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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胡适谈人生与哲学:读书与做人》(1)

2022-12-17 作者: 胡适
  第十二章《胡适谈人生与哲学:读书与做人》(1)

  读书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1)要读何书。

  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2)读书的功用。

  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智识,智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3)读书的方法。

  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的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是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1)字典,辞典,参考书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2)要作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3)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单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

  例如“turn”这字: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词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动字解有三解,作名词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需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

  札记又可分四类:
  (1)抄录备忘。

  (2)作提要,节要。

  (3)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4)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这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22卷第6号,147页)高四百八十英尺(约150米),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约233米)。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依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原载于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

  为什么读书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之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智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过去的智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许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智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智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智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智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智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智识,那不是太麻烦吗?所以人有了这智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对于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的“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而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智识,才能懂得《墨子》里一些最难懂的文句。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才能够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本的科学知识,那末,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有了困难,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究竟困难在哪一点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级。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智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不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统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立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哥白尼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忽然想起《聊斋》一书中有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记,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多大证据。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帮助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于是加水于灯中,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给他看小说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坐拥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

  本文为1930年11月下旬胡适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文稿经胡适校正

  原载于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5期

  找书的快乐

  主席、诸位先生: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两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两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两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花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年)7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二十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二十回本。这种一百二十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

  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经文》,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赐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年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二十七年冬,即1763年2月12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厉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有计划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钞》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布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是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的《神会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1959年12月27日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演讲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读书会进行的步骤,也可以说是采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种:
  第一种是大家共同选定一本书本读,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种是由下往上的自动方式,就是先由会员共同选定某一个专题,限定范围,再由指导者按此范围拟定详细节目,指定参考书籍。每人须于一定期限内作成报告。

  第三种是先由导师拟定许多题目,再由各会员任意选定。研究完毕后写成报告。

  至于读书的方法我已经讲了十多年,不过在目前我觉得读书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

  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做学问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谨慎小心也是很需要的,清代的汉学家著名的如高邮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旁人看不见的自己便可看见了。如今的放大几千万倍的显微镜,也不过想把从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都看见罢了。谦就是态度的谦虚,自己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的加以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这三点都是很要紧的。

  其次还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

  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

  原载于1935年5月14日《大学新闻周报》

  中学国文的教授

  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况且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我这个完全门外汉居然敢来高谈中学国文的教授,真是不自量力了!

  但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视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画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这回敢来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的理由了。

  一、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过去的标准可以依据,应该自己先定一个理想的标准。究竟中学的国文应该做到什么地位?究竟我们期望中学毕业生的国文到什么程度?
  民国元年(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一条因为也是理想的,并不曾实行,故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即如“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在当初不过是欺人的门面话,实在当时中学的国文与“普通语言”是无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在国语进行的时候,这六个字反更有意义了。又如“并使略解高深文字”一句,当日很难定一个界说,现在把国语和古文分开,把古文来解“高深文字”,这句话便更容易解说了。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我承认元年定的标准不算过高,故斟酌现在情形,暂定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定了标准,方才可谈中学国文的课程。现行的部定课程是:
  第一年:讲读,作文,习字——共七。

  第二年: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共七。

  第三年:讲读,作文,习字,文法要略——共五。

  第四年:讲读,作文,文法要略,文学史——共五。

  依我们看来,现在中学校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周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现在假定每周五时,暂定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猿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又这表上“国语文”只有两时。我的理由是:

  (1)第三、四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习,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

  (2)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

  三、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国语文”的教材。共分三部:
  (1)看小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2)白话的戏剧。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

  (3)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

  (l)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

  (2)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次说国语文的教授法。

  (1)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员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自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

  (2)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作一次;《儒林外史》严贡生兄弟作一次,杜少卿作一次,娄家弟兄又作一次;又《西游记》前八回作一次。

  (3)课堂上讨论,须跟着材料变换,不能一定。例如《镜花缘》上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又如《西游记》前八回是神话滑稽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庄严的天宫盛会被一个猴子搞乱了。又如《儒林外史》写鲍文卿一段,教员应该使学生把严贡生一段比较着看,使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平等,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4)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教员应该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

  (5)读戏剧时,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若能在台上演做,那更好了。

  (6)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讨论应注重:

