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佛教建筑的演进》（1）

  概论
  佛教建筑是佛教艺术乃至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而璀璨的历史。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佛教建筑也肇始于斯地，并随着佛教的传播而遍及亚洲各地。佛教建筑在不同地区呈现为各自不同的风格样式，这里既有佛教文化自身发展演进的因素，同时也与各地区所特有的地理形貌、风土物产、文化特质以及审美好尚等因素密切相关。

  佛教东传入华，佛教与佛教建筑的本土化互为表里，共同谱写了中国佛教艺术民族化的新篇章。佛教建筑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寺院、石窟寺、佛塔、佛殿、经幢等典型样式。它们不仅记录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更是物化了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百老汇。

  第一节　佛教建筑艺术的传播

  传统的观点认为，佛教文化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传至汉地的。20世纪佛教史与中西交通史取得了新进展，认为佛教文化由多条路径从印度向外传播的，除去陆上丝绸之路外，由印度通向汉地的途径还有南方的海上之路，或许还包括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这条“蜀印”之路。[1] 诚然，海上之路可以直接带来印度佛像及佛画粉本，但对于佛教建筑而言，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是最重要的传播路径，因此我们应该顺着印度、中亚、中国、朝鲜与日本这条基本线索认识东方佛教建筑。

  一、印度

  公元前3世纪中期，北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皈依佛教，并确立佛教为国教，进而将佛教推广到古印度周边文明地域，使得包括佛教建筑在内的佛教文化迅速发展。阿育王时期建造了一批佛教建筑，其中的阿育王石柱是现存最早的佛教遗迹。阿育王曾敕令在交通要道以及佛塔前树立石柱，今天尚遗存40余座这样的石柱，称“阿育王石柱”[2]。在阿育王石柱中，以地处萨尔纳特（Sarnath）的鹿野苑阿育王柱最为知名（图1-1-1）。该石柱呈圆形，柱身表面铭刻敕文，柱头顶部雕出四头背对蹲踞着的雄狮，雄狮下面的圆盘侧面刻出牛、马、象和狮子浮雕，分别象征着印度的四条大河，动物之间各以法轮隔开。原先柱顶的雄狮承托着一个由32根辐条构成的法轮，可惜法轮早已残损。通过阿育王石柱可知，佛教艺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建筑与雕塑一体化的特征。

  虽然阿育王石柱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建筑，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佛教建筑却是佛塔和石窟寺。塔（stupa），亦作窣堵波、浮屠等，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而造的建筑物。作为佛陀的化身，塔始终是佛教徒供养礼拜的主要对象之一，[3]印度早期佛教建筑更是以佛塔为主。最初的佛塔仅是一个圆丘，约在阿育王时期发展成为覆钵形式，覆钵被称为“安荼”（anda），在古印度观念中，“安荼”可能具有宇宙起源的象征含义。[4]覆钵上部有平顶和伞盖（伞盖后发展成相轮，即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下部为圆柱形底座，周围环以布满雕刻的石质栏楯。早期印度佛塔以中印度的巴尔胡特（Bhorhut）大塔、菩提伽耶（Buddhagaya）大塔、桑奇（Sanch）大塔，以及南印度的阿玛拉瓦提（Amaravati）大塔为代表，其中以桑奇大塔最为知名。桑奇共保存三座佛塔，第一塔最精美，所谓桑奇大塔就是指第一塔（图1-1-2）。桑奇大塔始建于孔雀王朝，当时塔的体积仅有现在的一半，后经多次拓展扩建，约于公元1世纪建成现在的样子。现在桑奇大塔有两道石栏楯，外栏楯四面建有四座石质塔门，塔门门柱和横梁上满刻造像，并出现了本生与佛传浮雕。信徒礼拜佛塔时从东门入内，顺时针绕塔一周，与太阳运行方向一致。印度佛塔与阿育王石柱一样，都具有建筑与造像一体化的特征。

  石窟寺是另一种重要的佛教建筑形式，它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修行道场，简称石窟。石窟寺的开凿起源于古印度，印度现存的各类宗教石窟总数有1200余座，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佛教石窟，其余则属于印度教或耆那教。[5]印度石窟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礼拜用窟，称支提窟（chaitya）或塔庙窟；另一种是僧侣居住用窟，称毗诃罗窟（vihara）或僧房窟。印度石窟以阿旃陀（Ajanta）石窟和埃罗拉（Ellora）石窟最为重要，前者是纯粹的佛教石窟，后者则分属于佛教、印度教以及耆那教。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西部德干高原文达雅山悬崖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摩诃剌侘国”曾对阿旃陀石窟作过较为详尽的记载。阿旃陀石窟开凿年代集中在两个时期，早期洞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晚期开凿于5至7世纪。[6]阿旃陀现存29座洞窟，这些洞窟环布在敞开的马蹄形山崖上，绵延约有550米，其中有5座支提窟，其余24座皆为僧房窟 [7]（图1-1-3）。除去建筑形制价值外，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及壁画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其壁画保存较好，是印度石窟中最多的一处。由于阿旃陀石窟的壁画绘制于不同时期，因此无论是风格形式还是绘画题材，都为印度佛教艺术提供了绝好的参照系。

