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序

  在一个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宁静、幸福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绵延。

  溪谷显得深邃、破败，知识的小溪缓缓流淌。

  它发源于从前的荒山。

  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里。

  对于要求不高的村民来说，这条不像江河那样波涛滚滚的小溪，已经绰绰有余了。

  晚上，饮完牲口、将水灌满木桶的村民，总是无忧无虑地坐下来，享受天伦之乐。

  在阴凉角落里躲了一天的守旧的老人们，被搀扶出来，他们对着一本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书苦苦思索。

  这些老人总是对孩子们讲一些古怪的话，可是孩子们的心里却想着玩耍那些从远方带来的漂亮石子。

  因为这些老人所说的大都晦涩难懂。

  但这些东西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一个现在已不为人知的一千年前的部族写下的。

  在这个山谷里，越古老的东西越受到尊敬。

  如果有谁敢质疑祖先的智慧，他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排斥。

  因此，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融洽。

  但是，人们也总是感到害怕，他们不知道如果自己得不到果园中应得的那份果实该怎么办。

  深夜，在小镇狭窄的小巷里，人们用低沉的声音讲述着一些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着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

  这些男男女女后来都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另外，还有一些人曾经想攀登那些挡住太阳的岩石和高墙。

  但最后，他们都没有成功，石崖底下，他们的尸体现在已变成了堆堆白骨。

  岁月流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这个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宁静、幸福的生活。

  外面黑漆漆一片，一个人正在艰难地爬着。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了。

  他脚上缠着一块浸透鲜血的破布，那鲜血告诉人们他经过了怎样的长途跋涉。

  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一间茅屋，敲了敲门。

  然后，他便不醒人事。颤动的烛光中，他被抬上了一张吊床。

  第二天早晨，“他回来了”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邻居们站在他的四周，不断地摇头。他们知道，这是早已注定的结局。

  对于那种敢于离开山脚的人来说，等待他的只有妥协和失败。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也摇着头，并不断地吐出一些恶毒的词句。

  这些人并不是天生残忍，但是，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犯了滔天大罪。

  等到他的伤治好，他就要接受审判。

  守旧老人也想对他宽大处理。

  因为他们想起了他母亲那双明亮的眼睛，也想起了他那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父亲。

  但是，遗憾的是，律法毕竟是律法，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而法律的执行者就是他们——守旧老人。

  漫游者被守旧老人抬到集市上，人们都恭敬地站在周围，全场一片寂静。

  漫游者的身体非常虚弱，因为他又饿又渴。

  老者让他坐下，可他却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不许说话，但他偏偏要说。

  他背对老者，两眼搜寻着不久以前还和他志同道合的人。

  “请听我说，”他诚恳地说道，“听我说，大家都不要再忧心忡忡，我刚从山的那边过来，我的双脚踏上了一片新鲜的土地，我的双手受到了别的民族的亲切抚摸，我的双眼看到了许多奇妙的景象。”

  “小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早在创世的时候，花园东、南、西、北四面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每次我问，疆界的那边藏着什么？大家就一个劲摇头，一片唏嘘。但我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他们把我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白骨，那些有胆子藐视上帝的人的累累白骨。”

  “‘骗人！上帝欣赏勇敢的人！’我喊道。于是，守旧老人走过来，对着我读起他们的所谓的圣书。他们说，人间万物的命运都是上帝早已决定了的，我们的东西，比如，山谷、野兽、花朵、果实、鱼虾，我们掌管；不是我们的，比如，山是上帝的，对于山那边的东西我们应一无所知，直到世界消失。”

  “他们这是在撒谎，他们不但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们。”

  “那边的山上有牧草茂盛的牧场，有血肉同我们一样的男男女女，那边的城市光彩夺目，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那是无数能工巧匠精心建造的。”

  “我已经找到了一条大道，它通往我们更美好的家园。我已经感到，幸福生活正在向我们招手，跟我走吧，让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光在这儿，也在别的地方。”

  他停住了，人群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声。

  “亵渎，这简直是对神灵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让他因为他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疯了，竟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不足惜。”

  人们高举沉重的石块。

  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

  为警告那些胆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山脚下，杀一儆百。

  不久之后，这里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小溪不再潺潺流淌，它枯竭了。因为干渴，许多牲畜都死了，田地里的庄稼也都枯萎了，山谷里到处弥漫着饥饿的气息。

  但是，守旧老人们没有失望，他们预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那些最神圣的篇章里是这样写的。

  他们已经很老了，很少的食物就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命了。

  冬天来了。

  村子里人烟稀少，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由于饥寒交迫，大部分人都死了，幸存的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山的那一边。

  可是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不得违背。

  一天夜里，发生了叛乱。

  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在失望面前充满了勇气。

  守旧老人们的抗争是徒劳的。

  他们被人推到了一边，这时候他们还在怨天尤人。但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了马车夫并强迫他把他们带走了。

  就这样，一次投奔陌生世界的旅行开始了。

  虽然那个漫游者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毕竟已事隔多年，要找到那条道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很多人死了，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这之后，旅程中的艰辛少了许多。

  在茂密的一望无际的丛林、荒野、乱石中，有一条宽敞的大道，这是那个细心的先驱者用火烧出来的。

  人们被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引到了一个绿色牧场，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大家相对无言。

  “看来，他是对的。”人们说道，“守旧老人是错的。”

  “他说的是事实，守旧老人说的是骗人的……”

  “现在，守旧老人坐在我们的车里，唱着那些老掉牙的歌儿，可是，他的尸首却在山崖下腐烂。”

  “他救了我们，可我们却杀死了他。”

  “这件事我们真的做错了，但是，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就不会……”

  然后，人们把马和牛的套具解下来，把牛羊赶进牧场，建造房屋，规划土地。从这以后，人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一座大厦拔地而起，人们把它作为智慧老人的住宅。同时，人们打算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里面。

  一支表情严肃的队伍回到了荒芜多年的山谷。但空空的山脚下，人们找不到先驱者的尸首。

  尸首早就让一只饥饿的豺狗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已成了一条大道，人们把一块小石头放在那里，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那是一个首先挑战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的人的名字，是一个把人们引向新的自由的人的名字。

  石头上还写明，它是一些后代怀着一颗感恩朝礼的心建成的。

  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现在这样的事还在继续，不过，我们希望，在将来，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一　无知的暴虐

  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早在公元527年就统治了东罗马。

  他是一个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的塞尔维亚农夫。古雅典的哲学学派被他压抑下去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也被他关闭了。而若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算起，这座寺庙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寺庙位于一个离尼罗河第一个大瀑布不远的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这里自古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而不知为什么，除了这个女神灵光不灭，非洲、希腊、罗马其他诸神早已不知所终了。直到6世纪，只有这里才是人们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场所——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忘掉的一些工作，在这里被极少数的教士继续着。

  可现在，庙宇和附近的学校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成了君士坦丁堡博物馆的文物，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进了监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农夫的命令，这个农夫被人们称为“皇帝陛下”。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不是该死的查士丁尼那么快就斩草除根，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就可以被抢救到一个像“诺亚方舟”那样安全的地方，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尽管凭借商博良的天才，我们再次拼写出了古怪的埃及词汇，但是，它们的含义我们却无法理解。

  这样的事情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是司空见惯的。

  那一座一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是长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留给我们的。那些人曾经虔诚地大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当时，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保佑，力图解释圣灵的法律，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也刻上了圣灵旨意，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些圣灵的呢？他们有时心胸宽广地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的奥秘；有时又变成凶残的刽子手，使人们受到骇人听闻的惩罚，尽管受罚者只是稍微忽略了那些早已被人忘记的宗教礼节，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

  我们派出了去尼尼韦的探险队，让他们追寻西奈沙漠上的古迹，诠释足有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个地方，我们都尽力发掘能打开智慧宝库之门的钥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找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人们随时都可以进去，因为它一直是敞开着的。

  菲莱神庙
  这座神庙位于阿斯旺城南15千米处尼罗河中的小岛菲莱岛上，以辉煌而奇特的建筑、宏伟而生动的石雕及石壁浮雕上的神话故事而闻名。它为古埃及神话中司掌生育和繁衍的女神爱西斯而建，是现存最完好的三座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庙宇之一。

  但是，这个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在阿卡达和孟菲斯附近找到的。

  它坐落在丛林深处。

  它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挡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抢掠对象时，遇到了那些所谓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非常糟糕。

  可怜的野蛮人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的白人“朋友”，却不知自己误解了白人的用心。

  回敬他们的是大口径手枪。

  从此，再也看不到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

  野蛮人总是被写成肮脏、懒惰的废物，他们只会信奉鳄鱼和枯树，他们应该得到任何报应。

  18世纪才有了转机。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的是让·雅克·卢梭，他的思想还打动了与他同时代的人，他们纷纷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队伍。

  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在他们眼里（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而这些美德早已被经历了3000年文明制度的人类丧失了。

  而现在，我们对这些东西了解得更清楚了，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

  我们像研究较高级的家禽一样研究原始人，两者其实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野蛮人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我们通过对野蛮人的研究，开始认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岛的早期社会。对它们深入的认识使我们豁然开朗，知道了人类许多怪异的天性都是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如今，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衣下我们仍可觉察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不能总是以发现了这些东西而觉得自豪。相反地，我们满足于已经完成了的工作业绩，庆幸自己摆脱了恶劣的生活环境，就要以更大更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落后的各族兄弟。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本书描写的是宽容。

  但宽容的范畴非常大。

  离题的吸引力很大，我们根本不知道一旦偏离大道，将会在哪里驻足。

  既然这样，还是让我用精炼的文字，准确地解释我所理解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欺骗性的东西之一，所以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名小辈的徒弟就必须拜倒在一本书的权威之下。

  巴比伦的伊斯塔尔大门
  巴比伦古城的门都用巴比伦的神祇命名，其中最重要的主门就是伊斯塔尔大门。大门墙上装饰着蓝色的陶砖，上面分布着横向排列的黄色、褐色、黑色陶砖砌成的动物。

  我所要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此书的第26卷1052页写着：“宽容（源自拉丁文tolerare），要用公正耐心的容忍来对待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容许别人有言行自由。”

  或许还有别的定义，但就《大英百科全书》而言，我要把这句话作为引线。

  我既然已经摆脱不了某个明确宗旨的束缚，那还是告诉你我从野蛮人身上，从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通常，人们认为原始社会并不复杂，几声简单的咕哝就是全部的语言，并且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原始人的自由才消失的。

  现在，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和北极地区以及玻利尼西亚经过近50年的调查，终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并不简单，他们的语言的时态和变格连俄语和阿拉伯语都望尘莫及，原始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奴隶。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的凄凉悲惨的生灵。

  在人们的想象中，野蛮人的肤色是红的，他们一边自由自在地在大草原上漫步，一边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事实却和这种想象相差甚远。

  事实与我们的想象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我看过不少关于奇迹的书。

  但人类能活下来的奇迹，从没有被记载。

  这些最后成为万物主宰的哺乳动物，当时手无寸铁，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这里就不多讲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

  为了获取成功，当时的人只能把自己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从不张扬个性。

  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是统治原始社会的唯一信条。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困难。

  因此，活下来是所有其他欲望必须服从的最高信条。

  个人相对于集体是无足轻重的。部落是自成体系并且依靠群力的活动堡垒，为了安全，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

  但问题更复杂，而这些话只适用于现在的世界。在人类发展之初，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为了理解得更充分，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和我们区别很大，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雅典巴特农神庙

  巴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巴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Parthenon。

  埃及神庙
  埃及境内尼罗河的最南端到最北端的河岸上，现分布着22座古代神庙，它们分别建于埃及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庙里有埃及法老向太阳神、老鹰神、鄂鱼神、蛇神等各种神灵敬献供品的壁画，壁画中的象形文字记述着祭祀程序和神话故事。

  假如我无意中坐在有毒的常春藤上，我会埋怨自己的大意，一边派人去请医生，一边让人弄走那些东西。理智告诉我，医生会给我药止痒，以免引起皮疹，清除毒藤，且同样的事就不会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他的头脑中，绝不会由毒藤联想到皮疹，也分不清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是他们死去的首领，精灵是他们死去的邻居，他们陪伴着活着的人，是家族中看不见的一员，这些看不见的成员仍与他们共同吃睡，共同工作。活人应考虑是远离他们还是与他们成为朋友，不然就会立即遭到惩罚。他们总是害怕自己遭到报复，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得到精灵的欢心。

  因此，他们找不到一些怪事的根本原因，而只能归因于精灵。他看到臂上长了皮疹，一定会嘟囔：“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而决不会说：“又是该死的毒藤！”他会跑出去要一张符，而不是找医生讨抵消藤毒的膏药，并且这张符要比愤怒的上帝甩给他的那张符灵验百倍。

  而使他遭罪的毒藤则照常生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假如有个白人用煤油把它烧死了，一定会遭到他的责骂。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认为虚幻的生灵主宰一切，他们就要绝对服从能使上帝平息怒火的律法，这样才能使社会维持下去。

  律法在野蛮人的眼中是真正存在的，它是祖先设立并遗留下来的。把它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是每一代人最神圣的使命。

  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只相信进步、发展和改进。

  不过，“进步”是现在才有的概念，在低级社会形态中，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所以认为现状很好，无需改进。

  假如一切如我所说，那么怎样才能使已定的律法和社会形式一成不变呢？

  答案并不复杂。

  就是让那些胆敢违抗上天旨意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得明白点，就是靠专制。

  巴别通天塔

  在巴比伦古城中矗立着一座无比壮丽的“巴别”通天塔。据说，它是天上诸神前往凡间途中的踏脚处，是天路的“驿站”或“旅店”。

  假如因为这样我就说野蛮人最不宽容，也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我紧接着要说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专制是应该的。因为那些清规戒律是对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一种保护，如果他们一味忍让，那些清规戒律就会被人践踏，会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那他们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数以百计的军队，在推行一点普通法律时还会感到困难重重，当时，那几个人是用什么办法把那一整套口耳相传的条例保护起来的呢？

  答案同样并不复杂。

  我们远没有野蛮人聪明，因为他们精明地估算出了什么东西是用武力不能推行的。

  他们发明了“忌讳”这个词。

  也许用“发明”这个词有点不太恰当，因为这类东西一般是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不是灵感的产物。不管怎么说，“忌讳”这个词被非洲和玻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来了，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它的含义我们略知一二。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现在的社会处处都有，例如：在吃饭时，谈到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是犯了忌讳，把小勺放进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也是犯了忌讳。不过，这些忌讳都只是一些礼节，是无足轻重的，不会扰乱人们幸福的生活。

  但对于原始人，忌讳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用希伯莱语说，它是“神圣”的东西，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人们绝不能冒着立刻死去或遭受永恒磨难的危险谈论或涉及。如果有谁胆敢违抗祖先意志，他就会遭到人们的痛骂，且不会得到半点怜惜。

  到底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了教士？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传统的历史比宗教更悠久，所以，极有可能是忌讳在男巫师和女巫婆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巫师产生之后，就马上成了“忌讳”的顽固支持者，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大胆盗用这个概念，把“忌讳”变成了史前“禁物”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发展的关键时期。那时的“忌讳”是很粗糙的，只是带有“汝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它们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

  当然，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没有人知道宽容是什么。

  我们偶尔看到的宽容，只是一种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和麻木。

  我们发现国王和教士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的虚假，他们对此没有一点诚意。现在，这已成了我们的社会理想。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兴趣不是研究史前的历史，也不是研究一般的所谓的“古代历史”。