  ①本文的解剖:分段,分小节。

  ②本文的材料如何分配使用。

  ③本文的论理:看好文章的思想条理,远胜于读一部法式的论理学。

  四、演说与辩论
  须认明这两项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

  (1)择题。

  演说题须避太抽象,太笼统的题目。如“宗教”,如“爱国”,如“社会改造”等题,最能养成夸大的心理,笼统的思想。从前小学堂国文题如“富国强兵策”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中学生演说应该选“肥皂何以能去污垢”“松柏何以能冬青”“本村绅士某某人卖选举票的可耻”一类的具体题目。辩论题须选两方面都有理可说的题,如“鸦片宜严禁”只有一方面,是不可用的。

  (2)方法。

  演说辩论的班次不宜人数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每年轮不着几回;也不宜太少,太少了演说的人没有趣味。每班可分作小组,每组不可超过十六人。演说不宜太长,十分钟尽够了。演说的人须先一星期就选定题目,先作一个大纲,请教员看过,然后每段发挥,作成全篇演说。辩论须先分组,每组两人,或三人。选定主张或反对的方面后,每组自己去搜集材料,商量分配的方法,发言的先后。

  辩论分两步。第一步是“立论”,每组的组员按预定的次序发言。第二步是“驳论”,每组反驳对手的理由。预备辩论时,每组须计算反对党大概要提出什么理由来,须先预备反驳的材料。这种预备有两大益处:一,可以养成敏捷精细的思想能力;二,可以养成智识上的互助精神。辩论演说时,教员与学生各备铅笔,记录可批评的论点与姿势,下次上课时,大家提出讨论。

  五、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中学古文的教材。

  (1)第一学年。

  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还应该多看小说。林琴南早年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朱树人的《穑者传》等书,都可以看。还有著作不多的学者,如蔡孑民《答林琴南书》,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2)第二三四学年。

  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我主张分两种教材:
  ①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

  ②自修的古文书。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史书:《资治通鉴》或《四史》(或《通鉴纪事本末》)。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的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我的回答是:

  第一,从前的中学国文之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看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我自己从来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读古文选本是最没有趣味的事。因为没有趣味,所以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能通古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部古文选本得来的。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绩。现在要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第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做教科书了。国语代替文言以后,若不能于七年之内,使高小毕业生能做通顺的国语文,那便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又在中学第一年有了国语文法(见下),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譬如已通一国文字的人,再学第二国文字时,成绩要快得多。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觉得我拟的中学古文课程并不是梦想,是可以用实地试验来决定的。

  再说古文的教授法。上文说的用看书来代讲读,便是教授法的要点。每周三小时,每年至多不过四十周,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点钟,若全靠课堂上的讲读,一年能讲得几篇文章?所以我主张:学校单规定学科内容的范围与程度,教员自己分配每一课的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本日指定的功课。学生须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上课时,只有三件事可做:

  ①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

  ②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教员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据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

  ③教员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资料。例如读章行严的文章时,教员应该讲民国三四年的政治形势,使学生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主张调和,为什么主张联邦。

  此外的方法,上文第三章已讲过,可以参用,不必重说了。

  六、文法与作文
  从前教作文的人大概都不懂文法,他们改文章全无标准,只靠机械的读下去,读得顺口便是,不顺口便不是,总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那样做。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与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

  先讲文法。

  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为什么先讲国语的文法呢?一,因为学生有了七年的国语文,到中学一年的时候,应该把国语文中的“所以然”总括起来讲解一遍,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二,因为先有了国语的文法作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我现在编一部《国语文法草案》,不久可以成书,此地不能细说国语文法的怎样编法了)。

  第二三四年,讲古文的文法。

  (1)用书。

  现在还没有好文法书。最好的书自然还要算《马氏文通》。《文通》有一些错误矛盾的地方,不可盲从;《文通》又太繁了,不合中学堂教本之用。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书,古文文法学的宝库。教员应该把《文通》仔细研究一遍,懂得了,然后可以另编一部更有条理、更简明易晓的文法书。