  除石柱、佛塔和石窟寺外，印度佛教建筑还包括地面寺院。印度佛寺分为两类：第一种叫“僧伽蓝摩”（samghrma），简称“伽蓝”，是供僧众居住的园林或寺院；另一种叫“阿兰若”（aranya），简称“兰若”，指用于少数出家人修行与居住的僻静场所。据佛经记载，最早的寺院是佛陀时代的两大精舍，[8]即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前文已述，佛塔是早期印度佛教徒的主要礼拜对象，因此古印度出现了以佛塔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印度最宏伟的寺院是位于中印度王舍城之北的那烂陀寺（Nalanda），通常认为该寺创建于笈多朝鸠摩罗笈多时期（5世纪前半叶）。在公元5至12世纪之间，那烂陀寺作为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同时还成为亚洲佛学中心，唐代僧人玄奘（约600～664年）和义净（635～713年）曾先后负笈那烂陀寺求学取经。[9]现在那烂陀寺遗址已全部经过考古发掘，遗址南北总长约500米，东西约宽250米，寺院由十多个僧院和塔院组成（图1-1-4）。寺院东部有八个僧院，背东面西呈一字排开，通常佛殿设于僧院中央或东墙中间，僧房环列于僧院四面。寺院西部是礼佛区，其中西南端的大佛塔可能是那烂陀寺早期礼拜中心，中部的四层砖石结构佛堂是后期礼拜中心。[10]由于玄奘、义净等中国高僧有过在印度佛寺长期生活的经历，此外还有一些印度高僧（如开元三大士）直接来华传法，故而印度佛寺可能对汉地佛寺产生过直接影响。[11]据《法苑珠林》卷二十九记载，唐代使者王玄策曾于7世纪中叶多次出使天竺，并把印度佛寺图样带回长安。总之，我们在强调中亚西域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同时，也不能忽视唐宋之际中、印两国的直接文化交流。

  中亚地区指的是帕米尔高原与里海之间的广大区域。[12]该地区多山、多沙漠，因此其文明形态以游牧和商业文明为主，有别于中原和印度以农耕为主体的文明形态。在佛教的传播史上，中亚地区是印度与中国陆路交通的必经通道，因此具有重要地位。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中亚，它还是欧亚大陆上几大古文明（中国、印度、波斯、罗马、阿拉伯文明等），以及不同宗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同时还包括不同种族（月氏、匈奴、柔然、粟特、突厥、回鹘、蒙古等）之间相互接触、冲突、交流以至整合之交汇地。[13]公元前3世纪中叶，佛教传至西北印度，随后遍及中亚各地。中亚地理、风土及文化特殊性，使得中亚佛教出现了很多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征，中亚佛教建筑也与印度多有不同。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中亚地区多佛寺而石窟相对较少。考古工作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阿姆河以北地区发现不少寺院遗址，从时代上看，中亚佛寺比较集中于贵霜王朝（Kushan）时期（公元1世纪末至5世纪初）。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定都于犍陀罗（Gandhara）地区的白沙瓦（Peshawar），因此犍陀罗地区是中亚佛教遗迹最集中的区域，尤其是白沙瓦东面的塔克西拉（Taxila）。根据已发掘的寺院遗迹可知，中亚佛教寺院分为平原寺院和山地寺院两类，山地寺院的数量更多。中亚佛教寺院有一定布局规律，通常由塔院和僧院构成，塔院和僧院相对分离，二者之间以建筑、围墙或中庭相隔。塔院以大塔为中心，周围环以小塔和佛堂，佛像置于塔院和佛堂内。僧院是以僧房围合而成的矩形庭院，除僧舍外，僧院还设置了讲堂、食堂、库房等建筑。[14]中亚佛寺的这种布局规律可以在释典中找到依据。《摩诃僧祇律》卷三三云：起僧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林，若狗食残持来污地，应作垣墙。应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15]《摩诃僧祇律》中所谓的“佛地”和“僧地”分别与塔院和僧院相对应，“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正是中亚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原则。考古材料也可以支持这一原则，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亚五国发掘出的佛寺遗址与上述布局原则基本相符。[16]（图1-1-5）中亚佛塔也与印度佛塔不同。犍陀罗地区的佛塔在印度佛塔的基础上逐渐升高，具有强烈的竖向趋势，甚至塔身演化为多层，改变原来的覆钵式佛塔形扬石窟位于阿富汗兴都库斯山脉的南北交通要冲上，约开凿于公元4至8世纪。洞窟群东西绵延约1300米，现有751个编号洞窟以及著名的东、西两大立佛像。根据法国考古学家和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调查，巴米扬石窟的洞窟平面形式有正方形、长方形、八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其中长方形窟数量最多。石窟的窟顶形式分为平顶、穹隆顶、纵券及套斗顶[17]几种，这些窟顶形式与平面形式相互组合，形成了复式。另一方面，犍陀罗地区佛塔的底座基本上呈方形，底座四周列有倚柱，柱头为希腊、波斯样式，柱间设有佛龛或布满雕像，这个特点也与印度窣堵波的圆形底座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中亚佛塔完成了佛塔形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如著名的迦腻色迦大塔，就体现出中亚佛塔的上述两个特点。迦腻色迦大塔位于白沙瓦东南的沙基克代里镇，又称雀离浮屠，该塔始建于贵霜王朝盛期（约公元3世纪中期）。据东晋法显《佛国记》记载，此塔高四十丈，顶上有二十五个相轮，计三十丈，塔上雕有佛陀与菩萨像，以及本生图等，壮丽威严。北魏宋云《宋云行记》及玄奘《大唐西域记》也都记述过此塔。根据考古发掘，迦腻色迦大塔底座呈方形，边长87米，底座四边伸出台阶，阶梯道呈十字形，周围另有小供养塔，大塔内部发现了迦腻色迦王舍利盒。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认为，犍陀罗佛塔这种方形底座的形式，大约是受到了古罗马方形石棺和祭坛的影响。[18]中亚地区还出现了很多供养小塔，其形式与大塔相仿，同样具有方形底座、多层塔身以及多重伞盖等特点（图1-1-6）。此外，供养小塔表面多有浮雕造像，受到了艺术史学者的重视。由于中亚地区大佛塔残损现象较严重，因此这批供养小塔的材料就显得弥足珍贵，由此可见中亚佛塔形制之全貌。