  一直到发现了个性，人们争取宽容的斗争才开始。

  个性是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之一，这应该归功于希腊人。

  二　希腊人

  有一个很小的岩石半岛，坐落在地中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两个世纪以来，它为当今世界的生活打下完整的基础，这体现在政治、文学、戏剧、化学、物理等许多方面。这一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人们多少年来始终找不到答案，就连哲学家也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专家不一样，他们总是看不起别人，对人们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的东西来研究人类领域简直不可能。

  或许我真的错了，但我仍认为“历史法则”的确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收获很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那是因为我们在探索方面下的工夫太少，我们只是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想过要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很有价值的珍贵而又稀少的智慧结晶。

  我刚刚接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感到不知所措。为了阐释历史原理，这里我引用一位科学家的名言：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在不健全的世界中，只有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应运而生。”

  为了详细论述这个观点，我举几个反面事例。

  一个种族，如果总处于穴居人的水平，即使住在天堂里也不会繁荣昌盛的。

  如果一个人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豚洞，等着捕捉海豚，那么即使他是伦勃朗、巴赫、伯拉克西特列斯，也绘不出图画、谱不出受难曲、塑不出雕像。

  如果不是被迫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谋求生计，达尔文就做不出生物学上的贡献；如果身为奴隶，住在罗曼诺庄园的偏僻村子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就不会发明电话。

  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是气候宜人的埃及，但当地居民却没有健壮的体魄，没有强烈的进取心，只有糟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不例外。后来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闪米特族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那里气候很好，但政治和经济条件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一般，农业落后，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之外的地区，商业萧条。而且那里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教士所操纵，这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希腊风光
  爱琴海附近小岛上的塔钟。阳光之下，爱琴海有一种恬静之美，让每个到过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很好，那里的居民人高马大，经商条件也很好。但是，经济发展却严重失衡，几乎所有财富都被一小撮船主霸占，这些船主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大富豪成了泰雅和西顿的早期统治者。穷苦大众的权力甚至连最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麻木。最后，由于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和自私贪婪，腓尼基像迦太基一样化为了废墟。

  一句话，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欠缺成功的必要因素。

  5世纪的时候，希腊终于出现了完美平衡的奇迹，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它的发生地并不是希腊，而是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

  我的另一本书中有关于著名的岛屿桥梁的描述，这些岛屿和桥梁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经过它们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不仅促进了商业沟通，而且把亚洲的思想也带到了欧洲。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有一个叫以沃尼亚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距离特洛伊战争还有几百年的时候，这块长90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被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那里陆续建立了城市，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城市的周围，成功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使文明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第一，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居住在这些殖民城市。

  第二，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这里的政府代表了殖民利益，它给予广大人民以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去发挥个人才能。

  我不提气候是有原因的，气候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无关紧要。无论天气如何，只要没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人们就可以建造船只、装卸货物，就不会注意天气预报。

  以沃尼亚的天气对知识阶层的发展非常有利，没有书籍和图书馆的时候，知识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不仅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他们中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他的背景很值得怀疑。这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而从外地逃到米莱图斯的。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没有人知道。

  这表明，在当时，这个坐落于麦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世界上有着多么显赫的地位。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它的人民也来自于四面八方，因为这样，人们从不过多注意邻居的家底，只凭表面印象判断。

  这不是数学史书，也不是哲学手册，因而无需浪费笔墨阐述泰勒斯的思想。但需说明一点，泰勒斯总是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新思想。以沃尼亚盛行这种风气时，罗马还只是泥泞小河旁鲜为人知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

  为了弄清原因，我们必须弄明白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当时，那些所谓的英雄虽然远近闻名，其实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就像四肢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等各种竞技的搏斗。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整天埋头工作，应该也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武侠血气方刚，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和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坦率、质朴。在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们统治着希腊人，他们和地球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什么地方，地球人怎样与上帝分道扬镳的？这是没有人能够弄清楚的谜。上帝虽然高高在上，却对地面上的臣民一直满怀情谊，这种亲切的个性色彩使希腊宗教独具魅力。

  当然，有点文化的孩子都知道，留着大胡子的统治者宙斯非常强大，暴躁时电闪雷鸣，好像到了世界末日。神灵的故事，孩子们在儿时就听大人讲过，他们稍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开始思考这些可怕的神灵的弱点。他们看到，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神灵们化装成凡人，他们总喜欢搞恶作剧，他们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因为各执一词而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凡间的每一次争论，都会在天国诸神之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仍然称得上非常杰出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虽然他也具有人类的弱点。因此，为了安全，我们最好不要惹他。值得庆幸的是，他很“通情达理”，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很透彻，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抓住时机，人们甚至可以贿赂他。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幽默，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很重。

  也许，对于宙斯来说，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因为古希腊没有现代的“信条”，也没有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因而也一直没有规定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的森严教规。

  塞萨利人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他们对自己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比阿索庇人差远了，因为阿索庇人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的小村子里。雅典人自认为雅典娜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对她的父亲宙斯非常无礼。阿卡迪亚人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谷里，信仰却很纯朴，他们对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严肃宗教的现象很不满。福西斯的居民坚信，天神中最伟大的要数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不远千里前来朝拜的人，只要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为阿波罗进香，而他们也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维持生计。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当时，他们聚居在一个城市里，逐渐壮大，其他的朝圣地都被犹太人的城市一一击败，垄断宗教近千年，否则人们不可能只信奉一个上帝。

  而希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希腊的首都，长年内战，最后却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民族的个性这么强，它一定会给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希腊人的圣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只不过是普通读物，与《圣经》没有多大关系，也没有跨入“圣书”的范围。它们讲述的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冒险经历，这些英雄被认为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包含了很多宗教知识，原因是天神们都在帮助互相争夺的凡人，没把正事放在心上，他们对自己版图上展开的罕见的大拼杀更有兴趣。

  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才写成的？这一点希腊人从没有想过……

  这就是所有的一切。

  泰勒斯出生、学习、工作、去世的地方，是一座充满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城市，到处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所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华丽精美的东方绸缎点缀其中，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飘荡在城市上空。泰勒斯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不同，就像纽约人都久仰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米莱图斯人也都知道泰勒斯。留着长头，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这是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目中的印象。

  爱因斯坦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改变）60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是，懒散随和的纽约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一直到他们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这时，他们才想起数学这门学问。

  这个难题通常被古代历史教科书所回避，只搪塞地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甚至想象，一个标题为“真正科学的秘密被本地的毕业生发现了！”的文章被登在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

  我说不准泰勒斯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超越前人另辟蹊径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智慧也不是凭空臆造的。到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得到开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资料可供学者参考。

  此时，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了，通过精确的计算，埃及的建筑师已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中墓室的顶部。

  通过研究太阳的运动，尼罗河的数学家们预测出了旱季和雨季的时间，这给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们，还是把自然界的力量看成是无形上帝的意志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就像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

  泰勒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就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泰勒斯看到海滨的水果商被日食的怪异景象吓得趴在地上，祈求宙斯的保佑，他肯定不会对他们说：“这是日食，就连有点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因为，泰勒斯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这次著名日食发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停止了互相残杀。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神灵们为了能让自己宠爱的一方取得胜利而突然熄灭了天国的光芒，这样的奇迹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曾经发生过。

  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这是泰勒斯达到的境界，是他的佳绩所在。在他看来，即使那天下午没有发生大事，只有类似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这样的小事发生，日食也依旧会发生。

  凭科学的观察，泰勒斯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这是他的一个推测，而这个推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

  可惜，我们没有泰勒斯的手稿，现在他的手稿已无处可寻，虽然那时他已有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我们只是通过和他同时代的人的书中提供的凤毛麟角的资料了解了他的一点生活情况。泰勒斯是个商人，和地中海各地的人都有接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早期哲学家都是商人。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但“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这个事实他们始终没有忽视。他们认为，就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论一样，“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是贻害无穷的。

  他们认为，好的、坏的、居中的，各种个性的人世界上都有，衡量世间一切的最高标准莫过于此。因此，“人”这种高深莫测的动物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研究的对象，而且他们的研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研究。

  这使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比喋喋不休的说教、给人指点迷津更有效。

  他们几乎很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的活动。

  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只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会得到象征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得到认可后，就有了充分研究、探索、调查的自由，甚至在那些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中他们也不受限制。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者，才华横溢的泰勒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虽然他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分解了，还对每一个细微部分进行了考查，甚至公然质疑自古以来公认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是容许他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为难他，我们如今也无法考证了。

  有泰勒斯指明的道路上，追随者蜂拥而至。

  比如说阿那克萨哥拉，他36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做过私人教师。他在天文方面的造诣很高，上课时他指出，太阳不是人们所说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比整个希腊还大一千万倍的火球。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理论而引祸上身，也没有因为胆大妄为而受到天国的雷劈。于是，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的理论，还暗示说，有一种“种子”从寰宇诞生之时就存在了，它是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及的领域也有危险，因为他所谈的是人们都熟悉的事情，后来，许多科学家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般来说，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太阳和月亮，因为它们和地球的距离太遥远了。但是，他们认为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理论实在太荒谬了，把“是天神在大洪水后用小石子创造了男男女女，使世界重又人丁兴旺”的故事全部否定。而这个故事是所有孩子在童年就知道的，因此，对它的庄重严肃的真实性的否定不仅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而且还会扰乱现存社会的安宁，这是万万不可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受到了雅典父母的大肆攻击。

  当时，如果正处于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那名宣扬不受欢迎教理的老师就会得到城邦统治者的保护，免受无知的古雅典农民的迫害。但此时，雅典的民主制已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反对独裁。而当时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弟子伯里克利非常受人鄙视，这更为法庭对这位天文学家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郊区的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提出了一条被人认可的法律，要求“对所有怀疑宗教和与神明作对的人，都要立即治罪”。阿那克萨哥拉被送进监狱。最后占了上风的却是城市的开明势力，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点罚款就被放了出来。他到小亚细亚安享晚年，直到公元前428年去世。

  这表明，官方根本无法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雅典，思想却永存。200多年后，亚里士多德以他的思想作为自己科学假想的基础。又经过一千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传给了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他把这种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里大肆宣扬，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写下许多著作。这些书又被立刻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书中的观点全都被西欧和北欧人接受了，如今就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学习科学的入门功课之一。

  我们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希腊科学家在他受审后的几十年里，“承蒙恩准”可传授和民间迷信差不多的学说。而公元前5世纪末，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他来自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有价值”的理论是他提出来的，因此他被看成是激进分子，受到监视，也是因为他，阿布戴拉村的名声不是很好。

  普罗塔哥拉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研究，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的标准，生命很短暂，因此，宝贵的时间不能浪费在探讨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人的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切中要害，比以前的一切理论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当时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战的关键时刻，人们在失败和疾病的挫折面前已经走投无路。这个时候怀疑上帝的超凡神力，无异于自找麻烦。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人们要求他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只有死去的伯里克利可以保护他。普罗塔哥拉对殉道毫无兴趣，尽管他是科学家。

  他逃走了。

  但可惜的是，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触礁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很可能已经溺水身亡。

  心狠手辣的雅典人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一个青年作家，不是哲学家。在一次官司中，戴阿哥拉斯没得到上帝的帮助，于是他把怨恨全发泄在上帝身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郁郁寡欢，思想上的变化很大。他到处奔走，用恶毒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被判处死刑，但在受刑前，他逃到了科林斯，在那里他继续咒骂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死于肝火过旺。

  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标志了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旧，谈到古代雅典人的心胸狭窄，就一定会提到苏格拉底，他最能证明希腊人的顽固。今天经过详尽的考察，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苏格拉底的一生很平凡，他才华横溢，为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当时的人们却很讨厌他。

  由于当时的老百姓仍坚信天神的存在，因此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代表上帝的预言家。虽然对苏格拉底所谓的“精灵”不甚了解，但人们可以领悟这一事实：对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他并不赞成，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苏格拉底，而他的神学观点和他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借以判他死刑的只是官方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石匠，由于孩子多、收入少，苏格拉底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学费很贵。苏格拉底认为，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是一种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一个人有没有几何学的知识，知道不知道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

  苏格拉底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衣着俭朴，他白天到处和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忍耐妻子的唠叨，他因参加过战争和远征而受人尊敬，曾经是雅典参议院的议员。而当教师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信仰竟引颈受戮。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我们首先要知道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雅典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

  苏格拉底想告诉人们的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而使年华虚度，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和野心而肆意挥霍上帝赐予的一切。苏格拉底打破旧哲学的种种禁锢，坚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他说：“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是人的无形意识（或者应该是）：命运要靠自己，而不是上帝。”而普罗塔哥拉则认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

  在法官面前，苏格拉底的演讲（这是更准确的说法，因为法庭上的500名法官都是他的政敌，其中还有文化人）对每位听众来说，都是令人振奋、浅显易懂的道理，哪怕他们并不持同情的态度。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的信仰，也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苏格拉底争辩说，“人只要有自己的信念，即使一无所有，也会成功。但不搞清问题的始末缘由，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因此探讨问题的自由必须不受官方干涉”。

  可惜，这个被告阐述问题的时间是错误的，所以结论也是错的。雅典贫富、主仆之间的关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就已经对立了，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想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中立者，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双方剑拔弩张，没空对付他。

  公元前403年，国家政权被彻底的民主派所控制，贵族被赶走了，这个哲学家也未能幸免于难。

  苏格拉底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劝他明智些，赶快离开。

  但他的敌人比朋友还要多。几十年来，这个“口头评论家”是个聪明的大忙人，习惯于当众撕下那些自称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假面具。天长日久，他的名字尽人皆知。说过的话，不一会儿就会家喻户晓。还有人专门为他编演了戏剧。所以他被捕时，大小事情，全希腊人都了如指掌了。

  主审官们（比如那个没有一点文化、只凭对上帝的旨意的精通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苏格拉底是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界”中最危险的分子，他们对他的审讯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害。

  在这样的环境里，凭着出色的口才，苏格拉底竟使大部分陪审员同意释放他。他们的条件是苏格拉底必须放弃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干涉别人的喜恶，不再用盘问纠缠他们。

  苏格拉底拒绝了。

  “这不可能！”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理智还在，我就会继续把通往真理的道路指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瞻前顾后。”

  这样，法庭只能判处他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30天，因为每年都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法律规定，在这期间不准行刑。这期间，苏格拉底放弃了多次逃跑的机会，他在地窖里安静地思考着怎样改进他的理论的逻辑性。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经不枉此生，现在他累了，要走了。甚至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交谈，用自己的理论来开导他们，劝他们要多考虑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接着，他将毒药一饮而尽，然后躺在床上。随着他的长眠，一切争论都结束了。

  他的门徒几次三番地被愤怒的近似疯狂的公众吓破了胆，他们认为还是应该躲开过去的活动场所。

  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重操旧业，公开讲学，苏格拉底的思想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里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希腊半岛争夺战已经结束5年了，最终，体力战胜了智力——雅典败了，斯巴达胜了。然而，好景不长，除一些军事战术现在还在足球比赛中被运用外，斯巴达人没留下一句有用的话，对人类的知识没有一点贡献。斯巴达人以为战胜了雅典，他们便功成名就。但是，雅典人并没有因战败而失去敏捷。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世界各地的船只云集在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东山再起。

  伯里克利的努力在当时虽没有受到重视，却使雅典像公元前4世纪的巴黎一样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许多国家的有钱人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谁家的孩子被准许参观卫城的某一所学校，家长就会感到受宠若惊。

  在古代社会，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现代人是理解不了的。

  早期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在它的影响下，罗马人和希腊人被看成是狼心狗肺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所谓的天神，剩下的时间里便吃喝玩乐，偶尔奔赴战场也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噬血的乐趣，因为他们杀害的都是些无辜的人。

  的确，希腊和罗马都有不少商人和战争贩子，罗马可能更多。这些人丝毫不顾苏格拉底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聚敛钱财。人们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他们财大气粗，但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文化的化身。