  (2)教授法。

  讲古文的文法,应该处处同国语的文法对照比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变了,变的理由何在,变的长处或短处在什么地方。让我举几个例:
  例一,白话说“我骗谁?”古文要说“吾谁欺?”白话说“你爱什么?你能做什么?”古文要说“客何好,客何能?”这是不同的句法。比较的结果得一条通则:“若外动词的止词是一个疑问代名词,这个疑问代名词在白话里须放在外动词之后,在古文里须在外动词之前主词之后。”

  例二,《论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阳货在路上教训了孔子一顿,孔子答应道:“诺,吾将仕矣。”同类的例如“原将降矣”“赵将亡矣”。既用表示未来的“将”字,何以又用表示完了的“矣”字呢?再看白话说:“大哥请回,兄弟去了”;“大哥多喝一杯,我要走了。”这是相同的句法,比较起来,可得一条通则:“凡虚拟(Subjunctive)的将来,白话与古文都用过去的动词,古文用‘矣’,白话用‘了’。”分得更细一点,可得两式:

  这种比较的教法功效最大。此外还可用批评法:由教员寻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学生指出错在何处,何以错了。我从前曾举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说“踣”是内动词,不该有“之”字作止词。这种不通的句子古文里极多。前天上海《晶报》上有人举《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一句,以为“兴”是内动词,不可有“之”字作止词。这个例很可为林先生解嘲!这一类的例,使学生批评,可以增长文法的兴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错误。

  次讲作文。

  (1)应该多做翻译,翻白话做古文,翻古文做白话文。翻译的用处最大:
  一,练习文法的应用。例如讲动词的止词时,可令学生翻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所不能”,“他什么都不懂”等句,使他们懂得止词的位置有种种不同的变法。二,译长篇可使学生练习有材料的文字。做文最忌没有话说。翻译现成的长篇,先有材料作底子,再讲究怎样说法,便容易了。

  (2)若是出题目做的文章,应注意几点:

  一,最好是令学生自己出题目;二,千万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题目;三,题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学生的兴味,第二要能引学生去收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学识。

  (3)学生平日做的笔记,杂志文章,长篇通信,都可以代替课艺。

  教员应该极力鼓励学生写长信,作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这些著作往往比敷衍的课艺高无数倍;往往有许多学生平时不能做一百字的《汉武帝论》,却能做几千字的白话通信。这种事实应该使做教员的人起一点自责的觉悟!

  (4)作文的时间不可多,至多二周一次。作文都该拿下堂去做。

  (5)改文章时,应该根据文法。合文法的才是通,不合文法的便是不通。每改一句,须指出根据那一条文法通则。例如有学生做了“而方姚卒不之踣”,我圈去“之”字,须说明“之”字何以不通。又如学生做了“客好何?”我改为“客何好?”或“客好何物?”也须说明古文何以不可说“客好何”。

  (6)千万不可整篇涂去,由教员重作。如有内容伦理上的错误,可由教员批出,但不可代做。

  七、结论

  我这篇《中学国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有限的,但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可行,那一部分应该修正。没有试验的主观批评是不能使我心服的。

  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原载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两年以来,渐觉得我那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是无法试验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不修正的。此次再来讲演这个题目,先就旧主张略说一说,再加以两年来修正的地方,作为我的新主张。为讲演的便利,分为以下四段:

  一、假定的“中学国文标准”

  我在两年前定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是:
  (1)人人能以国语自由发表思想。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书。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几个标准,我现在修改作以下三条:

  (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这一条与旧主张第一条无大差异。我所持理由:因为国语文容易学习,容易通晓,而且实在重要。以我数年来的观察,可以说:中学生作古文的,都没有什么成绩。有许许多多中等学校毕业生都不能用古文发表他自己的思想。然而在这几年之中,能做通顺的白话文的中学生却渐渐多起来了。我们认定一个中学生至少要有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故用“能作国语文”为第一个标准。

  (2)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学生先学习国语文到了明白通顺的程度,然后再去学习古文,所谓“事半功倍”,自然是容易的多。学外国文也是如此,先学好了一种欧洲语言,然后再去学第二种,必定容易的多。还有一个证据是: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所得,可以断定有许多文字明白通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家的残篇古文而得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语可以帮助古文的学习了。

  (3)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

  以上讲完了中学国文标准,现在讲第二段。

  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前年假定的是: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占四分之三。四年合计,中学课程以二十时为准:国语文所占五小时内,白话文应占二小时,语法与作文一小时,演说一小时,辩论一小时;古文所占十五小时内,古文选本应占十二小时,文法与作文应占三小时。