  虽然中亚地区多佛寺而少石窟，但巴米扬（Bamiyan）石窟却是极为重要的佛教遗迹。巴米杂的洞窟形制。巴米扬东大立佛龛位于第155窟，佛像为石胎泥塑形式，像高38米。西大立佛位于第620窟，龛高58米，像高55米（图1-1-7）。7世纪，玄奘曾亲临巴米扬，其《大唐西域记》记载东大佛“高百余尺”，西大佛“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巴米扬石窟窟内均有壁画，以佛、菩萨、日神、月神、飞天、供养者等图像为主，并出现了多幅涅槃图。东大佛龛顶的太阳神像反映了中亚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此外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千佛图像体现了大乘佛教世界观念。巴米扬很少有佛塔建筑或支提窟，与印度甚至犍陀罗地区以礼拜塔为主的佛教礼仪有别，这里所礼拜的主要对象是佛像。巴米扬石窟体现出了中亚地区佛教信仰的特点，即佛像崇拜业已取代了佛塔崇拜。

  三、西域

  狭义的西域是指我国新疆地区，它介于中亚与汉地之间。[19]汉唐之际，鄯善（楼兰）、于阗、疏勒、龟玆、高昌、焉耆等国先后兴起，各地佛教都极为兴盛。2世纪至5世纪，西域佛教以小乘为主，但也有些地区流行大乘或大小乘混合佛教。5世纪以后，大乘佛教渐成主流。随着佛教的兴盛，新疆各地广泛建塔凿窟、修寺崇佛。在佛教艺术研究中，西域佛教建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新疆佛教建筑广泛继承了中亚因素。比如新疆地区的佛塔，不论是于阗热瓦克大塔（图1-1-8），还是疏勒的莫尔佛塔，抑或是龟兹的苏巴什佛寺大塔，都具有正方形底座和圆柱形塔身，形制与中亚佛塔一脉相承。其次，新疆佛教艺术还发展出很多本地特征。克孜尔石窟中出现了礼拜用的大像窟，虽然大立佛实物已不存，但据研究，龟兹地区的大像窟既早于葱岭以西地区的中亚和南亚，也早于新疆以东的内地，因此“开凿大像龛和雕塑大型立像，或许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此外，后期新疆佛教艺术还愈加具有汉化倾向，这点在壁画和建筑装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总之，新疆佛教建筑是研究印度及中亚地区同汉地佛教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珍贵材料，理应受到格外重视。

  一、佛塔

  中国佛塔起源甚早，前文所述的四川画像砖便是明证，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皆始建于三国孙吴时期。汉地佛塔形式颇多，其中汉化程度最高的是木构架楼阁式塔，北魏熙平元年（516）所建洛阳永宁寺九层塔是历史上最知名的楼阁式塔。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并皆朱漆。

  按北魏尺折合，“合去地一千尺”已超过255米，《洛阳伽蓝记》未免夸张。但根据《水经注》及《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核算，此塔高约134米，或许比较接近实际情况。[22] 现存木构楼阁式塔以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简称“应县木塔”）最为典型（图1-2-2）。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呈八边形，外观五层，底层重檐，共六檐五层，塔身内部另有四暗层，实为九层，塔顶系八角攒尖，上置塔刹，全塔通高67.31米。应县木塔的斗栱结构极为复杂，共有54种斗栱形式，这种复杂的结构系统使得应县木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历经九百余载仍巍然耸立。[23] 以应县木塔为代表的木构架楼阁式塔，从外观形式特征，到内部结构方式，以至建造材料，都与印度和中亚佛塔迥然不同。此外楼阁式塔还具有登塔游观功能，这也是汉地佛塔功能的新拓展。

  密檐塔是另一种常见的汉地佛塔形式。密檐塔通常由砖砌造而成，在塔身外表用砖依照木构架形式做出梁、柱、檐、门窗等建筑元素，塔身底层较高，二层以上塔檐紧密相连，因此以“密檐”命名。通常认为密檐塔是由楼阁式塔发展而来的，但多数密檐塔不提供登临远眺。现存最早的密檐塔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图1-2-3）。该塔始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塔身平面外呈十二边形，内为八边形，外部密檐十五层，塔高约40米。塔身外廓线形成和缓韧健的抛物线收分，密檐之间均砌有门窗。塔顶覆莲上安置塔刹，以仰莲承受相轮及宝珠。除嵩岳寺塔外，知名的密檐塔还有陕西西安小雁塔（707年）、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824～839年）等。辽、金时期，密檐塔在北方大盛，至今尚存者颇多。