  在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里，我们搜出了他的万贯家财，这是他和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得来的。我们望着这个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豪华宫殿，不禁感叹：“太腐败了。”

  爱比克泰德曾经是埃帕菲罗迪特的仆人。但我们读着他的书，却好像是在与一位圣人交流。

  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对其他人说长道短，但不要忘了，像埃帕菲罗迪特代表着朝廷中的小人一样，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也是名副其实的时代代表。2000年前的人们也像今天的人一样追求完美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完美概念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完美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是欧化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祖先、那些所谓的“野蛮人”，对完美的概念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慢慢发展成一种公认的生活哲理。假如我们认为“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是良心纯正、衣食简朴、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也可以认同这个哲理。灵魂的归宿并不能引起“野蛮人”的兴趣。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做比其他生物高级的特殊动物，像我们今天说“原子”、“电子”、“乙醇”一样谈论上帝。他们认为万物的起源要有一个名称，因此，爱比克泰德谈宇宙时，就像欧几里德解题时用X和Y一样，只是一切尚无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其含义可大可小。

  当时，人们对生活最感兴趣，而仅次于生活的，就是艺术。

  他们按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研究生活，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犯错是难免的。为了寻求完美的精神世界，有时，他们也令人遗憾地走了极端。在古代理论家中，只有柏拉图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挚爱而不提倡宽容。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

  他把恩师曾经说过和想过的东西都编成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这之后，针对苏格拉底理论中一些晦涩之处，柏拉图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成精彩的文章，通过讲课，他使这种思想越过国界，流传世界。

  虽然柏拉图在这个活动中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相媲美，但圣徒保罗一生走南闯北，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没有离开过家门，整天坐在花园里等待众人的拜见。

  他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出身世家，而且有可以使他自立的经济来源。

  其一，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祖先是索伦。

  其二，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足以维持生计，而且生活得很富裕。

  其三，他口才出众，只要是听过他在柏拉图学园讲课的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来到爱琴海。

  同时，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当过兵，但不喜欢军事；擅长摔跤和赛跑，却榜上无名；热衷于出境旅行，曾跨越爱琴海，到过埃及北部，重温他祖父的历程，但此后50年的时间里没再出去过。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有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柏拉图在那里潜心传授他的教义，那座花园因而得名“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是由数学家转变为政治家的。在政治领域，他为现代政治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性格乐观，坚信人类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世界上美好的制度产生于美好的实体，而美好的制度也创造了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当他想把这种想法变成具体原则，作为他的理想共和国的理论基础时，他追求真理的热情高涨，以至于心无旁骛。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柏拉图的共和国主张为人类的最高境界。当时的共和国组织存在许多偏见，那是一些收入丰厚、生活富裕的退伍军人独有的偏见，他们喜爱谈论政治，异常鄙视下层人民，并借此来显示他们“上流社会”的地位和特权。

  糟糕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手中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那些博学多才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的时代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柏拉图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把神明看成是马其顿庸俗的乡下佬，并因此而深恶痛绝。他为史书中记载的神明的丑恶行径感到羞耻。等到成年时，终日坐在小橡树园里的他对家乡小公国之间的争吵越来越义愤填膺。旧民主理想的失败，让他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说，宗教是必需的，否则，他理想的共和国就会陷入混乱。于是他主张，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规则，任何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要被判刑。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种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很明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畏惧生活。为了逃避现实，他躲在自己臆想的王国里。他明白，自己的梦想根本不会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集权统治的时代，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就会归并到马其顿帝国。

  但是，在希腊半岛的各个民主城邦还没有被征服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灭绝的希腊民族。

  这个人就是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的，他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更多的财富。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是丰盛的精神食粮。在他以后的半个世纪，人们都可任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

  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故乡马其顿，投学柏拉图的门下。毕业后，直到公元前336年，他都在各地讲学。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所哲学学堂位于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纷纷来求学。

  可奇怪的是，雅典人不愿意多开学堂。原来，雅典开始逐渐丧失商业上的重要地位，除了那些一文不值和懒散成性的人，人们都搬到了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的城市。这些剩下的人都是老一辈自由民中的保守派，既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增了光，又导致了它的灭亡。对柏拉图学堂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点好感也没有。在柏拉图去世10年后，他的得意门生也重返故土，接着讲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守旧派煞有介事地摇头叹息，对他们把家乡变成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场所低声咒骂。

  这些守旧派本可以把这位门生赶出国门，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位健壮、讲究、博学的绅士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根本不是几个打手所能对付得了的。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医生，这使他可以和皇子一起学习。毕业后，他又成了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他们在一起整整8年。这样，他得到了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受到希腊各省摄政王的关怀和保护。

  但是，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以后，亚里士多德陷入了险境。他不愿重蹈苏格拉底的覆辙。他像柏拉图一样，不愿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无人不知的。他看到雅典人怒火冲天，马其顿的守卫部队都被赶跑了，于是，他渡过埃维亚海峡，到了卡尔希斯。叛乱被马其顿人平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追查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背景很困难。不过，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一般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不得人心，不只是因为他散布了骇人听闻的新的异端邪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几个偏激的实力派的蔑视。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那些独立的小城邦共和国的世界末日到了。

  很快，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一切，希腊从此成了他们的一个省份。

  争执结束了，因为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宽容。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许对灵活的政治原则提出质疑，这一点是他们始终保持繁荣安定的根本原因。

  西塞罗那一代人的思想和伯里克利的理想有些不同。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些结论，宽容精神就是在这些结论基础上产生的。罗马人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们以对理论漠不关心为自豪，和理论相比，他们更注重行动，更注重实用的东西。

  罗马人欢迎那些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的异国人。

  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指导实践，就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别的诸如唱歌、跳舞等东西，罗马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那是希腊等外国人的事。

  罗马人的职责是尽全力巩固和扩大领土，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疆、巡查要道和维持不同部落及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的得主要名副其实。

  罗马人的功劳是伟大的，他们精心工作，创建了一个现在还沿用的庞大的政治体系。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赋税，表面上尊重统治者定下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这是实现“罗马和平”的前提。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干涉、强迫别人，即使自己的信仰被亵渎了，也不必到官府寻求公道，因为：“如果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的话，上帝自己会关照的。”这是台比留大帝的一句话。

  凭这句微不足道的话，法庭就不会受理所有这种涉及个人见解问题的案子。

  假如哥罗西人允许卡帕迪西亚商人在自己的地盘居住并可以信仰自己的上帝，建筑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同等的权力和自由。

  人们常说，罗马人因为非常轻视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和所有野蛮部落的人，所以才会摆出绝对宽容的姿态。这也许是对的，这无法确定。但是，宗教上的宽容在文明和半文明的亚欧非的大部分地区盛行了整整500年。事实表明，罗马人发展了统治的方法，尽量减少矛盾，最终获得丰硕成果。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最起码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这样的，虽然罗马征服了世界，却毁灭了自己。

  在无数的战场上，都可以看到罗马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50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把精力都花在管理这个巨大殖民帝国的工作中。

  想运筹帷幄地统治世界，这个梦想最终拖垮了罗马。

  后来，又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人们开始厌倦自己的生活。

  他们霸占了所有的住房、游艇和马车。

  他们成了全世界奴隶的主人。

  他们尝遍了珍馐美味，踏遍绿水青山，玩遍所有女人，收集了所有文字的书籍。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在他们吃饭时为他们演奏。童年时，有最出色的教师为他们上课，教给他们所有的知识。结果，佳肴失去了味道，女人失去了魅力，图书变得乏味，甚至连生存都成了负担，很多人为了体面而自杀。

  对他们来说，只有遐想是一种安慰。

  然而，上帝早已不在了，聪明的罗马人是不会相信赞颂丘比特和米纳瓦的儿歌的。

  社会上出现了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宣扬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街头到处都是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里面写的内容头头是道，但这种哲学思想过于空洞。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哲学思想开始追求“情感”，但这种精神食粮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

  由此说来，只有极少数人对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崇高理想和宗教思想联系起来，就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感兴趣，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饱受个别授课待遇的上流社会。

  在普通百姓的眼里，这些哲学思想简直一文不值。他们已经知道古代神话是祖先幼稚无知的产物，但还不能像那些哲学家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乎，他们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上帝，背地里却匍匐在一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去祈求真正的幸福。这个宗教行会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受到了台伯江畔古城人的热烈欢迎。

  “行会”一词来源于希腊，本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行会的信徒们对他们知道的秘密必须“守口如瓶”，他们像中了咒语似的结合在行会里。

  在公元1世纪，行会只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贵族院”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新词汇。

  当时，罗马的情况几乎在今天纽约的任何一份报纸上都有记载。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从别的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给人们带来健康、富有和灵魂得到永恒拯救的希望是这些广告的初衷。

  罗马和现在的大都市一样，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异地和本地的宗教。因为它与世界有着复杂的联系。小亚细亚北部的山上，人们开始崇拜神母，把神母尊为天神之母。随着对神母的崇拜，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变得不合礼仪而放荡。这迫使罗马政府靠武力关闭了神母庙，还制定法律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教人们学坏。

  埃及这个古老、神秘、矛盾的国度，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荒诞的天神。在罗马时代，人们熟悉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就像熟悉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

  而希腊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创造了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形体系。这时，他们又建立了著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等“宗教行会”来满足异国居民的崇拜热情。虽然这些神明的品德都不尽善尽美，但人们还是非常欢迎。

  在整整1000年里，腓尼基商人频频光顾意大利海岸，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和他的妻子。巴尔是耶和华的死敌，他的妻子是奇妙的女神，老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中心为她建造了一个高坛，这种行为震惊全国。漫长的地中海战争中，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是公认的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被打碎以后，她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基督教圣人。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他誉满全军，从莱茵河到罗马边境，到处都有他破碎的金身。

  他就是米思拉斯神。

  幼发拉底河旁的古城

  幼发拉底河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附近曾经建有很多古城，图中的古城即是其中之一。

  米思拉斯是专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香火很旺。那里是欧洲的发源地，是一片处在山峰峡谷之间的牧草茂盛的土地。米思拉斯赐予人类种种美好的东西，大家认为这里的统治者之所以能施展权力，完全是天意。米思拉斯整天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要员身上，以示天恩。他虽然早已不在了，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从中世纪起，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告诉了我们一个在教堂诞生1000年之前的古老传说。

  虽然米思拉斯曾长期受到人们的无比崇敬，但要想准确了解他的一生却困难重重。这是有原因的。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恨之入骨，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神灵，这些传教士视印度神为天敌，竭尽全力地破坏能让他们流传于世的一切。这种破坏是毁灭性的，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彻底消失，像美以美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个在罗马盛行了500年的宗教在历史上没留下只言片语。

  幸运的是当时还没有发明炸药，建筑物留下了断壁残垣。通过仔细搜索，人们从一些废墟和几个亚洲古地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因此填补了资料上的空白，使我们现在能准确地了解这个有意思的天神及其轶事。

  很久很久以前，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几个牧羊人向他参拜、送礼，逗他开心。

  儿童时代的米思拉斯有过无数奇异的冒险经历，其中很多事情类似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赫尔克里斯，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米思拉斯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在一次角逐中，他把太阳神打翻在地，最后彼此像兄弟一样，不分你我。

  罪恶神艾赫里曼想毁灭人类，降下一场干旱，米思拉斯一箭射向岩石，立刻水如泉涌，缓解了旱情。接着，艾赫里曼又想用大水实现自己的阴谋。米思拉斯得知后，让一个人造只大船，带上亲属和家禽，再次拯救了人类。他为了人类的生存，用尽了力气，然后升入天国，永操正义的大权。

  当时，谁要想成为米思拉斯的信徒，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先吃礼餐，主要是一些面包和酒，这是为了纪念米思拉斯和太阳神的著名的晚餐。然后在水前接受洗礼，做许多现在人理解不了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已经废除1500多年了。

  所有米思拉斯的信徒都是平等的。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赞美诗，一起庆祝米思拉斯12月25日的生日。为了纪念米思拉斯，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什么也不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拜天”。死后，信徒们的尸体被摆放整齐，等待审判，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些精彩的神话和米思拉斯精神在罗马士兵中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热衷的。事实上，在最初的几百年里，罗马帝国一直在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公元47年，有两个人乘坐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佩加城，他们没有带任何行李。

  这两个人就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个人有罗马身份，但具有自己种族的智慧。

  他们的这次旅行被载入史册。

  这是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开始。

  三　桎梏的开始

  很快，基督教就征服了西方世界，其速度之快，使人们以为基督教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天国。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加评论，只是想说，多数罗马人穷困潦倒的生活与基督教的成功传播不无关系，类似于穷困潦倒的生活导致了神学的成功。

  士兵、政客和企业家代表了罗马世界的一个局部，他们的住所包括拉特山山坡、坎帕尼亚山峰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这些幸运儿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代表的只是一个方面。

  在随处可见的贫民窟里，几乎找不到高呼太平的诗人，也看不到把魔鬼说成天神的演说家。

  在一排排一眼望不到边的凄惨的租赁区内，人头攒动，臭气熏天，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永无止境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木匠讲的故事是可信的，他住在大洋对岸的小村庄，辛勤劳作、自力更生，他热爱贫苦人，却因此而被残暴、贪婪的敌人杀害了。不可否认，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家喻户晓，但他们千百年前就都死了，人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千百年前的人留下的传闻。

  可是不久前，约书亚，基督，也就是所谓的救世主还在。当时世人几乎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当政时期，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的人可能还听过他的演讲。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在阿皮恩大道旁边一个黑暗的小花园里，一个面包师和一个水果商曾经跟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去过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要弄清楚人们为什么突然热衷于信仰，就不能忘记这些。

  基督教之所以能远远高于其他教义，是因为亲密无间的私人感情。这种亲身的接触使基督教的优越性远远高于其他教义。基督教的爱代表了广大受压迫、受限制的人们的心声，因而传遍四方。基督教的话和后人所用的词汇是否一致不是问题，奴隶们能听能想就能明白，他们因第一次在光辉、崇高的诺言面前看到希望而战栗。

  那句让他们获得自由的话他们终于盼到了。

  在权势面前，他们不再是卑贱可恶的。

  他们成了被慈父宠爱的孩子。

  世界的一切将由他们来继承。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是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不可一世的人才会有的快乐。

  于是，新信念的动力产生了。基督教是第一个体现人人平等的真实的宗教。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教是灵魂的感受，是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在腐朽的奴隶社会里，好消息会不胫而走，会使人心潮澎湃。但是，历史一般是不记载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个别情况除外），不论他是否自由。他们只有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服从某一统一指挥、有足够的财富来纳税、被迫入伍并为征服别的民族而战时，才会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因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很深，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了解甚微。这真的很遗憾，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

  基督教堂终于拔地而起，它是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建起来的，是两个对立面结合的产物。耶稣亲自传授的基督教代表崇高的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耶稣的同乡在它的束缚下，很早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说得浅显点，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被这种地方主义思想揉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建立，这虽有利于统治，但有悖于常理。

  让我们再回到保罗的年代或者说耶稣遇难后的半个世纪之内，来寻求事情的前因后果。事实上，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是民族主义运动变革的结果，从诞生之日，它就开始威胁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在基督还活着的时候，统治者帕里希人就十分害怕这种鼓动宣传对他们的精神垄断的威胁，因为他们的统治是纯武力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罗马统治者还来不及干预时，他们就惊慌失措地把这些鼓动者送上了绞刑架。

  没有人知道如果基督不死会怎么办，他遇害时还没有成立新教派，没写下一个字告诉人们要怎么做。

  这反而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的条条框框，信徒们不受任何明确条例的约束，反而能更加自由地按耶稣精神的要求去做。假如一个人被一本书束缚了，就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理论研究，沉湎于对标点符号的探讨。