  现在我拟定两个国文课程的标准是:
  (1)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应该注意下列三项:

  ①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与能力。

  ②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

  ③四学年内,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

  (2)国语文已通畅的,也分为下列三项:
  ①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

  ②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

  ③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

  以上为中学的国文课程。以下再讲第三段。

  三、国语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1)国语文的教材:国语文的教材与九年定的大略相同,不过现在的新主张比较旧主张略有增加。

  ①小说。

  ②戏剧与诗歌。

  ③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

  ④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这种选本可使学生知道——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

  ⑤国语文的文法。

  (2)国语文的教授法:此与九年所拟的完全相同。

  ①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教员在讲堂上,除了补充和讨论以外,实在没有讲解的必要。

  ②用演说,辩论,作国语的实用教授法。国语文既是一种活的文字,就应当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演说、辩论……都是活的教授法,都能帮助国语教学的。我可以说:“长于演说的人,一定能作好的文章;辩论家也是一样。”

  各种国语教材的教授法,我在两年前已大略说过了。只有新添的“古白话文学”与“文法”两项可以提出来略说一点。

  教授古白话文学时,应讲演白话文学的兴起,变迁的历史,指出选例的价值。

  教授国语文法时,可略依下列三条原则:
  第一,于极短时期中,教完文法中“法式的”部分。所谓法式的部分,就是名词分几类,动词分几类,什么叫“主词”……

  第二,然后注重国语文法的特别处。如“把他杀了”的“把”字;“我恨不得把这班贪官污吏杀的干干净净”的“的”字;“宋江杀了人了”的两个“了”字;“放了手罢”的“了”字;“那个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的“的”字……这些都是国语文法的特别处,是应当特别注重的。

  第三,改正不合文法的文句。有许多的国语文句是不合文法的,应当随时改正。比如:
  “除非过半数的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

  这一句的上半句用“除非”,下半句不能用肯定,所以应该改为:
  “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

  如此,才能免于文法上的错误。

  以上讲完了国语文,现在讲古文之部。

  四、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前年的计划之中,这一项惹起了最多的怀疑,而我自己这两年的观察也使我觉得这一项之所以不能实施的原因了。现在先摘要说明我前年的主张:

  (1)古文的教材。

  第一学年,专读近人的文章,自梁任公到章太炎,都可选读。此外还应多看文言的小说,如《战血余腥记》《穑者传》等。

  第二三四学年,分两种:

  ①古文选本,从《老子》《檀弓》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的重要作者,都应选入;于选本之中,包括古文文学史的性质。

  ②自修的古文书,一个中学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几部书:
  史书:《资治通鉴》,或《纪事本末》等。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

  文学书:《诗经》之外,随学生性质所近,选习两三种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苏轼等。

  (2)古文教授法。

  ①教员分配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

  ②讲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项事可做。

  ③教员除解答疑难,引导讨论外,可以随时加入参考的材料。

  以上是我三年前的主张。这个理想的计划,到现在看来,很像是完全失败了。教材的分量,早就有人反对了;教授古文,注重自修,大家也觉得难以实行。但这种失败,我还不肯认为根本的失败。我至今承认我当年主张的理由(看《文存》卷一,315~316页)没有什么大错。我以为我的主张此时之所以不能不失败,只为了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相当的设备。

  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倒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我曾说,“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是决不会教出什么成绩来的”。这话我至今认为不错。但除了那本古文读本之外,还有什么适当于教科的书籍吗?我提倡学生自读古书,但是有几部古书可以便于自修呢?我曾举《资治通鉴》,但现行的《资治通鉴》——宋本,百衲本,局本,石印——那一部可以供普通中学学生自修呢?我又说过各种“子书”,但现在的子书可有一部适用的吗?就拿最简短的《老子》来说,王弼本与河上公本是最通行的了;然而清朝古学大师对于《老子》的校勘训诂——如王念孙、俞樾等——至今没有人搜集成一种便于自修的“集注”。究竟“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二句应该读“常无”“常有”为两小顿呢?还是读两个“欲”字作小顿呢?“常”字还是作“常常”解呢?还是依俞樾作“尚”字解呢?