  汉地佛塔在形式汉化的同时，置塔方式、装饰和功能等也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从置塔方式来看，除去传统的孤立式塔外，还出现了两两相望的对立式塔（陕西西安大雁塔与小雁塔）或双塔（江苏苏州罗汉院双塔），排列式三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方立式四塔（辽宁沈阳四门四塔）等，甚至还出现了“塔林”。最知名的塔林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内，少林寺塔林汇集了唐代至清代高僧墓塔二百余座，有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中小型佛塔，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塔景观”（图1-2-4）。其次，佛塔装饰也出现了多种样式。以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为例，[24]飞虹塔俗称琉璃塔，始建于东汉，重建于明代正德十年（1515）至嘉靖六年（1527）。该塔为八角十三层，高47.3米，塔身砖砌，外表用黄、绿、蓝、白、赭五彩琉璃装饰，雕饰极为绮丽，并饰以佛、菩萨、金刚、盘龙、神兽、鸟禽、花卉、流云、莲瓣、斗栱、角柱等琉璃构件，异常华美，琉璃至今色泽如新（图1-2-5）。此外，汉地佛塔功能的扩展也不可忽视。诸如料敌塔（河北定州料敌塔）、灯塔（浙江杭州六和塔），以及遍及乡村的风水塔等，这些承载着新用途的汉化塔式，已经超出了佛教建筑的范畴。

  二、石窟

  中古之际，汉地开凿了很多石窟，这些石窟寺也经历了全面的汉化过程。中国石窟寺略可分为四大区域：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25] 其中的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石窟是中国石窟遗迹的主要部分，最知名者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南京栖霞山石窟及重庆大足石刻等，这些石窟的汉化程度也最高。

  石窟汉化首先体现在洞窟形制上。前文已述中心柱窟（塔庙窟）是印度石窟主要形制之一，中国北朝时期，敦煌、云冈、巩县、响堂山等石窟也都流行中心柱窟。以敦煌莫高窟为例，中心柱窟在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最为常见，第251、254、257、431窟是北朝中心柱窟的典型实例。敦煌中心柱窟通常呈长方形，中间偏后部凿出方形塔柱，直通窟顶。窟顶前部为人字披，后部用平棋顶。中心柱四周开龛，石窟左右壁上也常凿出一排佛龛。佛龛的样式最初是印度传来的“圆拱龛”，后来发展出了中国式的“阙形龛”。至北朝晚期莫高窟出现了殿堂窟，隋唐以后殿堂窟遂成大宗。在殿堂窟流行之际，传统的中心柱窟逐渐消失。殿堂窟又称“覆斗顶窟”，主室呈方形，顶为倒斗形，正壁开龛造像，或者三壁开三龛（图1-2-6）。此类形制被认为是由中国传统的帐演变而来，同时还与汉晋时期的墓室形制十分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殿堂窟主要仿自汉晋以来的宫殿形式，它是在北魏晚期由洛阳一带传至敦煌的。不论如何，殿堂窟在印度和西域地区不见，而是典型的中国化洞窟形制。随着殿堂窟的流行，壁画题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变画开始流行，盛唐以后大多数经变画中都具有盛大的乐舞场面，供养人形象也明显增大。此外隋唐之际敦煌石窟内流行一铺多身的群塑形式，上述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新发展与洞窟形制变化互为表里。总之在敦煌莫高窟中，中心柱窟内部的变化，以及殿堂窟取代中心柱窟都体现了佛教艺术的“变梵为夏”。

  中国石窟的汉化还表现在窟前建筑上。中国石窟的窟前建筑有两种主要处理方式，[26]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在洞窟外部雕凿出仿木建筑结构，模拟地面寺院中的佛殿或佛塔外观。这种处理方式约始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盛行于北朝晚期，约止于唐代。窟前模拟佛殿的做法最早见于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27]此时正处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7～499），或与汉化政策有关。云冈第二期之后，龙门、麦积山、响堂山以及天龙山等石窟也相继出现了模拟佛殿形貌的窟前建筑。以太原天龙山北齐第16窟为例（图1-2-7），该窟窟前雕出两根八边形石柱，形成三开间仿木建筑前廊。双柱收分显著，柱础雕出莲瓣，柱上栌斗、阑额以及额上斗栱的比例和卷杀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惜的是窟前建筑屋顶部分已残，推测当初为庑殿顶形式。[28]此外北齐石窟还出现了模仿佛塔的窟前建筑，据杨泓先生的研究，这种模拟佛塔形貌的窟前建筑“流行时间仅限于北齐一代，且仅分布在今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的鼓山一带”，故此种窟前建筑是北齐石窟的特色。窟前建筑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在因崖开凿的窟龛前直接建造木构架殿堂或重阁建筑，这种做法始于公元5、6世纪之际，南北朝时期的实例见于敦煌莫高窟与南京栖霞山石窟等，唐宋时期这种做法日趋流行。以敦煌莫高窟为例，目前已清理出22个五代至元窟前殿堂遗址，其中属五代、宋营建者12个，西夏遗址4个，元代遗址4个。[29]此外宋辽金之际，云冈石窟第1至20窟以及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像龛都建造过规模宏大的木结构窟前殿堂，近年来考古工作在窟前发掘清理出的柱础遗迹以及石窟崖面上的凿孔都是明证。奉先寺大像龛在唐代时是露天的摩崖造像群，可能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依龛增建了木结构窟前建筑，[30]中龛五间，两侧龛各两间，所以奉先寺又有“九间房”之称。