  当然，若是真这样，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不会再有人对新信仰感兴趣，那么基督教就会落得和别的教派一样的下场，以绞尽脑汁的文字开始，最后以警察把那些喋喋不休的理论家扔到大街上结束。

  30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但让人疑惑的是，就像匈奴和哥德人的入侵一样，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很大，为什么罗马政府没进行镇压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农奴骚动、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再现、一些老人正经八百地预言地球会毁灭在一团火球中，所有这些都是基督导致的。

  但是，穷人为某种宗教而疯狂已经不是初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严密监控，帝国的安宁就不会被贫穷的狂热者扰乱。

  警方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虽然他们戒备森严。新教的信徒做事的方式很巧妙，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有几个奴隶还以为人们之间的父子兄弟之情会代替主仆之礼，圣徒保罗急忙解释，他的王国是灵魂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世人只有逆来顺受才能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罗马法律对婚姻的束缚，遭到许多妻子的严重抗议，理由是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又是保罗出面，用花言巧语劝诫她们不要走向极端，否则会引起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的疑心，说服她们觉得“半奴隶”的地位是女人的本分，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出对法律的恭敬，很值得学习。正是由于基督教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意愿，所以它的教士被准许任意往来。

  但是，一如往昔，群众的宽容精神比不上统治者，他们穷困潦倒，即使为了金钱可以昧着良心妥协，但他们并不会满足和快乐。

  几百年以来，古罗马最下层人民生活得浑浑噩噩，对上面的戒律唯命是从。一开始他们还以嘲笑教士和修女为乐，嘲笑他们每天都在倾听耶稣那像犯人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光彩故事，还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作为自己的责任。

  对于事态的发展，罗马的传教士不能保持很高的姿态。

  当时，帝国奉行国教，重大节日的祭祀也要采用宗教的礼仪。为此，人们要缴税，这些钱全都进了教堂头目的口袋。如果说人们都“喜新厌旧”，不理睬旧的圣地而投入另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减。这样他们当然不满意，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恶意诽谤和中伤，对传统神灵的背叛者——基督教徒大肆咒骂和指责，指责他们不该进香纪念国外的先知者。

  城市中另一阶层的人憎恨基督教的理由更充分。他们是一伙宗教骗子，就像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这些人终日过着铺张浪费的奢侈生活，将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财挥霍一空。如果基督教是和他们竞争的组织，为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占卜术士和巫术师帮是不会抱怨的。因为，这毕竟是生意，让别人干一点预言的买卖也可以，但是，可恶的基督徒的主意太坏了，不但不收钱，还送东西给别人，给饥饿的人食物，收留无家可归的人。这简直是太过分了，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说他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或私下的收入，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天下，而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避难所。这些下层民众只晓得服从玄奥法则（控制大多数人行为），讨厌行为怪异的人，提防无缘无故想过正常生活的人。他们把经常喝酒、偶尔替人会钞的好心人当做朋友，把那些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自命不凡的人看成逆子和敌人。

  公元64年，罗马的贫民区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这件事为第一次有组织地进攻基督徒找到了借口。

  最初，有谣言说火是喝醉的尼禄皇帝下令放的，因为他异想天开地想除掉贫民窟，好按他的计划重建城市，但是谁都清楚地知道，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只有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会降临尘世，烧毁一切邪恶。

  这种说法刚开始就得到响应。有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和死人的谈话；还有人知道基督徒拐骗儿童，还割断喉咙，把血涂在奇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之所以没人亲眼目睹这些下流勾当，是因为基督徒诡计多端，收买了警察。这次，他们被抓个正着，必须接受对自己罪恶行径的惩罚。

  不知道有多少基督信徒被秘密处死，连保罗和彼得也音信全无，或许他们也遇害了。

  不用说，这次屠杀一无所获。牺牲者面对厄运视死如归的态度是对基督教和遇难者的最好宣传。他们继往开来，前仆后继。在尼禄以自杀（这是他一生中做得唯一一件光彩的事）的方式结束他短暂无为的一生后，基督徒就卷土重来，于是一切依旧。

  这时，罗马当政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有区别的。对他们以往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横加指责，近百年的历史研究日益清楚地证明，犹太人集会堂事实上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由它传播出去的。

  不要忘了，耶稣是犹太人，他始终严格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法律，只对犹太人演讲；他一生只离开故土一次且时间极短；为了犹太人，他还和犹太人共同制定自己的使命。罗马人从他的话中找不到一点可以区别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内容。

  其实，耶稣力争做到的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祖先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于是他大声疾呼，并为革除弊端而积极奋斗，他努力的目的只是内部改革。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创建出一门新的宗教，甚至如果当时有人谈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和其他改革者一样，他渐渐陷入不可调和的境地。他的早死救了他，使他没有像路德以及其他众多改革者那样因突然发现本打算为组织“内部”做点贡献的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时而茫然不知所措。

  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只是某个犹太小教派，还没有形成现在的名字，也只是在叙利亚省的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才有几个支持者。

  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第一个发现了有可能成为世界宗教的新教义。他的苦难遭遇证明了犹太基督教对这个宗教世界化反对的强烈。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居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痛恨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地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幸亏有罗马护照，否则一定会被怒气冲天的同乡撕碎，落个和耶稣一样的被同乡撕碎的下场。

  但是，派半个营的罗马兵“保护”保罗，把他带回港口城市，然后乘船回罗马参加审判是必要的，虽然那著名的审判一直没有发生过。

  他死了没几年，他一生担心又不断预言的事终于发生了。

  罗马人毁了耶路撒冷。丘比特的神庙替代了耶和华庙，城市改名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当地居民或被杀害或被驱逐，废墟方圆几英里内禁止居住。

  这个圣地带给犹太基督徒的深重灾难终于结束了。以后的几百年里，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有一些怪人，他们以“穷人”自称，以极大的耐心和夜以继日的祷告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教的余党。他们的情况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书中有记载。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为宗旨、怪诞而又自成体系的教义。大概7世纪时，自称拿撒勒人的他们绝迹了。他们被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消灭了。不过，即便他们不死，也无法让历史逆转。

  罗马把四面八方尽收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这些使得让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基督教简单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所以一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等其他参与竞争的教派肯定要失败。但可惜的是，新信仰自身的一些弊病并没有被完全摒弃，它们明显与新信仰的宗旨相悖。

  保罗和巴纳巴斯乘一叶扁舟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可船上还藏着另一个东西。

  它那神圣、高洁的面纱下是残忍和仇恨的面目，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

  四　上帝的晨光

  早期的教会组织非常简单，当人们明白世界末日不会立刻来临、最后的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死后立刻降临、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继续挣扎很久时，便开始觉得应该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起初，因为都是犹太人，基督徒聚会地是犹太教堂。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隔阂，非犹太人在别人的空屋子里聚会，有时找不到够大的房子来容纳所有虔诚的、好奇的信徒，便在露天或废石场集会。

  最初，会议都在周六举行。随着他们之间感情的恶化，非犹太基督徒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而把死者复活的星期日定为聚会的时间。

  仪式很庄严，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没有不变的讲演和说教，也没有教士，所有人（不论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祈祷、忏悔。照保罗的描述，他的心中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因为这些信徒们雄辩的口才。他们大部分是平民，没什么文化，所以，他们的即兴发言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常激动地大喊大叫，像疯了一样。教会虽然受得了迫害，但承受不了人们的冷言冷语。于是，保罗、彼得及其继承人不得已只好大费周折地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发的纷乱。

  开始时，因为规章制度和民主精神互相矛盾，这些努力成效很小。但是，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固定仪式进行。

  为了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集会开始先是一首赞美诗。然后，所有教徒高声歌唱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新近创作的歌曲。

  演说是唯一预先拟好的耶稣的著名祷文，它倾注了耶稣一生的哲学思想，但几百年来，布道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内心有话要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越来越频繁，一直对秘密团体高度警惕的警察开始注意并干涉了，因此信徒必须推选某些人来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保罗曾对这些领导的才能做过高度的评价，他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来比喻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要闯过波涛翻滚的大海，就一定要有绝顶聪明的舵手。

  于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又聚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要照顾病人和穷人的生活，选出的男女执事不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把集体财产管理好，还要处理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繁琐小事，他们就是整个团体的“佣人”。

  后来，教徒越来越多，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必须选出专门的执事，被推举担当此任的是几位“老者”。希腊叫“长老”，我们的称呼就是“神父”。

  耶稣布道
  耶稣的讲道非常吸引群众，《圣经》许多章节都记载了人们如何正面回应耶稣的讲道与教导。值得一提的是，耶稣传道、行善、行神迹的对象都是不信基督教教义的人。他总能将他们感化，使其变为信徒。图为耶稣手拿基督教教义在为人们布道。

  又过了些年，教堂遍布每个村庄和城市，这时必须制定人人都要遵守的纲领。大家又选出了主教，让他们监督教区的工作，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交涉。

  不久，帝国的各主要城市像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都有了主教这种著名的当权人物。

  最初，耶稣生活、罹难、去世以及受尊敬的广大地区都由主教掌管，但是，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不幸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权威。

  索菲亚大教堂
  这座教堂约建于1037年，属巴洛克式建筑。它是东正教在土耳其的一笔辉煌之作，也是拜占廷建筑最光辉的代表。而自拜占廷帝国衰落后，它就转变成了供奉阿拉的土耳其清真寺。如今，它是属于基督徒和穆罕默德信徒共有的一个宗教博物馆。

  “总监”顺理成章地成了虔诚信徒的首领，“总监”就是罗马大主教，他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

  和别的主教一样，他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人们的书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变成了主教管区首领的代名词，人们口中的“圣父”指的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只是罗马大主教，即教皇。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无需在前面加“美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别的什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词最早被载入史册是在公元258年。当时，帝国的首都还在罗马，皇帝篡夺了主教的权力。但之后的3个世纪中，恺撒的后代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开始寻找新的更安全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拜占廷——国土另一端的一个小城，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中的名为拜扎斯的英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里登岸，因此而得名。它紧挨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着几家绝无仅有的工商业中心，是个商业重镇。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为它争得你死我活。

  但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拜占廷一直是独立的。自落入马其顿人之手后不久，就被罗马吞并了。

  如今，经过1000年的财富积累，上百个国家的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这里自然成了帝国的中心。

  被抛弃的罗马的臣民任人宰割，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蹂躏。罗马的皇宫多年来空无一人，政府部门也陆续搬到了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首都的居民却还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看到这些他们感到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什么事都有失必有得。皇帝走后，主教就成了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皇位继承人。

  他们牢牢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没有束缚的机会。意大利的所有学者都被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力所吸引，这使主教又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因此不用急于求成，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而不像许多人因为急于求成造成压力，匆忙决断，结果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以顽强的毅力只向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人间代表上帝意愿的教会更加强大。

  后来，上千年的实践证明，主教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时，欧洲大陆遭到了野蛮人的血洗，在暴风骤雨的冲击下，结果两败俱伤，整个帝国的围墙渐渐坍塌了，上千个巴比伦平原才有的古老的体制都如垃圾般零落了，只有教堂幸免于难，在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稳如磐石，岿然不动。

  最终，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出身”于马厩，但宫殿却成为它的“归宿”。它的初衷是抗议政府，后来自称能使人和神沟通的神父却让所有的凡世俗人做到绝对服从。本有变革色彩，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却发展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反而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自由的安乐窝。

  然而这一切是合乎逻辑、肯定会发生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来罗马游览的人都会看到，在饱经沧桑的科利西姆的围墙里，有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在这里因为罗马的专制而牺牲。

  但是，这些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的根源是政治。

  作为一个教派，基督教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却公开以宗教道德为借口拒服兵役，甚至国难当头时还吹捧和平主义，而且在任何场合都肆意公开诋毁土地法，于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教义做事的，但普通的警官却不管这些，他们也根本听不懂基督徒对自己道德本质的解释。

  毕竟是凡人，罗马的警官突然发现，他应召来审判，可是犯人的陈述让他觉得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弄得他茫然了。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他应以超然的态度对待神学中有争论的问题，他还记得很多皇帝命令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世故、圆滑，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可是争论涉及某个原则问题时，一切逻辑方法都失灵了。

  是放弃法律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的惩治职能？这是行政长官面临着的最后抉择。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的开始是在死后，他们为能离开邪恶世界到天国享受快乐而热烈欢呼，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不了他们。

  于是，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我们没有全部关于死亡总人数的官方资料。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3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被杀死了，据他说：“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很多充满血腥的故事，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血雨腥风中，一个屡遭迫害的宗教是怎样保留下来的？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怎样，都会有人指控我是心术不正的骗子。对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让读者自己去定论吧。人们只要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疯狂时罗马专制的本性。

  另外，如果读者没有忘记，就连马可·奥勒留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问题上的无能，那么，那些处于帝国边远地区的默默无闻的小官的艰难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他们，要么背弃自己就职的誓言，要么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只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违背了帝国政府的法令，即使这只是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同时，基督徒没有被异教徒表面伤感的伪装所迷惑，他们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4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阴影下的日子很伤感，请求皇帝霍希恩搬走胜利女神像。于是，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已矗立了400年之久的神像从此客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表示抗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还导致一些人被流放。

  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这座城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把它定为王国的首都。教父奥利金的亲戚曾在古代的亚历山大城遇害，现在的亚历山大城已经没有古迹，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城市。

  这时，有人写信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

  “为什么我们异教徒不能与基督徒友好相处呢？”他问道，“我们站在同一片蓝天下，抬头能看见同样的星辰；我们脚踩同一块土地，各人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不同又如何呢？生存的奥妙高深莫测，通向真理的道路千万条。”

  其实，认识到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传统的开放政策受到威胁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在罗马胜利女神像被搬迁的同时，立足于拜占廷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发生了激烈的内讧。这场争执引起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关于“宽容”的才智勃发的讨论。讨论的发起人是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他虽然忠诚于祖先信奉的上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这场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袒护一方时，他感到有必要让皇帝理解他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一个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在那里逞强示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强制一定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所以，统治者还是应宽容一切信仰，因为只有那样才能防止公众冲突。而且宽容是神圣的，上帝自己就已经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明白人类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喜欢被崇拜，喜欢基督徒和一种礼仪，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他也喜欢。”

  这确实是至理明言，可惜根本没有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都已经死了，任何时钟都不能让时间倒流，历史不可改写。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秩序迅速崩溃，军队被外国雇佣，成了叛徒。边境发生公开叛乱，野蛮人攻占了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

  最后，灾难爆发的时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晋升之路只剩一条，就是从事教会生涯，别的都已被堵死了。在西班牙，地方长官的权力操纵在基督主教手中，只要是从事有关基督教理论研究的基督教作家就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如果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外交官就会平步青云。要是当了基督教的财务大臣，还可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领地，可以大发横财。

  罗马圆形大剧场

  世界闻名的罗马圆形大剧场由弗拉维亚王朝的统治者于公元72年至80年建造。这座依山雕凿出的大剧场，可容纳6000人，看台呈扇形，沿山而上排成阶梯。图为大剧院内部。

  皮拉尔圣母教堂

  西班牙有很多基督教教堂，有11个圆顶的皮拉尔圣母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见过很多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1914年，那些好高骛远的欧洲青年人仍想跻身政府机关，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当官。他们把持法庭重要职位，掌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能获得美满的生活和幸福的晚年。