  我又说过《诗经》,但是《诗经》不经过一番大整理是不配作教本的。二百年来,学者专想推翻朱熹的《诗集传》,但朱《传》仍旧是社会上最通行的本子。现在有几个中学国文教员能用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一班汉学家的笺疏呢?有几个能用姚际恒或龚橙的见解呢?究竟毛《传》,郑《笺》,孔《疏》,朱《传》……那一家对呢?究竟齐诗,鲁诗,韩诗,毛诗的异同,有没有参考比较的价值呢?究竟《关关雎鸠》一篇是泛指“后妃之德”呢?还是美文王的后妃呢?还是刺她的曾孙媳妇康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首写相思的诗呢?这一部书,经过朱熹的整理,又经过无数学者的整理,然而至今还只是一笔糊涂账;专门研究的人还弄不清楚,何况中学学生呢?若我们也糊里糊涂的把朱熹的《诗集传》做课本,叫学生把《关雎》当作“后妃之德”的诗,那就是瞒心昧己,害人子弟了!
  总之,我说的“没有相当的设备”,是说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古书不经过一番新式的整理,是不适宜于自修的,我们不看见英美学生读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吗?莎士比亚生于三百年前,他的戏剧若不整理,也就不好懂了。我们试拿三百年前刻的“四开”(Quarto)“对开”(Folio)的古本《莎士比亚集》,比较现在学校用的那些有详序、有细注、有校勘记的本子,方才可以知道整理古书在教学上的重要了。

  整理古书的方法,现在不能细说,只可说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加标点符号。

  (2)分段。

  (3)删去繁重的,迂谬的,不必有的旧注。

  (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这两条,我且举一个例。

  《诗经》的第一首,旧序与旧注都可删去,但注下列的几处:
  (1)“关雎”是什么?
  (2)“洲”字,“逑”字,“芼”字。

  (3)“荇菜”是什么?
  (4)“左右流之”的“流”字,下有“之”字,明是外动词,与“水流”的“流”不同,故应加注。

  (5)“思服”二字,应酌采诸家之说,定一适当之注。

  (5)校勘。用古本善本校勘异同,订正讹脱。

  (6)考订真假。如《书经》的“古文”一部分是二百年来经学大师多认为假的了。如《庄子》的《说剑》《让王》《盗跖》诸篇,是宋人就认为假的了。

  (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每书应有详明的序跋,内中至少应有下列各项:
  ①著作人的小传。

  ②本书的历史如序《书经》,应述“今古文”的公案。

  ③本书的价值如序《诗经》,应指出它的文学价值。

  有了这一番整理的工夫,我们就可以有一套《中学国故丛书》了。这部丛书的内容,大概有下列各种书:
  (1)《诗经》(2)《左传》(3)《战国策》(4)《老子》

  (5)《论语》(6)《墨子》(7)《庄子》(8)《孟子》

  (9)《荀子》(10)《韩非子》(11)《楚辞》(12)《史记》

  (13)《淮南子》(14)《汉书》(15)《论衡》(16)《陶潜》

  (17)《杜甫》(18)《李白》(19)《白居易》(20)《韩愈》

  (21)《柳宗元》(22)《欧阳修》(23)《王安石》(24)《朱熹》

  (25)《陆游》(26)《杨万里》(27)《辛弃疾》(28)《马致远》

  (29)《关汉卿》(30)《元曲选》(31)《明曲选》……

  (这不过是随便举例,读者不可拘泥。)
  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授便没有困难了。教材有了,自修是可能的了,教员与学生的参考材料也都有了。教员可以自由指定材料,而学生自修也就有乐无苦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断定中学生的古文程度比现在大学生还要高些!大家如不相信,请努力多活几年,让我们实验给你们看!

  (附记)这篇前三段是用杨君的笔记,末一段是我后来重做的。

  原载于1922年8月27日至28日《晨报副镌》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字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陆九渊)上海江左书林铅印本很可用。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本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彩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蔀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补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源》(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熊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彊邨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期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埼亭集》(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盦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钞》(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霑)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原载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字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陆九渊)上海江左书林铅印本很可用。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本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彩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蔀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补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源》(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熊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彊邨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期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埼亭集》(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盦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钞》(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霑)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原载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