  佛寺是汉地佛教建筑之大宗，数量和普及范围都远远超过石窟寺。

  汉地佛寺建筑至少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汉地佛寺数量极多，由此产生了佛寺之间的等级之别。在印度地区，佛塔和石窟所占比重更大，汉地的情况则与其不同，不仅石窟寺形式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明显受到地面佛寺影响，而且在宋代以后石窟逐渐被佛寺所取代。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空前盛况：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又《魏书·释老志》亦云：
  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有唐一代，佛寺数量也是多得令人瞠目，而且唐代佛寺已分为官、庶两个系统。《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条载：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这里的“寺”指的是官方规定数额的大型寺院，建于两京及各州，经济上有官方保障；与此相对，“兰若”是僧人或民众私造的小型道场，兰若主要由社会下层供养而维系。[32] 上引文献所记载的佛寺数量虽尚有讨论余地，但由此可见中古之际佛教寺院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兰若”遍及全国值得注意，因为这种数量庞大的佛教道场，不可能照搬印度梵宫布局，必然导致佛教建筑向着本土化、民间化趋势发展。还有一点须要格外注意，汉地佛寺的官、庶之别导致佛教建筑至少在唐代就已经被纳入中国传统宫室体制的尊卑等级中了。[33] 以现存三座唐代木构佛殿为例（图1-2-9、图1-2-10、图1-2-11），其寺院规模和建筑形制具有很大差异。五台县佛光寺属于官府赐额的正式寺院，主殿东大殿（875年）面阔七间，采用单檐庑殿顶形式，并用鸱尾，俨然宫殿体制。而五台县南禅寺和平顺县天台庵则属于非正式的“兰若”。南禅寺大殿（782年）和天台庵大殿皆为三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整个寺院规模更是无法与佛光寺相比，佛寺等级差异的明显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汉地佛教寺院中佛塔的位置与印度和中亚也有明显区别。汉魏西晋时期，汉地寺院具有“立塔为寺”的特征，而且存在对“浮屠”（塔）和“寺”在称呼上不加分别的现象。东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分汉地佛寺仍旧延续了以佛塔为礼拜中心的传统寺院布局方式，但寺院建制开始扩大，出现了殿堂、讲堂和禅房。如洛阳永宁寺以佛塔为中心，佛塔前为山门，后为殿堂，继承了早期佛寺的布局特征。与此同时，由于南北朝流行“舍宅为寺”之风，另一部分佛寺则向着宫殿化、宅第化的方向演变。据《洛阳伽蓝记》卷一“建中寺”条记载，北魏建明元年（530），尔朱世隆得阉官刘腾宅第，后将其舍为“建中寺”，是书略云：一里之间，廊庑充溢。……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满其中。

  最初佛寺中的园林与“舍宅为寺”密切相关，但后来寺中造园渐成常见做法，现存苏州狮子林（历史上曾为狮林寺）和西园寺就是典型实例（图1-2-12）。其二，佛寺与胜景的结合。东晋时期，净土宗初祖慧远（334～416年）入隐庐山，住东林寺结社弘法，是胜景建寺较早之例。禅宗更延续了这种做法，南宗禅强调心灵的透脱自在，具有鲜明的庄、玄倾向，故禅寺多选风景清幽之地，一时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南宋江南禅宗的“五山十刹”就是胜地建寺的典型实例。[39]（图1-2-13）需要格外指出，汉地佛教（尤其是南宗禅）的这种徜徉乎山水、安顿于林泉的做法，与印度沙门远离尘世、勤修苦行具有显著的差别，虽同样归于山林，旨趣与意义却不尽相同。其三，自然化趋向还体现在灵活自由的佛寺布局上。那些地处风景胜境的山林寺院受地形条件限制，需要因地制宜自不待言，即便是处于坊里内的城郭寺院，也不时表现出灵活自由、不蹈规矩的形态变化。[40]另外一些汉化佛寺同样是依形就势、巧妙借助自然环境，比如恒山悬空寺依峭壁而建，极为险峻，创造出与西土迥然不同的佛寺建筑形象（图1-2-14）。这样的建筑与其说是出于环境限制的无奈，毋宁说是主动创造的结果，在最大限度发挥木构架优势的同时，也拓展了佛教建筑的形式可能性。总而言之，佛教建筑在汉地历经了全面的革新：佛塔和石窟形式发生改观，石窟寺逐渐被地面佛寺所取代，佛塔的地位以及在佛寺中的位置产生变化，佛寺向着宅第化、园林化方向演变。凡此种种，都是佛教建筑汉化趋势的具体体现。

  从宗教史角度看，中国的北传佛教除去上述介绍过的汉化佛教外，还包括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建筑与汉化佛教建筑区别甚大，从建筑结构体系上，前者属于碉房体系（砌块结构），后者属于木构架体系（梁柱结构）。[41]今天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内蒙古等地保留了很多藏传佛寺，有待研究的课题还很多。[42]元代以降，藏传佛教与汉化佛教交流密切，尤其是清代时建造了一批汉藏混合形式的寺院。