  战争接踵而来，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被它荡涤殆尽，下层人民掌握了政权。原来的一些正式政府官员上了年纪，不能改变一生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但大多数人都能相时而动。这些人从小接受教育，认为经商是非常丢脸的事而对它不屑一顾。也许生意不足挂齿，但人们又总得找个职业谋求生计。很少有人为坚持信念而饿肚子的，因此动乱后没几年，我们发现无数官员心甘情愿地做起他们以前鄙视的生意来，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官宦世家，指挥别人易如反掌，因此，生意做得一帆风顺，生活比以前更好。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就是教会在16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青年把自己看成是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后代，因而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实非易事。但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正是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能智敏通达（也许就是这样），就能迅速和睦相处，互相促进。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这是历史的又一奇怪法则。

  “少数聪明人统治多数普通人”，是从人类形成之时起，始终不可避免的一个规律。两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呼不同：代表力量和领导的一方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代表软弱和屈从的一方称为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是大同小异的，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总是以怪异的形式出现，笨拙地给自己披上爱人类、忠实于上帝、造福人类的伪装，其漂亮外表下的内心却埋藏并坚守着这样一个原始而严酷的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理论很反感，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用“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称呼我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被其他事物无可动摇的规律操纵的科学时，便万分诧异，他们可能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对规律还是服从的好。

  只有这样，历史对于人类才会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的联盟。

  如果谁不相信，就请到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吧。

  去研究一下最初4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就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学过哲学，后来必须要选择一个职业来谋生时才迫不得已加入基督教。当然有几个受了新思想吸引的人是诚心诚意地做基督徒，而大部分人之所以由效忠凡世主人改为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那里晋升的机会多。

  教会一方也是通情达理的，并不追究新教徒加入基督教的动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仁至义尽。教会提供机会给那些向往庸俗生活的人，让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教会给对信仰情深义重的人提供幽静的场所，让他们远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去思考生存的弊端，去追寻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这种信守上帝、潜心静修的生活方式在开始时显得逍遥自在。

  基督教在成立的最初几百年里，只是对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百姓稍有约束。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的政治组织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许多善男信女就开始向往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那时，做善事和祷告是所有真正基督徒的权利。为了追寻幸福，他们想人为创造条件，再回到过去自然发展形成的局面。

  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最早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它对后来1000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和异教徒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手。

  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人们却开始厌倦这种古老的文化。仅在埃及就有10种不同文化此消彼长，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不例外。路旁无数的庙宇和宫殿的废墟，证明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空虚和徒劳无功的努力。基督教体现了欧洲青年对生活的期望，激发了他们的精力和热情，因此被他们接受。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却不同。

  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待，逃避记忆，躲避现实，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现实置之度外。

  基督的复活

  在耶稣被钉死又复活以后，那些从前跟随他的门徒，领受了主的托付，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撒玛利亚传遍埃及，做主复活的见证人。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改革对士兵总是充满诱惑。他们比所有人都更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另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是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他第一个把精神落伍者组成团体。他就是帕肖米厄斯，是埃及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兵。一个叫安东尼的人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个人是一个隐居者组织的头目，帕肖米厄斯在兵役结束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离开城市，来到了沙漠，同豺狗和睦相处。但隐居生活常常会使他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分的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度日，这会成为异教徒的笑料，使真正的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先驱。从那时起，即在4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要服从“最高统帅”，而“最高统帅”有权任命修道院的院长，有权把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346年，帕肖米厄斯死了，在他临终前，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把他的修道院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借机逃离现实，逃避现实的邪恶和无休止的勒索。

  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原来的目标。这里的天气不像尼罗河那样好，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而且西方人很现实，在他们看来，神圣的东方理想龌龊不堪，没有丝毫启迪的作用，反而让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教会早期呕心沥血所做的善事又得到了什么呢？难道住在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就能使寡妇、孤儿和病人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人想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更加合理，而这都要得益于本尼迪克特，他被人们通称为圣人本尼迪克特。他是纳西亚镇人，住在亚平宁山脉，曾在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感到非常恐怖，于是，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在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在那里他过了3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便美名远播了。一些愿意和他接近的人很快就名扬天下。于是，许多隐居者慕名前来，多的足以再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随后离开了乡下的住所，成了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所有的法令都显示出了他的罗马血统。那些曾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别指望无所事事，他们不但要做祝福和祷告，还要耕田种地。干不了体力活的老年人，负责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本尼迪克特的教育千百年来独树一帜，且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有资格、有权力教育和培养才能卓著的年轻人。

  僧人们得到的回报是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品和舒适安逸的床铺，每天没事的时候还能睡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是上帝的奴仆，而不能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为来世灵魂祈祷的凡夫俗子。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他们必须使自己名副其实，成为传播上帝力量和荣耀的骨干精英。

  在欧洲传教的初步工作已经完成，要巩固教徒的成果，他们就要得到当地民众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拥护。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远方的土地带去了文明之音，在这以前，那里的人对这些只是道听途说。

  罗马教皇是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他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就像做梦的人能得到丛林中幽静的幸福生活一样，那些务实的人最终也会美名远播。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它最终导致力量的增长。很快，执政者如果不能体察自称是基督追随者的要求，就有被推下台的危险。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很有趣，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事出有因的，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爆发了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

  奇怪的是，在借近卫军的力量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坏的，可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受到的非难他都没能幸免。其实，他连最起码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瓦解、衰败，而且一落千丈。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有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戎马一生的他当然知道。这个体制把边防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领地的早已丧失斗志的士兵，这些士兵变成了悠闲自在的乡下人，把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应该拒之门外的野蛮人。

  这种风雨飘摇的体制，戴奥里先无力去改变。为解燃眉之急，他把一些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支新型野战军，一旦有人入侵，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几周内迅速赶到。

  这个主意虽然很好，但像一切有军事色彩的主意一样，需要高额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要靠向内地百姓征税来获取。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这项活动激起了民愤，人们声称再缴钱就一无所有了。皇帝一边向百姓解释说他们误解了官方的意思，一边交给收税官“格杀勿论”的权利。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老百姓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后却赔了本，便都背井离乡，聚集到城里或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却干脆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用来解决实际困难，他使各行各业都变成了世袭的职业，官员的儿子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要当官，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音乐或典当天赋也要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一生不能改行。苦力虽然是自由职业者，但像奴隶一样行为受到限制，不得越境一步。这一切都表明古罗马帝国深深堕入了东方专制主义，并且已经到了极点。

  一些人对法规是遵守还是违背，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这是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务必记住，他已经进退两难，成千上万的臣民对他无比忠诚，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他们只是在皇帝的庇护下醉生梦死，对国家的危难漠不关心。

  早期的基督徒从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认为花钱费时地写东西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期望世界随时灭亡，认为文学成果会在几年内付之一炬。遗憾的是，新教的预言并没有应验。经过百年的等待后，基督的故事被人添油加醋地口耳相传，已经面目全非，教徒也因无法识别真伪而手足无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出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传记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天启录》是其中的一章，里面有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在罗慕路斯时代，人们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匿名作者谨慎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帝国官员还是理解了书中的意思。在书中，那座城市被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沾满了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一切恶魔的栖身地，是所有肮脏可恶的鸟类的卵巢……类似的不敬之词还有很多。

  “一个可怜的狂热者想起了50年来被迫害的许多朋友，他因为被怜悯和愤怒蒙蔽了双眼而口不择言。”这些言论可以这样解释。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每周都要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没有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的理由，我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异教徒”这个从未耳闻的概念日益熟悉起来。最初，“异教徒”三字只是指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用来指一个“教派”。但它的意思逐渐缩小到指那些不信仰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就是指那些“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因为几个死守旧信仰的罗马人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准确地说，他们也得不到机会解释自己的观点，所以可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同样，《新约》中也有伤害皇帝自尊的话，比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的，像通奸、猥亵、淫荡、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更多，出于礼貌，就不再多讲了。

  所有的这些引发了摩擦、误解，接着导致了迫害，基督囚犯挤满了罗马监狱，刽子手疯狂地杀害基督教徒，结果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黔驴技穷的戴克里先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回到家乡达尔马提亚海岸，专心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后院种起了大圆白菜。

  戴克里先的继承者看到用武力消灭基督教是根本不可能的，便不再采用镇压政策，开始进行肮脏的交易，想靠收买人心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313年，基督教会首次得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官方的承认。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享受“大”字称号的，包括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最需要站在这个法庭前进行审慎研究。

  君士坦丁是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他疯狂地驰骋在欧洲的各个战场，挥舞着长矛从英格兰的沃克一直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妻子、姐夫、侄子都被他杀死了，他还屠杀了一些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使这样，他还是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名，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因为他在面临最强大的敌人莫克赞蒂厄斯时不知所措，心慌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他死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一直企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可是人们把这些都忘了，只看到了《宽容法》——皇帝用来保护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权利的虚伪之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4世纪上叶的教会首领都是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让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从而使基督教由小教派一跃而成为国教。但是，成功是怎样取得的？他们知道，君士坦丁的后裔也清清楚楚，他们想极力用语言来掩盖真相，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内斯特主教对狄奥西皇帝说：“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和你在一起，消灭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也有过别的交易。

  但是，这个不光彩的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五　囚禁
  在古代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物，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这个人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331年出生于帝国新首都的朱利安皇帝。337年，名满天下的君士坦丁大帝死了，他的3个儿子为财产饿狼般打成一团。

  为了独占产业，他们命令把住在城里和附近的皇亲都杀死。朱利安的父亲惨遭杀害。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没几天就死了，他成了孤儿，当时只有6岁。他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相依为命，两人一起读书，给他们讲课的是待人热情、为人平庸的尤斯比厄斯主教，他们学的主要是歌颂基督信仰的内容。

  孩子们渐渐长大，为免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的厄运，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到远处。于是，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枯燥乏味，朱利安却有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还信奉传统的天神。

  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掌管什么要职的，因此当朱利安要求潜心研究学问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那里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还在传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都被挤掉了。

  紧接着，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被暗杀。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是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想到只有他和他的堂弟——朱利安，一个小哲学家，是皇族中两个唯一存活的男性，君士坦蒂厄斯便亲切地接朱利安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且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要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357年，法国受到阿拉曼尼人的威胁，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把他们打得惨败，并用计征服了默慈和莱茵河。他住进巴黎，把自己喜爱的书装满了图书室，这时，平时不苟言笑的他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皇帝听到了这个喜讯，不但没有点燃庆祝的焰火，反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欲除掉他，因为他成功得太过头了。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的威望很高，他们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这是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被处死），便闯入他的宫殿，拥护他为皇帝，同时宣扬，如果朱利安拒绝就杀了他。

  朱利安并不傻，欣然同意了。

  在那时，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易守难攻。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将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在他就要到达首都时，突然传来消息，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再一次成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说来也怪，像朱利安这样聪明的人，竟然认为已经死了的东西借助某种力量可以复活。他认为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把卫城的废墟重建，让人重新住进荒芜的学园，让教授穿上过时的宽外袍，让人们用500年前就消失了的语言沟通，过去的一切就可以重现。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

  但朱利安要做的正是这些。

  在执政的短暂的两年时间里，他致力于恢复古老科学，而当时的人对这些不屑一顾。他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是文盲，认为全部有了解价值的东西都在一本书里，人们不能单独调查研究，否则不但会丧失信仰，还会引火（地狱之火）烧身。朱利安还想把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恢复过来。

  他的处境危机四伏，比他还坚韧的人这时也会寝食难安、消极悲观。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是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他还祈盼祖先的真知灼见能显灵。安提阿的基督平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他可以忍受，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让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他却再三告诫下属，“不许杀任何人”。

  363年，朱利安奇怪的一生因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

  对于他这位最后的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是最好的。

  他如果没那么早死，容忍力和对愚蠢的憎恶会使他成为最专横的人。“在我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见解不同而被处死”。他躺在病床上时也能坦然地这样想。可是，他的仁慈得到的回报却是基督臣民的永恒仇恨。他的臣民四处宣扬，说朱利安是被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的，还处心积虑地仿造了歌颂凶手的颂词。他们大讲特讲朱利安死前是如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基督的权力。朱利安是一位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臣民服务的正人君子，可是他的臣民为了诽谤他，绞尽脑汁，用上了4世纪盛行的所有贬义词。

  朱利安被埋葬了，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称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并立即对亚、非、欧的每个角落进行扫荡，对所有敌对势力进行摧毁。

  从364年至378年，正是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执政时期，当时他们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严禁罗马人用牲畜祭祀旧天神。这样，异教教士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另谋出路。

  不过这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规定，所有臣民既要接受基督教义，还要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俨然成为天主教的保护神，帮助大主教对人们进行精神垄断。

  法律颁布之后，一切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坚持“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或被处以极刑。

  从此，旧世界加快了走向灭亡的脚步。异教徒的庙宇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已不复存在，要么被改建成桥梁、街道、城墙和瞭望塔，要么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走，遗漏的也被打得粉碎。

  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600多年来一直为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现在也被夷为平地。但从亚历山大大帝时就世界闻名的大学保存完好，并且继续被用来讲授古代哲学，亚历山大主教下令保留这所大学，地中海各地的学生也都赶来求学。但当地教徒不管这些，他们闯进教堂，对柏拉图学派的最后一位教师海帕蒂娅严刑拷打，把她大卸八块后，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糕。

  罗马首都变成了一片废墟。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代表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著作《古罗马神言集》也被付之一炬。

  在高卢，执政的是著名的图尔斯主教，他宣布旧天神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庙宇都荡然无存了。

  住在偏僻乡村的农民，有时会站出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却被赶来的军队称为“撒旦的叛乱”，用斧子和绞架加以平息。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较慢。394年，国家生活的中心——奥林匹克运动被禁止了，其他活动也相继停止。哲学家被驱逐出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声令下，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6位教授为了谋生逃到了波斯。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乔思罗斯国王的友好接待，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晚年生活。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玩棋——印度一种神奇新颖的游戏。

  到了5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人遗忘，更不用说所有基督徒恨入骨髓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了。他们要想重见光明要等到600年以后，人们只能心惊胆战地对待文学艺术，任凭神学家的摆布。

  用医学术语来说，这真是古怪的节食，但并不平衡。

  虽然基督教徒战胜了异教徒，但是却没能摆脱困境。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但他们是容易制服的。棘手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亚力山大教士利厄斯描绘的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否正确，阿塔纳修斯——同一城市的里艾利厄斯的死敌是否错误；在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的问题上，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打得不可开交；为了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闹翻了；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是否承认耶稣具有二重性而关系紧张。这些头脑发达的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误入歧途。但对他们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逐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来吓唬，因为他们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们必须好言相劝，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找回仁爱和献身精神并迷途知返。要解决问题，首先，他们必须明确教旨，知道是非曲直。

  人们要求把各种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中和统一，于是“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这个著名的集会应运而生。自4世纪中叶起，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召开，会上主要决定教义对与错，错的被认为是带有异端邪说的，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325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了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56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几次在查尔斯顿召开，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那是869年。

  从此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召开。因为在4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在行使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的同时，要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而且对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必须予以考虑和重视。我们无法知道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但以后会议的主持者都是教皇，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其代表批准就无效。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和专横的斗争始终此消彼长，宽容在一方心目中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在另一方心目中却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这个问题我不想从理念角度谈，但必须承认，教会的拥护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的行为辩解时，讲得条条有理。

  他们说：“教会和其他组织（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一样，必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任何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法规和细则。一切发誓效忠教会的人也等于立誓要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有谁做不到，就要让他自食其果，从教会里滚出去。”

  到现在为止，这些都是正确的。

  今天，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了信任，还可以转到别的教派，如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犹太教、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人反对他，除了他饥肠辘辘的家人。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5世纪的世界却不如此简单，到处都充满了罗马主教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路途遥远，往往九死一生，永远与妻儿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觉得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没错，那么迟早可以说服教会，让他们修改一下教旨，他们为什么不争取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无论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为此，他们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是滑稽可笑的，就像数学家们为X的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一样。

