一卷中记南阳太守王粥（弼？）及内乡县令张万顷问法的事，又记神会“问人□（原文此处为“□”）债”到南阳，见侍御史王维，王维称“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这都可见神会曾在南阳；因为他久住南阳，故有债可讨。

  《圭传》说：

  又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

  王赵公即王琚，是玄宗为太子时同谋除太平公主一党的大功臣，封赵国公。开元，天宝之间，他做过十五州的刺史，两郡的太守。十五州之中有邓州，他见神会当是他做邓州刺史的时代，约在开元晚年（他死在天宝五年）。三车问答全文见《神会语录》第一卷。

  据《南宗定是非论》（《神会语录》第二卷），神会于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正月十五日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并且攻击当日最有势力的神秀门下普寂大师。这正是慧能死后的二十一年。《圭传》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於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岭南宗途甘从毁灭。

  此时确是神秀一派最得意之时。神秀死于神龙二年（七〇六），张说作《大通禅师碑》，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三帝谓则天帝，中宗，睿宗）。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和义福，继续受朝廷和民众的热烈的尊崇。义福死于开元二十四年，谥为大智禅师；普寂死于二十七年，谥为大照禅师。神秀死后，中宗为他在嵩山岳寺起塔，此寺遂成为此宗的大本营，故宗密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

  张说作神秀的碑，始详述此宗的传法世系如下：
  自菩提达磨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跡，相承五光。（《全唐文》二三一）

  这是第一次记载此宗的传法世系。李邕作《嵩岳寺碑》，也说：

  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受于信，信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尚寂。（《全唐文》二六三）

  这就是宗密所记普寂“谬称七祖”的事。《神会语录》（第三卷）也说：

  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

  李邕作《大照禅师碑》，也说普寂临终时

  诲门人曰：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全唐文》二六二）

  严挺之作义福的碑，也有同样的世系：

  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派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全唐文》二八〇）
  这个世系本身是否可信，那是另一问题，我在此且不讨论。当时神秀一门三国师，他们的权威遂使这世系成为无人敢疑的法统。这时候，当普寂和义福生存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和尚出来指斥这法统是伪造的，指斥弘忍不曾传法给神秀，指出达磨一宗的正统法嗣是慧能而不是神秀，指出北方的渐门是旁支而南方的顿教是真传。——这个和尚便是神会。

  《圭传》又说：
  法信衣服，数被潜谋。传授碑文，两遇磨换。

  《圭图》也说：
  能和尚灭度后，北宗渐教大行，因成顿门弘传之障。曹溪传授碑文，已被磨换。故二十年中，宗教沉隐。

  磨换碑文之说，大概全是捏造的话。慧能死后未有碑志，有二证。王维受神会之托作慧能的碑文，其文尚存（《全唐文》三二六），文中不提及旧有碑文，更没有磨换的话。此是一证。《圭传》又说，“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属。”据此则所谓“曹溪传授碑文”已记有神会传法之事。然则慧能临终时又何必隐瞒不说，而仅说二十年外的悬记呢？此是二证。

  《历代法宝记》（《大正大藏经》五十一卷，页一八二）也说慧能死后，“太常寺丞韦据造碑文，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别造碑文。近代报修，侍郎宋鼎撰碑文。”这也是虚造故实，全不可信。

  今据巴黎所藏敦煌写本之《南宗定是非论》及《神会语录》第三残卷所记滑台大云寺定南宗宗旨的事，大致如下。

  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演说“菩提达摩南宗”的历史，他大胆地提出一个修改的传法世系，说
  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惠可，惠可传僧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

  他说：

  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

  他说：

  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他又说，久视年中，则天召秀和尚入内，临发之时，秀和尚对诸道俗说：
  韶州有大善知识，元是东山忍大师付属，佛法尽在彼处。

  这都是很大胆的挑战。其时慧能与神秀都久已死了，死人无可对证，故神会之说无人可否证。但他又更进一步，说传法袈裟在慧能处，普寂的同学广济曾于景龙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此时普寂尚生存，但此等事也无人可以否证，只好听神会自由捏造了。

  当时座下有崇远法师，人称为“山东远”，起来质问道：
  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雠？

  神会侃侃地答道：
  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谓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

  这种气概，这种搏狮子的手段，都可以震动一时人的心魄，故滑台定宗旨的大会确有“先声夺人”的大胜利。先声夺人者，只是先取攻势，叫人不得不取守势。神会此时已是六十七岁的老师。我们想像一个眉发皓然的老和尚，在这庄严道场上，登师子座，大声疾呼，攻击当时“势力连天”的普寂大师，直指神秀门下“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承袭图》中语），这种大胆的挑战当然能使满座的人震惊生信。即使有少数怀疑的人，他们对于神秀一门的正统地位的信心也遂不能不动摇了。所以滑台之会是北宗消灭的先声，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圭传》说他“龙鳞虎尾，殉命忘躯”，神会这一回真可说是“批龙鳞，履虎尾”的南宗急先锋了。

  三　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

  在滑台会上，崇远法师问：
  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西国复承谁后？又经几代？（《语录》第三卷）

  这一问可糟了！自神秀以来，只有达摩以下的世系，却没有人提起达摩以前的世系问题。神会此时提出一个极大胆而又大谬误的答案，他说：
  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这八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