  第三节　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佛教建筑由印度、中亚传布到汉地的这一脉佛教属于佛教系谱中的北传系统。北传佛教并没有止于中国，而是由汉地进而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大量吸收借鉴汉地建筑特色的同时，也逐步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佛教建筑。

  一、朝鲜半岛

  根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佛教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由中国北方传入高句丽，之后又传到南部的百济和新罗。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北方联系较多，明显受到汉代及北朝建筑风格的影响。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平壤附近的青岩里土城内发掘了金刚寺遗址，这是一处较早的高句丽佛寺遗存，该寺建于5世纪末。金刚寺以佛塔为中心，符合早期佛寺布局特征，佛塔两侧和背后皆为佛殿，属于一塔三金堂（佛殿）式寺院模式。同样的寺院格局还见于戊辰里定陵寺。从遗址可知，定陵寺也是以佛塔为中心，时代约为6世纪末。[43]从平面布局上看，高句丽的金刚寺、定陵寺和北魏洛阳永宁寺同属佛塔中心模式，从时间上看，金刚寺早于永宁寺十余年。

  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西面隔海与中国南朝相望，并向南朝称臣纳贡，因此更多延续了南朝佛教文化传统。据《三国史记》记载，枕流王元年（384），佛教从东晋传入百济。百济佛寺通常采用“一塔式”（亦称“四天王式”）布局模式，即山门、佛塔、金堂（佛殿）和讲堂依次置于寺院中轴线上，其中佛塔地位居首。已发掘的百济佛寺遗址，如扶余南部军守里寺（约6世纪后半叶），或者忠清南道扶余郡定林寺（约7世纪）都属于典型的一塔式建筑布局。百济佛教传入日本后，大阪四天王寺（594年）和奈良山田寺（649年）也采用了一塔式布局。此外，近年来在全罗北道益山郡发掘了弥勒寺遗址（约7世纪前半叶），该寺规模颇宏大，建造出东、中、西三个院落，每个院落都采用前佛塔、后金堂的格局，中院建木塔，东、西两院造石塔。弥勒寺的三院三塔格局或许与“龙华三会”的象征有关，总之这种布局方式是基于一塔式模式上的扩展。

  高丽时代（936～1392）是朝鲜半岛佛教鼎盛时期，高丽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王城有佛寺七十区”。高丽时代最重要的佛殿建筑要属重修于13世纪的荣州浮石寺无量寿殿了。浮石寺始建于统一新罗初期，现在的寺院乃高丽朝重建之物，主殿无量寿殿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出檐深远，斗栱雄健，无补间，保留了较多的唐代遗风，尤其是具有优美曲线的梭柱非常引人注目（图1-3-2）。高丽时代正值中国宋、元之际，这时朝鲜半岛与中国仍有联系往来，比如高丽朝曾派遣画家入北宋画院学习。高丽时代，汉地仍然对高丽佛教建筑产生过影响，据史载，元朝政府曾差派中国工匠赴高丽，建造了黄海道神光寺和淮阳金刚山长安寺等佛寺[45]。就现存实物来看，一些佛教建筑具有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重建于1308年的忠清南道修德寺大雄殿就是典型之例（图1-3-3）。现藏于首尔景福宫的敬天寺石塔乃中国工匠于1348年建造的，塔高13.5米，共十层，与传统的高丽佛塔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图1-3-4），反映了高丽朝佛教建筑的多样性。

  与高丽朝截然不同，李朝（1392～1910）采取尊儒抑佛政策，相当数量的佛寺被废弃、佛教建筑被拆毁。现存的李朝佛寺多是其中后期所建，如金山寺大寂光殿、华严寺觉皇殿、凤停寺大雄殿、无为寺极乐殿、法住寺捌相殿、双峰寺大雄殿等，其中法住寺捌相殿（1626年重建）和双峰寺大雄殿（1690年重建）十分有特色。位于忠清北道的法住寺和全罗南道的双峰寺都始建于统一新罗时期，后于17世纪重建，法住寺捌相殿和双峰寺大雄殿虽名曰佛殿，却采用了楼阁式塔的形式，据说系根据统一新罗时期建筑样式重建而成，[46] 这两座佛殿体现了朝鲜半岛佛教建筑的特色（图1-3-5）。

  注：图中红色代表佛塔，蓝色代表金堂（佛殿），灰色代表讲堂。

  二、日本

  6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最初日本接受的是百济佛教，而且百济工匠直接参与日本佛寺的建造，因此飞鸟时代（552～645）日本佛教艺术具有明显的百济痕迹，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南北朝后期的佛教建筑特点。[47] 始建于592年的法兴寺（亦称飞鸟寺）是最早的日本佛寺，法兴寺就是由百济匠师主持建造的。中国隋唐之际，日本直接与汉地交流，大量吸收唐代文化，因此奈良时期（710～794）日本佛教建筑更多地反映出唐代建筑风格。