  但是，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的风气四处弥漫，直到最近，在“人们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有人倡导宽容，他们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还有生命之忧，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他们把自己的忠告都谨慎地隐含在拉丁文里了。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数学问题，这并不是要节外生枝。

  如图，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1，毫无疑问，圆圈中各条直径是相等的。

  图1
  AB=CD=EF=GH，以此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圆圈变成了椭圆，各条直径乱七八糟。如图2，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其他线段，特别是CD，却变长了。

  图2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设：
  AB、CD、EF、GH分别代表政治、商业、艺术、军事。

  图1中，所有线段长短一致，是完美的平衡，代表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2已不是圆圈了，代表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点。或者使GH即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别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金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如图3。

  图3
  在短时间里，希腊人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不同党派之间不明智的争吵，很快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国家的精力被无休止的内战耗尽了。士兵的职责不再是抵御外敌、保家卫国，而是向自己的同胞开火，只是由于这些人想变通一下征税法，或是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

  在这个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是商业。它开始感到举步维艰，最后走投无路，便逃往经济稳定的地方。

  贫穷前门入，艺术后门出，而且不再露面。资本也以最快的速度逃得无影无踪。随着智力成为一种财富，好的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出色的教师都赶忙奔赴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靠传统和常规过活的二流货色。

  这都是政治线段超出比例、平衡圆圈遭到破坏的结果，导致艺术、科学、哲学等其他线段都不复存在。

  假如再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不难看出，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终把其他的都挤掉了，组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就此消失了。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比如，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理论中，就会发现如下的情况。

  或许最早的基督徒忽略了科学的直径，因此他们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不过，他们既然对生活没有兴趣，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也就没必要关心医药、物理和天文。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当然没有任何吸引力。

  忠实于基督的其他信徒费尽心思想过上好日子，他们勤奋、慈善、仁义、正直。

  然而，一旦众多的小社团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原来完美无缺的精神圆圈就被新的世界性的责任和义务破坏了。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吃不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不难；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过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捉襟见肘式的生活。

  全乱了。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他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不足道了。

  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我们这一代总带着一种同情，同情他们生活在黑暗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安歇，没有几本书，连现在小学里教授的基本知识都不懂。但知识和智力截然不同，这些聪明的自由民，建立了现在我们仍然采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无数对教会的恶意中伤，他们显得无可奈何，对他们的评价我们还是口下留情吧。至少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敌对的东西做坚决的斗争，把个人的安逸和幸福置之度外，还常常为此献出生命。

  其他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的确，在过去的1000年中，几乎没有人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但并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减弱了，而是没有时间浪费在相对无害的异教徒身上，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首先，奥丁神和其他异教神在欧洲许多地方仍然占有最高的统治地位。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使整个欧洲几乎陷入瘫痪。

  那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叫穆罕默德的新先知，带领一群追随一个叫“真主”的新上帝的人，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书籍总是讲“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的恶行，所以在我们的头脑中，耶稣和穆罕默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思想。

  其实，他们俩的始祖都是亚伯拉罕，属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追溯到1000年前，祖籍都位于波斯湾畔。

  这两位大师的教徒是近亲，却势不两立，彼此的战争持续了1200多年，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现在我们再做任何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但真的有一次，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加入了基督教。

  像所有的沙漠居民一样，阿拉伯人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默祷的时间很充裕。城里人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镇市场的乐趣中陶冶性情，而牧民、渔民和农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们缺少一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期待拯救的阿拉伯人，曾经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显然偏爱犹太教。理由很简单，因为阿拉伯人都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国王的大量臣民逃到了阿拉伯，因为他们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跋扈。到了586年，犹太人被尼布加尼撒征服了，他们大都逃往南部的沙漠。

  犹太教从此广泛传播。犹太人和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相同，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

  《旧约》中的智慧之言被麦地尼特大量借用，这一点只要是粗略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

  以实玛利和母亲海加一起被埋在阿拉伯中部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他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轻改革者的思想。相反，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他们也相信了。他们不想接受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无休止宣扬的所谓的奇迹。他们更不相信复活。但他们还是倾向于新信仰，愿意给它一席之地。

  但是，有一伙狂热的基督徒，他们缺乏判断力，不等人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穆罕默德在他们手里吃了很多苦头。“基督徒信仰三个上帝，而不是一个”的说法在当时广为流传。这两件事终于让沙漠居民对基督教不屑一顾，他们宣布自己热爱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们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用3个神来混淆是非，他们不会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3个，完全根据当时形势和主教的眼色行事。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人人都说自己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真正的，把别的上帝贬为骗子。

  这种观念上的冲突非常容易引起战争。

  632年，穆罕默德死了。

  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先后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他们定都大马士革。

  到656年底，真主成了北非沿海国家的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1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断交了，直到17世纪末，欧洲大陆还处于包围圈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根本不可能把教旨传向东方。它只希望能保住现有的成果，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被它选中，成了它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最终大获成功。也有像查理曼那样桀骜不驯的基督徒，用暴力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他们心肠不坏，就是有点野蛮。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部分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通俗易懂，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虽然前方捷报频传，但教会内部却祸起萧墙。用前面的数学概念来说，不断加长世俗的线段，使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日益扩大的权力对以后1200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老百姓和聪明的教士已经看出，教会面临瓦解。

  神圣家族大教堂

  位于巴塞罗那，遵循赎罪的理念，建有3个立面，每一面有4座高塔，共12座，献给12位使徒；4座雄伟的钟楼，每一座献给一位《福音书》作者；还有2个巨大的圆形拱顶，分别献给圣母和基督。

  如今，教堂在北方的新教徒眼中是一座房子，只有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其余6天空无一人。一些教堂的主教偶尔在城里开会，那时就会有一群慈眉善目、衣领后翻的年老绅士出现。从报纸上我们得知，他们允许跳舞，反对离婚。他们回家后，生活依然如故，平静幸福，无忧无虑。

  现在，这种教堂即使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也很少拿它与我们的生死和社会活动相提并论。

  当然，政府完全相反，如果社会需要，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还掌有生杀大权，它是我们的主人。而“教会”反而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矛盾也无足轻重。

  中世纪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当时，教会是一个实实在在、充满活力的组织，有呼吸、有生命，用各种政府都望尘莫及的方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教皇，在接受慷慨王储馈赠土地、放弃贫穷理想时，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的结局。开始，由基督教的信徒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普通礼物似乎合情合理，有益无害。但仔细想一想，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无论是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还是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万计的大小头目的衣食住行，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外交使臣不是去伦敦就是去诺夫格勒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与王储在一起时保证教皇信使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都源自民众。

  回想一下教会应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环境再好些会怎样，这种发展趋势实在让人遗憾。很快，罗马成了国中之国，教皇成了世界独裁者，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与教皇相比，古代皇帝倒显得宽容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势不可挡，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产生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其独裁的野心。

  在民众中，主的真正精神再次掀起高潮，对于任何宗教组织而言，这都是不可容忍的。

  异教徒已经见怪不怪了。

  也许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就有了反对者。教会产生的同时，争执也开始了，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几百年内总是相互不满，虎视眈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马尼卡人和内斯特教派之间的血腥争斗在本书中是毫无价值的。一般情况下，教派之间都是各怀鬼胎，阿瑞斯和雅典娜的信徒是一路货色，都专横跋扈。

  况且，争执的焦点总是神学中不起眼的零星语言，现在已经逐渐被淡忘了，我不想把这些翻出来在这本书中挑起神学的战争。我是想让子孙后代知道祖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不息的知识与自由的理想，告诫他们傲慢的教条主义和独断专行导致了2000年的沉痛灾难，他们要引以为戒。

  可是到了13世纪，情况有了好转。

  异教徒不再只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再为《天启录》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而固执己见。

  他们成长为战士，为维护理想而战。因为这一理想，奥勒留当政时拿撒勒村庄中的一位木匠死了。而且，他的姿态好像说明他是唯一的真正的基督徒。

  七　宗教法庭
  保罗上台后没几年就下台了，到1198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当上了教皇，他就是英诺森三世。

  在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人中，他是最显赫的。他继位前，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高才生，富有、聪明、精力旺盛，年仅37岁。他雄心勃勃，善于权术，“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控制了全世界”，这句话他当之无愧。

  他赶走了驻罗马的帝国官吏，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皇位继承人被逐出教会，可怜的王子身不由己，乖乖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意大利被洛太里奥从日尔曼人手中解救了出来。

  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英诺森三世组织的，但他却去了君士坦丁堡，根本没去“圣地”。他血洗了君士坦丁堡，把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至于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军士因害怕而整日忧心忡忡，他们怕被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不赞成这样做，因为这种悲惨行径使少数很有威望的基督徒灰心失望。不过，他是个务实分子，很能随机应变，他派一个威尼斯人去君士坦丁堡当主教，这招一举两得，既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又使东正教再次落入罗马的魔爪。从此，拜占廷领地被威尼斯共和国看成东方殖民地，任其摆布。

  在精神控制方面，这位教皇也是颇有造诣、很有手段的。

  经过近千年的犹豫，教会终于决定，婚姻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方能生效，它不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法国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任意妄为，按自己的喜恶治理国家，很快得到警告，让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立即按教皇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基督刚刚传入北方高地时，人们对谁是真正的主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同伙的海盗习惯称哈康四世国王为“老哈康”，他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在旧天主教堂加冕前，他必须把自己的身世向罗马法庭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一年又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以屠杀希腊战俘为乐趣，间或还折磨拜占廷的皇帝。他对宗教思想没兴趣，但还是长途跋涉来到罗马，点头哈腰地恳请教皇承认他是他的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用一些条款来限制皇帝，教会就很不高兴，宣布他们的宪章无效，理由是“它是靠武力取得的”，然后，又因为他们带给世界的那份著名的《大宪章》，他们被逐出教会。

  一切表明，那些对教会的法律提出质询的朴实的纺织工和没文化的牧羊人，英诺森三世没有轻易放过他们。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有勇气的人，他们做的事，我们会看到的。

  “异端邪说”真是令人费解。

  异教徒几乎都是劳苦大众，没有搞宣传的本事。有时，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他们写点东西阐明意见，但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很快就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他们便大祸临头了。他们的敌人为了杀鸡骇猴，欺世盗名，也写文章“揭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就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了解了“异端邪说”的一点情况。

  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得到的印象通常是这样的：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令人作呕；他们三餐是粗茶淡饭，只喝水，对崇高的基督食品沾也不沾；他们住在最破的贫民区的空地窖里；他们对女人退避三舍，每天念念有词，叨咕的全是救世主二次下凡的预言，他们谩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抨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的确，很多异教徒让人反感，这或许是自以为是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肮脏不堪，臭气冲天，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乡村平静安逸的生活，被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异思想搅得鸡犬不宁。

  但是，他们的勇气、诚实、淳朴，还是令人钦佩的。

  他们耗尽了一切，却几乎一无所获。

  长此以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世界的一切都逐渐组织化了。为了有所作为，就连坚决不相信组织的人也成立了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中的中世纪异教徒同样如此。他们有一种危机感，谋生的天性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在自己神圣的教旨外面包上神秘的礼仪外衣作掩护。

  但是，基督教的信徒却不能把这些教派区别开来。在他们眼中，异教徒都一样，他们都被叫着“肮脏的摩尼教徒”或其他更为难听的名字，认为这样就可以搞定一切。

  这样，中世纪的摩尼教徒成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当然，这并不是说摩尼教徒是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像前苏联的统治力量那样。而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就像房东因为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向他要房租，小伙计诅咒房东一样。摩尼教徒在当时上等基督徒眼中是最令人讨厌的，而基督徒对此又没有真凭实据，就根据听来的只言片语对他们加以诽谤。在私下聚会中，这个方法倒很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速度还快，但准确率很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

  摩尼教的创始人是摩尼，3世纪前叶他出生于一个名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他的父亲叫帕塔克，是影响很大的财主。而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就因为这个，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越来越糟。

  摩尼在底格里斯河畔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人们说着各种语言，他们道貌岸然、不信上帝，热衷于功利并充满幻想。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其中，有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的支持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他把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古巴比伦迷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哲学。

  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假如不考虑这一点，摩尼只是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坏上帝的复苏。坏上帝总是和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旧约》中的耶和华看成万恶之神一样的魔鬼，把从《马太福音》中的“天父”看成万福之神。而且，（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佛教）在摩尼看来，人的身体是邪恶的、龌龊的，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困乏其身，以摒除凡心，逃脱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还恢复了许多禁忌，约束人的饮食，追随者的食物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一项条令可能让我们很吃惊，他们认为冷血生物比陆地的热血亲族强，对人的灵魂损伤小些，所以这些人宁死不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毫无忌讳，津津有味。

  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的东北部，在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全岛面积为217.5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全长35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

  摩尼轻视妇女，所以他一定是个东方人。他不准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洗礼是犹太派的创立者约翰发起的一种仪式，摩尼对这些仪式深恶痛绝。因此，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只需行按手礼，而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

  摩尼向全人类宣传他的思想时只有25岁。他先到了印度和中国，传教工作相当成功。接着返回家乡，他给自己的邻国带去教义的祝福。

  教义的成功传播使波斯教士失去了大量秘密收入，对这一点，教士们已有所察觉。于是，他们开始反对摩尼，要求处死他。保护摩尼的老国王死后，新国王不喜欢宗教事务，便把摩尼交给教士裁决。教士们把摩尼钉在城墙下的十字架上，还剥皮示众，以对这个预言家异端邪说的支持者进行警告。

  摩尼教会和领导人物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它本身也趋于分化瓦解。像众多的精神流星一样，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广泛传播，以后的日子里，在朴实无华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拾起了摩尼的思想，再三审视，发现它很适合自己的口味。

  我不知道摩尼教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和途径进入欧洲的。

  它很可能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域传过来的。然后它越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盛誉。“凯瑟利”、“过纯洁生活的人”是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的东方名字。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不相上下了。

  尼德罗斯大教堂

  尼德罗斯大教堂，得名于贯穿特隆赫姆的尼德河。

  如果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那是错误的，根本没人要另立新教派。摩尼教的形式很特殊，一方面它的思想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人却又坚持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难以察觉，特别危险。

  如果一些病菌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见，那么，由这些病菌引起的疾病，即使让最普通医生诊断也不是很难的事。

  一些小生物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藏形迹，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它们还要继承世界。

  基督教的看法是：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让高级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只有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时才会觉察到。

  这种话是不能公开说的，但早期基督信仰最忠实的支持者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症状。比如十字军的杰出勇士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身先士卒地把异教的最后堡垒摧毁，而据说他心里却偏向摩尼教。

  385年，倾向摩尼教的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被烧死了，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

  渐渐地，可怕的波斯教义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征服了。

  他们开始对读《旧约》的不懂神学的人加以劝阻，并在12世纪宣布了著名的条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不许结婚。这些精神变革的头面人物身上很快留下了波斯理想的深刻烙印，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的新修道院条令，也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色彩，这为他赢得了“西方释迦牟尼”的美誉。

  一件早已注定的事情发生了，正值自愿贫穷和谦卑的高尚理想已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皇帝和教皇的战争正蓄势待发的时候，为争夺地中海珍贵的弹丸之地，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旗帜的外国军队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掠夺的不义之财的十字军蜂拥回国的时候，修道院的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豪华的宫殿里的时候，乘马车横冲直撞地穿过熙攘的人群的教士正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

  法国的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了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这一点也不奇怪，虽然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维持时间最长，却始终没有把野蛮融化在文明之中。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组成的三角形的地方，这是普罗旺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一直是它的重要港口，这里的乡镇和村落大多比较富裕，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雨露。

  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在当时欧洲别的地方还沉溺于长发英雄条顿的野蛮故事时，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就是现代小说。由于普罗旺斯人与邻国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所以他们能及时看到最新的科学图书，而这种书在欧洲北部却少得可怜。

  在11世纪的前10年，普罗旺斯再现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就已开始明朗化。

  但不管怎样，这些都不能成为公开反叛的理由。一些小村落里有人委婉地指出，教士应像教民一样朴素——他们拒绝随爵士征战沙场（古代的牺牲者，多么令人怀念啊）；他们为了便于阅读福音书，要学一点拉丁文；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在耶稣死后，它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教会分文不交。

  只要一有机会，带头反对牧师权威的人就被揪出来，如果死不悔改，还会被暗地里驱逐出教。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旺斯的主教不得不集会，商量阻止这场煽动性骚动的办法。而到1056年，他们的争执才停止。

  事实证明，像逐出教会这种一般性的惩罚是毫无作用的。只要能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这些朴实的乡民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就会像羔羊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个牺牲者倒下去，马上有十几个心怀圣念的人站起来。

  教会的代表要用更残酷的方法加以镇压，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百姓的本意，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坚定反叛的决心，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样的争吵持续了整整1个世纪。

  这场运动在12世纪末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支持。

  有一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住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严肃持重、心地善良、宽宏慷慨的他一心想追随救世主，都有些痴迷了。耶稣曾说过，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比让骆驼钻进针眼还要难。耶稣说这话时的真正含意，30代基督徒绞尽脑汁也没有弄明白。彼得·沃尔多没有多想，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分给穷人，然后退出商界，永远不再经商。

  约翰写道：“我们需要自己寻找《圣经》。”

  20个教皇对这句话加以评论，并小心地定出条条框框，规定一个凡人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书需要什么条件。

  彼得·沃尔多不同意这种看法。

  既然约翰说：“我们需要自己寻找《圣经》。”

  那好吧，他就要自己找找看。

  他发现一些东西与圣杰罗姆的结论并不一致，便重译《新约》，并把译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他的活动在开始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渴望贫穷好像没有危险，他很可能被说服，愿意为过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禁欲条令，况且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很会寻找一个适当的场所，供信仰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来发泄。

  但一切都要照章办事。这样，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令人棘手。他们不但没有把自己的做法告诉教皇，甚至还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司法权力之外，罗马主教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就像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此时，教会进退两难，说句实在话，它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对这些“异端邪说”采用武力。

  如果一个组织认为，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疑时，就一定会采取极端的措施。

  如果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就有毁灭的危险。这强迫罗马立刻采取行动，制定出一系列惩罚条例，让以后的异教徒都心惊胆战。

  中世纪的里昂建筑
  里昂历史非常悠久，已有2000多年。沃尔多教的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就曾经住在里昂的一个小镇上。

  阿尔比城是新教义的发源地，以它命名的异教徒阿尔比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因此被选中做第一批牺牲品。

  普罗旺斯被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好几年，那里被他当做征服的领土。他作威作福，因此被人杀了。英诺森三世以此为借口来干涉。

  为讨伐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

  这是一支攻打异教徒的远征军，在40天内志愿加入队伍的人可以得到这些恩惠：欠债免交利钱，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恶，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可观的恩惠，北欧人正求之若渴。

  圣马可大教堂
  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中心，被拿破仑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图为广场上主要建筑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负盛名的大教堂之一，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

  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足的城市可以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不远千里到东方的巴勒斯坦打仗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就如此而已，北欧人当然会选择路程较短的地方去从军。

  那时“圣地”已被遗忘，为了躲避地方长官的掠夺，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带着所有钱财纷纷逃到南方，把一切灾难都推给了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到底有多少人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我也不清楚。各地在正式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一般来说在2000人和2万人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十字军占领贝济埃城后，士兵分辨不清谁是异教徒，谁不是，很为难。他们把这个问题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孩子们，杀吧，把他们全部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这家伙说。

  有一个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久经沙场，残暴无比，是个嗜血狂，其杀戮掠夺的招法层出不穷。他的“功绩”得到的回报是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都因“功”受赏。

  只有几个沃尔多教徒幸免于难，他们慌忙逃入渺无人烟的庇耶德蒙山谷，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教会，一直到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还有比这更糟的，那就是阿尔庇教徒。他们经受了100年的折磨和杀戮，最终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但300年后，一个叫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把他们的教义稍做修改又卷土重来，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打破了教廷1500年来的垄断历史。

  当然，这一切都骗过了英诺森三世机敏的眼睛，他原以为困难已经结束，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确立。《路加福音》中记载着一条著名的命令，说在一个晚会上，主人发现还有几个客人没有来，便对佣人说：“去到大街上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用上了。

  他们（异教徒）被拉了进来。

  现在教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留住他们，这个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得到解决。

  因为地方法庭不能完成使命，比如阿尔庇教徒第一次造反时，欧洲其他首都陆续建立起特别调查法庭，专门负责审判所有异端邪说，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称之为“宗教法庭”。

  即使现在宗教法庭早已失去了作用，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仍会心有余悸。我们好像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无数的囚犯慢慢走向绞架，而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正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

  这些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被写入19世纪后期的通俗小说里，我们可以认为四分之一是作者的想象，四分之一是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剩余的恐怖也足以证明，秘密法庭是文明世界不会容忍的魔鬼。

  亨利·查理呕心沥血写成的8卷书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在这里我把它缩减成两三页，这当然不能精辟解释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法庭，不同的宗教法庭有不同的使命。

  其中，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最著名。而前者具有局限性，负责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向欧洲各地伸出它的魔爪，在大陆的南北两面分别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和圣女贞德。

  准确地说，宗教法庭真的没有杀过一个人。

  异教罪犯被宗教法庭宣判之后，便送到宗教之外的当局手里，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处置他。假如当局饶他不死，便会惹祸上身，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没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种事也发生过），那么他的磨难会更大，他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苟延残喘。

  许多无辜的囚犯大包大揽地承认一切罪名，是期望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他们不想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那比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更恐惧、更难受。

  谈论这个题目很难不带偏见。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整整5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深更半夜被从床上拖起来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长年累月地被关在污浊的地牢里，眼巴巴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和被指控的内容，也不知道证人是谁，不许联系亲属，更不准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再坚持自己无罪，就会受尽折磨直至四肢尽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是替他们说好话是没人听的。最后，他们会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处死。

  更令人费解的是，已经死了五六十年的人也难逃厄运，他们被人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虽然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被这样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是会被剥夺财产。

  这是事实，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没收来的物品中饱私囊的。因此这种荒唐的事绝不罕见，像因时隔两代的祖父孙子们被洗劫一空之类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什么是暗探？读过20年前沙皇俄国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知道。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道的小偷或改邪归正的赌徒，故弄玄虚地让人知道他是因为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博得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当他探到新朋友的秘密时，就会向警察局告密，拿到报酬后，又转到另一个城市继续肮脏的交易。

  在13世纪至15世纪中，南欧和西欧这些居心叵测的私人暗探到处都有。

  他们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怀疑教义中的某些内容的人来谋生。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他们就要捏造几个。

  他们心里清楚，不管被告多清白无辜，严刑拷打下也会屈打成招。他们不会有任何风险，可以永远从事这种职业。

  很多国家都有一种制度，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心怀不轨，这让人们感到恐怖。最后，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相信，心存戒心，即使一家人也不例外。

  暗探造成的恐惧被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他们在200年中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盛气凌人的寄生虫已经使民众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本分人的家里，睡最好的床，吃最好的饭，嘴里还喋喋不休，说他们是上宾，应当受到优待。而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吓唬人，说如果没有得到奢侈的享受，就把他们告上宗教法庭。

  当然，教会可以这样答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起到思想健康检查的作用，防止群众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它还举例说明对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既往不咎，甚至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者被处以极刑，没有其他人被处死过。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诡计可以把善民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披上悔过自新的虚伪外衣。

  暗探和伪造者一直形影不离。

  几封伪造的文件，对于奸细来说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八　求知的人
  像古代高卢人一样，现代的不宽容可以分为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三种。

  或许第一种最为普遍。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它，在古老镇子和小村子里更为常见，且不仅局限于人类的范围之内。

  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里，我们家的老马已安定地生活了25年，无论如何也不愿搬到相同条件的西港谷仓去，理由很简单，它熟悉考利镇的一草一木，每天在这里漫步感到舒适，不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早已不复存在了，为了研究它，我们科学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而可惜的是，我们却把狗、猫、马和猴等动物的语言忽视了。假如我们能听懂一匹名叫“杜德”的马的语言，就能知道它与考利镇的邻居说了什么，就能听到一场不宽容的激烈发泄。现在，杜德已不是小马驹，多年前已经长大，所以至死都觉得考利镇的礼节、风俗习惯样样顺眼，而西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正是这种不宽容，它使父母不满子女的愚蠢行为；人们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人们都穿着难受的衣服；世界充满了没用的废话；有新思想的人成了人类的敌人。

  即便这样，相对来说，这种不宽容还是无害的。

  我们迟早会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它在过去的几代中，曾使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现在又是它，使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永久居民点，不然，那里现在还渺无人烟。

  更为严重的是第二种不宽容。

  一个无知的人变得极其危险，就只是因为他的一无所知。

  但更为可怕的是，他还为自己的无知措辞辩解。他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了像花岗岩似的堡垒，以真理自居，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当做敌人，并发出挑战，质问他们活着的理由。

  有这种苦恼的人苛刻卑鄙。他们终年生活在恐惧中，并很快就变得非常残暴，以折磨他们憎恨的人为乐趣。“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正是他们首先想到的。而且，他们是幻觉的受害者，总想象自己跟无形的上帝有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壮胆，使自己的偏激辩护更激烈。

  中世纪的建筑
  圣迈克尔教堂，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一部分，建于中世纪。

  比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要凑到一起召开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庄严地、仔细地研究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宣布判决。也许只是犯了诸如小偷小摸等小事的可怜的丹尼就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他竟敢违抗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被秘密授予上帝的特选子民，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光荣的使命，法官也因为有给魔鬼的同伙判罪的勇气而光耀门楣。

  不管是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还是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屡见不鲜了。

  古罗马的圆形剧场
  考古学家对古罗马圆形剧场复杂的机械系统进行研究后认为，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设施如同现在的舞台设施一样精密复杂。

  1000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有一群群的饶有兴趣的围观者，这些人绝对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光荣的事。

  假如有人提到宽容，他们不会赞成，他们认为这是在承认自己道德观念的衰退，是不体面的。可能他们本来就不宽容，但在那时，他们反而引以为荣，振振有词，因为丹尼·迪弗尔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小魔鬼的马裤站在阴冷潮湿的晨光里，他缓慢而坚定地一步一步走向刑场。示众结束后，人们就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餐一顿（主要是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没有错。

  否则，他们怎么是观众而不是死者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虽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却很常见，也很难反驳，人们要是对“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这一观念深信不疑，就不会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由自私自利引起的第三种不宽容实际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像麻疹一样普遍。

  来到耶路撒冷后，耶稣告诉人们，凭宰杀十几只牛羊是得不到万能的上帝的眷顾的，于是，所有的以典礼祭祀为生的人都说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触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已经想办法处死了他。

  几年后，艾菲西斯的珠宝商靠制作和贩卖当地的黛安娜女神塑像大发横财，圣保罗到这里后，宣扬一种对珠宝买卖有威胁的新教义，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用私刑教训这个讨厌的入侵者。

  一些人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他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的战争一直是公开的。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是在对付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我们才会遇到三种不宽容中的某种单独表现，在引人瞩目的迫害事件中，通常都是三种情况同时存在。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力，掌管了大片的土地和统治了无数的农奴，那么，它就要顺理成章地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这些要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

  这属于第三种不宽容：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把终止异端邪说转换成了经济上的需要。

  但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即科学家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

  我们只有回到几百年前，看一看欧洲在1世纪至6世纪所发生的事，才能理解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教会所持的邪恶态度。

  野蛮人的入侵像一股无情的洪水淹没了整个欧洲。虽然古罗马的几个国家还勉强在混浊的污水中矗立着，但城里的社会良知已经泯灭，无知的浪潮把书籍卷走、把艺术淹没。收藏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多年积累的科学资料全都被来自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烧掉了。

  我们只有一些公元10世纪图书馆的图书。至于古希腊的图书（除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它还远离欧洲中心，就像今天的墨尔本那样远），即使在西方也所剩无几。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想熟悉古人思想的学者呕心沥血地寻找，只看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拙劣译文。除了几个希腊僧人，要学习古代语言找不到别的老师，他们是在拜占廷的神学争吵中被迫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的。

  拉丁文的书籍倒是很多，但大多是公元4世纪或5世纪的。而要看懂仅存的几篇经过无数次随意转抄的古人手稿，就要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

  除了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于难，其他的书籍都已不复存在，更可悲的是，人们也不再需要它们。

  当时的统治者敌视科学，认为它们地位低下，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不重视，他们根本不鼓励独立钻研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更别提医学和天文学了。

  这种情况，现代人根本理解不了。

  20世纪的人尽管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但都积极进步。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能使世界更加完美，但觉得应该试试，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的确，进步不可阻挡，这个信念有时成了整个国家的国教。

  可是，处于中世纪的人却没有这种想法，也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建立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的美梦，它被席卷整个国家的政治动荡无情地摧毁了，这使悲观主义的阴影在希腊作家的身上笼罩了几百年，他们面对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悲观地认为，任何的努力，到头来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外，从近1000年延绵不断的人类发展史中，罗马的作家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罗马哲学家们，也积极地为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教育下一代。

  后来，基督教来了。

  人们的生活中心转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从充满希望的现实立刻坠入黑暗的地狱中，绝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无论天性还是癖好都是邪恶的。他们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成长，最后悔恨地死去。总之，当时的人是低劣的。

  但是，新的失望不同于旧的失望。

  希腊人自认为比别人更聪明，受的教育也更好，同时还可怜那些野蛮人。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有任何不同，即使他们是宙斯的选民。

  与此不同的是，基督教一直继承着祖宗的衣钵。基督徒把《旧约》当做圣书之后，便把不可思议的犹太教义继承了下来，他们自认为与其他民族“不一样”，有希望获得拯救的是信仰某种官方教义的人，否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很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同类中仅有的佼佼者，那么上述思想当然会直接带给他们巨大的好处。这种思想在许多紧要的时候，使基督徒成为团结、独立的整体，能超然地飘流在异教横行的海洋中。

  向四方延伸的这片水域连接的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埋头抄写教义的人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终希望在一处安全的海岸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他人要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有关人的起源和时空界限的全新概念。他们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秘密兴味索然。他们确信，随着基督的诞生，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将分化瓦解。

  比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这个观点遭到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创造的临时栖身地，它的来历并不复杂，这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很清楚。

  而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庞大的古物、掩埋了的城市、灭绝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随处可见。然而对这些东西可以驳斥、置若罔闻、不承认或硬说不存在，之后，再确定创世纪的具体时间就非常容易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它从某个时刻开始，又在某个时刻结束。地球的目的是唯一的，根本没有人们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空的永恒无限。

  确实，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虔诚地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但真正的基督徒都更清楚地认为，一个诚心热爱和忠诚于信仰的人，不会懂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他们只要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那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在神的指示下写成的。

  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写有只言片语而又抽象的民族史，感情模糊的爱情诗，有些疯癫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的梦幻，还有对因为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如果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知道它的话，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却极端崇拜“文字”。他们认为，“文字”是文明的一大奥秘，所以当他们信奉的一届教会把这本书作为完美的经典推荐给他们时，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部接受了，并把它看成人类已知和未知的一切。如果有人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之外进行探索，那他就会遭到痛斥乃至迫害。