  日本早期佛寺已出现了多种伽蓝布局方式，清晰地展现了由塔中心向佛殿中心的演变过程，是研究佛寺配置的绝佳材料（图1-3-6）。法兴寺采用的是一塔三金堂（佛殿）式布局，寺院以一座木构三重塔为中心（图1-3-7），这种形式与考古发掘的高句丽佛寺遗址比较接近。稍晚建造的四天王寺（594年）和山田寺（649年）则属于“四天王式”布局（一塔一金堂），与百济军守里寺和定林寺相同。法兴寺和四天王寺的布局虽有不同，但同属佛塔中心模式，而法隆寺、法轮寺和法起寺则采用了堂、塔并置布局。其中法隆寺与法轮寺是东堂西塔布局，而法起寺为东塔西堂。法隆寺始建于607年，虽然现存建筑多是8世纪以后重建之物，但寺院仍然保留原初的布局方式。法隆寺分西院和东院，西院由南门、中门（天王殿）、回廊、五重塔、金堂、讲堂等建筑构成，其中金堂和五重塔东、西并置（图1-3-8），皆不在中轴线上，而只有南门、中门和北面的讲堂位于中轴线位置。约在7世纪末期，日本佛寺又出现了新的布局方式。奈良药师寺始建于680年，该寺采用了二塔一金堂布局方式，金堂位于中轴线上，其前方左右分别建两座佛塔，塔已明显退居到次要地位，这种双塔式伽蓝布局，与统一新罗时期的感恩寺和佛国寺近似。此外，川原寺（685年）出现了以中金堂为中心的一塔二金堂新形式。这是一种较少见的伽蓝布局，但它仍然是一种由佛塔中心模式向佛殿中心模式过渡的形式。前文已述，唐代以后佛塔中心的布局方式在中国不再流行，甚至很多寺院把佛塔置于别院中，稍晚建造的奈良东大寺就采用了这种伽蓝模式。东大寺把塔迁出中院，在其前方两侧各建东、西塔院，中院则只建佛殿。总之，6世纪至8世纪，日本佛寺布局的总体变化趋势与汉地佛寺一致，二者都体现出由塔中心向佛殿中心的演变。

  平安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中世时代。中世时代历时400余年，又分为镰仓、室町、桃山三个阶段。镰仓时代（1185～1336）日本同中国的文化交流重新活跃起来，此时正值中国南宗禅兴盛的宋代，日僧入宋求法，于12世纪末开创了日本临济宗，随后日本建造了一批禅宗寺院。至镰仓中后期，日本佛教建筑已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比如“天竺样”、“唐样”、“和样”以及“折中样”。“天竺样”也叫“大佛样”，据研究，这种样式源自中国沿海地带（如福建），镰仓时代重建的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和金堂，以及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就是典型的大佛样实例。“唐样”亦称“禅宗样”，它是新传入的江浙地区临济寺院样式，现存的圆觉寺舍利殿、正福寺地藏堂和不动院金堂等采用了这种样式。此外还有“和样”，也称“日本样”，它更多延续了平安时代的建筑风格。“折中样”则是前面三种样式的结合，比如兵库县鹤林寺就综合了“和样”的平面布局、“大佛样”的结构方式以及“唐样”的细部做法。总之，中世时代的日本佛教建筑风格已具有多元特征，这既与汉文化输入密切相关，但又并非仅是单纯模仿汉地建筑的结果。中世时代日本建筑的多元性还表现在佛寺与庭园的结合上。相当数量的日本佛寺都具有庭园[48]，而且庭园风格，以及殿堂与庭园的构成关系也具有多种变化。京都金阁寺（1397年）代表了中世日本建筑风格的一端。金阁寺又称“鹿苑寺”，其主要建筑是一座外包金箔的三层楼阁，楼阁位于镜湖池畔，池内营造出奇岩、鹤岛、龟岛、九山八海等景观（图1-3-10），作为室町时代（1336～1573）最具代表性的寺院园林，金阁寺的这种华美建筑装饰体现了当时流行于社会上层的炫耀之风。与这种浮华风气相对的则是禅宗思想，伴随禅宗精神，日本在室町时代开始流行起茶室和茶亭，并在室町晚期出现了枯山水——一种用石、白沙和苔藓营造出的庭园。从14世纪到20世纪，枯山水庭园一直是日本禅寺中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知名的实例见于龙安寺、曼殊院、大德寺大仙院以及东福寺等地（图1-3-11）。

  [2]阿育王石柱，亦称“法敕石刻”，多散布于印度境内，斯里兰卡亦存一例。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利认为，阿育王石柱的形式源于波斯柱式，尤其是其柱头顶端样式，一直影响到后期印度建筑所特有的“阿玛拉卡”柱头以及寺庙建筑的屋顶顶部。详见［意］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单军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22～24页。

  [3]佛教观念中造塔及礼拜佛塔的种种功德，详见唐地婆诃罗译《佛说造塔功德经》（1卷）和唐实叉难陀译《右绕佛塔功德经》（1卷），这两部佛经皆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卷16。

  [4][意］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5]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页。另外，有学者推测，印度人开凿石窟可能受到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沿岸山崖上开凿岩窟墓的启发。

  [6]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96页注释。

  [7]参见［英］K.斯卡尔编著，吉生等译：《世界古代70大奇迹：伟大建筑及其建造过程》，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125页。

  [8]精舍，寺院别称，含义较宽泛，伽蓝和兰若都可译为精舍。

  [9]唐人对那烂陀寺的记载，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轮法师·那烂陀寺》，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另，《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就是那烂陀寺。

  [10]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11]关于印度佛寺对汉地佛寺在形制布局方面的影响，详见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20页。

  [12]对中亚地区的范围划定仍有争论，有些学者提出广义中亚和狭义中亚的说法，认为狭义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而广义的中亚还包括阿富汗北部、印度与巴基斯坦西北部，以及我国新疆地区。本文使用中亚一词，主要包括今天中亚五国，以及巴基斯坦（古代西北印度）和阿富汗一部。

  [13]关于中亚在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请参看《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章“历史导言”，第20章“中亚——文明的交汇地”。这两章都是由俄罗斯B. A.李特文斯基先生和中国的张广达教授联合执笔。

  [14]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15]《大正藏》卷22，第498页上。《摩诃僧祇律》由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又称《僧祇律》或《大众律》，是印度大众部所传之律。法显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

  [16]另参见［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历史之城塔克西拉》，刘丽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章“寺院的模式”。

  [17]套斗式顶建筑是游牧民族所居帐篷顶的惯用形制，参见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第140页。

  [18][日］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9]《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界定：“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按其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即天山以南地区），但《汉书·西域传》之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还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辨析了“西域”一词诸义：其一，狭义西域是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即现代地理概念的中亚核心部分；其二，广义西域指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狭义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其三，中国学术界往往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

  [20]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21]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22]萧默主编：《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册，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23]关于应县木塔结构方式的详尽分析，详见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373～395页；[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7～183页。

  [24]广胜寺飞虹塔始自东汉建和元年（147），初名“阿育王塔院”，寺以佛塔为主体建筑。据柴泽俊对现存广胜寺之塔与殿堂关系分析，可能现存塔院是在当初古阿育王塔的基座上重建的。详见柴泽俊：《柴泽俊古建筑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8～240页。

  [25]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7页。

  [26]杨泓：《中国古代佛教石窟的窟前建筑》，收入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5～121页。

  [27]云冈第二期洞窟以成组的双窟或三窟为特征，主要包括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以及第11、12、13窟。详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91年出版。另，这两篇文章皆收于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28]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29]详见潘玉闪：《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收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30]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18页。另，梁思成也认为，从奉先寺所遗留下的梁孔、柱孔和槽推测，与宋代营造法式比较接近。参看梁思成《谈奉先寺的保护》，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09页。

  [32]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33]在印度，“伽蓝”和“兰若”主要体现了众修和独修的功能之别，而汉地的“伽蓝”和“兰若”则更多强调寺院的规模、级别、经济来源等方面区别，可谓文同旨异。

  [34]傅熹年：《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35]参看曹汛：《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建筑师》2006年第2期。

  [36]另参看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第480页，“佛塔位置的变化”条；张驭寰：《佛教寺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0～92页，“寺院与佛塔关系一览表”。

  [37]唐以后，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模式仅存于辽代统治区，除山西应县佛宫寺（1056年）外，尚有辽宁锦州广济寺、内蒙古庆州（今巴林右旗附近）白塔佛寺（1049年，该寺仅存白塔，故名）、庆州释迦舍利塔佛寺等例，其中应县佛宫寺保存最为完整。详见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第256页。

  [38]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39]五山十刹，中国等级最高和次高的禅寺。据宋濂：《宋学士集》卷十“住持净持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史弥远奏请定禅寺等级，设“五山十刹”制。“五山”是指五座等级最高的禅寺，皆在浙江，分别是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明州（宁波）天童寺与鄞县阿育王寺。“十刹”是指等级次高的禅寺，分别是杭州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婺州宝林寺、苏州云岩寺和台州国清教忠寺。后日本仿我国之制，亦设五山十刹。参看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江南禅寺建筑》，《东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另，王蒙《太白山图》描绘的是信众前往宁波太白山天童寺进香的景象。

  [40]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172页：“寺内建筑布局自由，是南朝佛寺的另一特点。”关于园林化寺院形态的常见手法和实例分析，请参看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第二章“禅的精神与寺庙园林”。

  [41]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42]参看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前言”部分。

  [43]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6页。

  [44]《高僧传》卷13《慧达传》：“东晋京师长干寺有双塔。”《南齐书》卷53《虞愿传》：“宋孝武帝（454～464）在湘宫寺建双塔，各五层。”稍晚在北朝也出现了双塔，如云冈第二期（约471～494）的第5、6窟，第7、8窟和第9、10窟，这一现象应该是南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45]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46]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

  [47]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认为，飞鸟时代的日本佛教建筑属中国北朝系，传播途径为北朝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关野贞主张属中国南朝系，为南朝经百济传入日本。关野贞的观点更被学界所认同。参看［日］关野贞：《日本建筑史讲话》，延波书店，1937年；曹汛：《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建筑师》2006年第2期。

  [48]可参看［日］吉川需编著：《日本的名胜》第1卷《庭园Ⅰ》及第2卷《庭园Ⅱ》（讲谈社，1983年）。该书著录了全部日本古代庭园遗存，并在书末附录了“名胜指定庭园县别一览”。依此表统计，半数以上的日本庭园依附于寺院，现在这些庭园也多由寺院管理，可证佛寺与庭园联系之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