  为坚持原则而宁愿死去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是，人渴求知识的欲望是无法克制的，必须有地方发泄旺盛的精力才行。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经院学派”的另一株弱智的幼苗成了求知和压制的矛盾冲突的产物。

  这要上溯到8世纪中叶。当时，小佩潘是法兰克国王和他的妻子伯莎生的一个儿子。小佩潘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法国民族的恩人。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老百姓被迫交纳了大概80万土耳其金币作为赎金，路易王恩准百姓建立自己的法庭来表示对百姓忠诚的感谢。

  这孩子洗礼时取名卡罗鲁斯，他经常在古代宪章的结尾处签名。由于他对拼写一贯马马虎虎，所以他的签字有些笨拙。幼年时他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最后因手指不听使唤被迫半途而废，他的手指因为在疆场上和俄国人与摩尔人搏斗得了风湿病。

  这个久经疆场的老兵在整整半个世纪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那是罗马贵族穿的外袍，但他还是以此为荣。不过，他真正知道学习的重要，他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官员的子女学习。

  当时的许多名人簇拥着这位西方的新皇帝，而能和他们一起消磨业余时间，皇帝自己也很快乐。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放弃了礼节，还像大卫兄弟那样踊跃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最没地位的学者和他争辩。

  他们讨论感兴趣的问题，是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都会选中的题目。

  最起码这些人是天真的。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1400年的情况还是这样。这并不是中世纪学者的问题，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现代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与化学家以及医师有相似之处，可尽管他们有权利调查研究，但做法和主张却要严格遵守1768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理由并不复杂，当时的化学还不为人知，外科也常常与屠宰联系在一起。

  结果，（我的比喻有些混淆）就像在旧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一台罗尔——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出现一连串故障一样。虽然有超凡的智力和能力，但中世纪科学家试验的范围却很窄。而等他们能安全操纵、按规定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意儿时，他们却必须变得非常滑稽，即使浪费再大的精力，也无法达到目的。

  当然，这些精英们对必须遵循的进度是非常恼火的。

  为了摆脱教会爪牙不停的监视，他们想尽了办法。他们撰写了连篇累牍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的东西的另一面，以暗示隐藏在深处的思想。

  他们穿上奇装异服，屋顶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他们做出各种假象掩人耳目，把邻居从门前吓跑，让人们以为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可以为所欲为、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慢慢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他们的真正目的。

  几百年后的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虽然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大声疾呼和咒骂，却始终没有把反抗付诸行动。

  罗马教会则不然，它有实力把异己置于死地，而且时机一旦成熟便加以实施。

  上面所讲的差别，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倒也无关紧要。

  但是，这个差别对于在“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笞”的问题上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可怜虫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对自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也缺乏表述的勇气，他们只好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花费时间。这一点，我们对他们也不必太苛求。

  假如能回到600年前，我肯定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九　向书开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从小学小提琴，可35岁时，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叫我像克拉威尔演奏家那样演奏，理由是“钢琴也是乐器”。我已经掌握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要做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学的是凭借一种已经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很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小时候，上帝依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

  后来，战争开始了。

  旧秩序被打破，皇帝和国王被废黜，官员被取代，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没经议会同意就被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御用文人被官方看成历史上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不会永远这样，但却使文明前进的脚步慢了几个世纪，而到赶上来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在的一切，但这很难。就以俄国为例吧，大约20年前，在这个所谓的“圣地”，我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的外国报纸总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得一塌糊涂，技术上称为“鱼子酱”。涂抹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政府不愿意让臣民知道的一些内容擦去。

  全世界把这种监督看做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这样的美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著名的俄国人事实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成长的社会是比较开明的，“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这是米尔顿的格言，是这个社会的信仰。

  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为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准在世间流传，编辑和印刷商如果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遭受牢狱之灾。

  因为这些，好像放弃研究历史、转而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才是明智之举。

  但这是屈服的表现，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只要不干涉别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任何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

  当然，这使我成为一切官方出版审查的敌人并被备录在案。在我看来，警方追查的应该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报刊。至于其他的，就任其发展吧。

  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实际，浪费精力是我最憎恶的。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也很熟悉，历史告诉我们，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一点好处。

  胡言乱语好像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一个可怜虫去讲演，假如任其自流，最多也就是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料。

  还是那个人，如果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给他戴上手铐，把他送进监狱，判他35年的监禁，那他就会博得大家同情，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不要忘记。

  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亡命徒手段狡猾，人们无法知道他们会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他们要说要写就由他们去吧。如果说的有道理，我们就该知道；没道理，我们也会很快忘记。希腊人好像觉察到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以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那是因为朱比特的远亲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了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远远地离开了普通人。

  “欺君犯上”的罪名从此诞生。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仅仅因为上谏直言稍有冒犯，许多人被关进监狱，但如果对罗马皇帝置之不理，也就没什么可忌讳的了。

  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就再也不见了。

  耶稣死后不久，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泾渭分明。1世纪后，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圣徒保罗周游了很久。他的护身符和符咒久负盛名。保罗到处传教，驱魔逐鬼，取得很大成功，使很多人认识到自己的异教错误。为了忏悔，人们在一个晴天聚在一起，把价值1万多美元的魔法书焚烧了，《使徒行传》第19章里有这些记载。

  这完全是忏悔罪人自愿的，《使徒行传》上并没有关于保罗禁止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收藏这些东西的记载。

  直到100年以后，才开始禁止。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命令，凡是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虔诚的信徒不能阅读。

  在以后两个世纪中，很少有书籍被查封，因为出版的图书已所剩无几。

  325年尼卡会议以后，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教士开始了对文字的审查。有的书是绝对禁止的，有的书是“危险品”，并且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会有生命危险。作品在出版之前，为了平安，作者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批准。这成了一种制度，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便这样，作者也不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因为这个教皇宣布无害的书，在下一个教皇看来却是亵渎的、不正派的。

  但总的来说，这个办法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使他们免遭与羊皮纸上的作品同归于尽的厄运。因为当时的图书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5年时间。

  可是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一切，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古斯弗雷什。

  自15世纪中叶以后，实力较强的出版商出版四五百本图书只需不到两周的时间。从1453年至1500年这段极短的时间里，有不下4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被送到西欧和南欧读者手中，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的全部藏书的数量也不过如此。

  教会对图书数量的迅猛增长忧心忡忡。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对他无可奈何。但是，对人手一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2000万异教徒，又该怎么样呢？统治者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必须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对所有的出版物进行审查，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不行。

  审查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含有“犯禁知识”的书目，并由此产生了与宗教法庭一样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

  有人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印刷出版的监督权，这其实有失公允。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到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只有盖上官方批准的大印才能出版。

  但是，把这种做法延用至今的，只有罗马一个国家，虽然它的情形早已不同于16世纪中叶。这也是被形势所迫。出版工作迅猛发展，除图书以外，还有报纸、杂志、传单、小册子以及油印文稿。红衣主教会议，就是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对此早已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各类出版物如潮水般涌来，别说审查分类，就是通读一遍也不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完成。

  统治者对可怜的臣民实施了专横恐怖的手段，同时自己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在公元1世纪，罗马的塔西佗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他认为，“这是愚蠢的事情，不被人注意的图书也会因此而大获瞩目的”。

  这个论断被《禁书目录》证实了。宗教改革成功后，大量禁书成了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向导，因此价值骤增。16世纪的德国和地位较低国家的出版商雄心勃勃，他们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负责搜集被禁止和有删节的最新书目，然后由特别信使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短的时间送给赞助人。接着，这些出版商便夜以继日地抢印特别版，以高价卖出，由大批书贩偷运到禁令森严的国家。

  不过，能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禁书目录》的压抑政策刚刚解禁不久，后果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说这些国家跟不上前进的脚步了，原因很简单，大学生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国内的必需品也是质量低劣的下等货。

  最可悲的是，人们呕心沥血写的一本书，不是被无知的检察官“修正”得乱七八糟，就是被毫无学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所以，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兴趣再搞文学和科学了。

  他们情愿把时间花在钓鱼、参加化装舞会和喝酒上。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绝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当年，伊拉斯谟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在这里，我谨向已经厌烦了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这位博学的求知者的信札。

  某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把握好分寸，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平安无事。”

  还有人说：“听一个刚从剑桥回来的人说，您打算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您会受苦的。”

  卢樊主教、英格兰国王、索邦大学、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每方面都得考虑到，否则，他们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死于非命。

  现在，轮子除了作为运载工具外，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了，宗教法庭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关门闭户，官方保护对致力于文学的人形同虚设，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更闭口不谈“收入”二字。

  可是，听说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里，涌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

  一个书记官写道：“黑人已被拒在哈佛大学宿舍之外，请务必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写进书中。”

  还有人说：“弗拉明格的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一家食品店的老板，因为他公开加入了罗马天主教，您把这件事写进宽容故事里吧。”

  像这样的话，不胜枚举。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愚蠢的、应受指责的，但它们好像在宽容的论述范围之外。他们的不宽容与官方形式有很大的区别，只是缺乏正派公共精神的表露。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法律紧密相连的，它们的“神圣职责”是对安分守己的百姓加以迫害。

  就像巴奇豪特说的，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蚀刻画那样，在最好和最重要的地方洒下生动的光辉，让其他的独自留在黑暗中吧。

  据报纸记载，不宽容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也曾经疯狂地爆发过，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充满希望的前途。

  很多事情被附上了“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评，因为在前辈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应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可今天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也有一些人为保卫某些思想常常拍案而起，而前辈却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他们常向讨厌的社会底层的精神世界开战，倒也经常取得胜利。

  这本书绝对不能长篇大论。

  伊拉斯谟
  尼德兰人，神学家、思想家，是16世纪初西欧最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没空讲了，比如生意红火的当铺老板极尽溜须拍马；自称一方霸主的北欧人的荣誉已经受损；边远地区的福音教士毫无学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学博士固执己见。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虽然心眼不坏，思想却很糟糕。

  但他们只要不受官方的支持，倒也无害。在开放的国度里，有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个人的不宽容要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加在一起还要糟糕，它会导致社团内部不合，是个讨厌的东西。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否则就会像一些国家那样，超出了法律的底线，成为警方工作的对象了。

  哈佛大学
  美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剑桥城，是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个人的不宽容没有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学规定出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那样会招来所有正直百姓的强烈抗议，新法令就形同虚设，连哥伦比亚地区也不能执行。

  总而言之，个人的不宽容必须有个极限，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个极限就是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但有的地方却不这样，它可以权力无边。

  除自己的力量，它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发威，无辜的人也可以被置之死地，并且从不反悔和补救。它不但不听任何解释，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还用“天国”的旨意来巧言辩解一番，好像只有刚刚在大选中胜出的人才能解开生存之谜。

  如果我这本书总是把“不宽容”理解为“官方的不宽容”，而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见谅。

  因为我每次只能做一件事。

  十一　文艺复兴
  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这样反问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怎样看呢？

  在战争中，有许多人做着各种奇怪的工作，我只想知道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因为没有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加荒诞的工作了。

  别的士兵多少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飞行员可以判断出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通过遗弃的残骸，潜艇指挥员可以在返回后，判断成功的程度。

  知道坚守在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壕沟里的可怜虫也会沾沾自喜。

  甚至，看不见目标的野外炮兵射击后，也用耳机询问藏在7英里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所射击的教堂是否有坍塌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重打一次。

  只有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人，他们生活在虚无缥缈的孤独世界中。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都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它们或许击中了目标，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或许打中了教堂和孤儿院；或许安静地潜入河底，扎入墓穴，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依我所见，在许多方面，作家与攻城炮兵类似。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炮，他们发射的文学炮弹也许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静卧在附近田野里的哑弹，最后成为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确实，把大量的纸浆都消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文艺复兴”时期。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印刷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都是12开以上的。像意大利半岛上的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而模仿希腊人写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学着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呕心沥血地把整整3000年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

  拉斐尔《田间圣母》

  拉斐尔是意大利杰出的画家，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此画是其代表作之一。

  谷登堡因印刷术的发明毁了，但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等新印刷公司却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发了横财。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在作家们生活的15世纪和16世纪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少数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像那些开大炮的朋友一样，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作品造成的破坏。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是他们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阻碍我们思想进步的垃圾。

  然而，严格地说，文艺复兴最初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过去，上一代的著作被他们称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誉扫地）。文艺复兴的志趣主要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名为“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确实大大振兴了良知、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但这并不是运动的领袖们想做的。

  波希米来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用哪国语言祈祷，用哪种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甚至读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都是罗马主教强行规定的，对此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质问。这些人公开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过一场民族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简·胡斯的骨灰还没凉就被扔进了莱茵河。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焚烧了，它暗示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检察院和教皇的手还能伸到坟墓里。

  很明显，直接攻击是行不通的。

  “传统”是15个世纪以来巨大的权威逐渐精心建成的一座坚固堡垒，想靠外力攻打占领它，是痴心妄想。传统中也有很多不光彩的事。3个教皇为争夺圣彼得唯一合法继承人而大动干戈，腐败透顶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制定法律只是为了敛财，君主的生活骄奢淫逸，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来要挟死了孩子的父母缴费……所有这些人所共知，但教会的安全丝毫不受影响。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没一点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没有深仇大恨，他们随意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塌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没能完成的事却被一群乌合之众实现了。这伙人没别的要求，只想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活着时只想做一些善事的赞助人，等老了安静地死去。

  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果他们所作所为的真正目的被当时的历史学家道破，他们会恼羞成怒。

  以马可·波罗为例。

  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因此被局限于西方城市巴掌大的地方的人们称为“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告诉人们，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塔那么高，大理石墙有从巴尔干到黑海那么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马可·波罗没办法了，然而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文采并不好，对文学也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是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他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让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以消磨无聊的时光，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很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头脑简单，他坚持自己在小亚细亚见过一个虔诚的圣人把一座山挪动了两英里，他想以此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超过了以前的一切，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一生都是教会的忠诚信徒，如果有人把他和同时代著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他会勃然大怒。培根是个地道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知识，他忍痛割爱，10年没写作，还被在监狱里关了14年。

  薄伽丘

  全名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而两个人中，马可·波罗的危险更大。

  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来颠覆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学过ABC的人都可以通过马可·波罗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旧约》的作者从未想过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自由之前，仅靠一本书就能颠覆《圣经》的权威性。普遍的启蒙开化是几百年艰苦准备的结果。但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大促进了怀疑论精神的兴起。怀疑论是允许人们去发表一些言论，而这些言论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这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

  例如薄伽丘的奇特故事，他的朋友从佛罗伦萨出发，开始有趣的长足旅行，第一天就听到了这些故事。说所有的宗教体制都是对错参半的。可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许多观点就无法证明其正确与否，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不同观点的人送上绞架呢？
  众神聚宴
  乔凡尼·贝利尼于1514年在意大利所画。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现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的探险更传奇。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世界上有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传说，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洛伦佐在钻研拉丁文时斩钉截铁地证明说，这个传说只是个糟糕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个世纪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编造的。

  还有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的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端的人的信仰是异端邪说，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看到第二次基督降临，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活着。”但是1499年，达·伽马首航至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了人口密集的国度，这时候，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该怎样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一直有人告诉这群头脑简单的人：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宇宙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但“维多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回来，表明《旧约》中的地理理论有很多严重错误，这些人该相信谁呢？
  我再重申一下：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遗憾的是，在精神领域中也缺乏真正的志趣。这300年来，美德和享受是一切事物的主导。教皇虽然强烈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但只要这些反叛者能侃侃而谈，有印刷和建筑学知识，他也非常愿意和他们共进晚餐。盲目鼓吹美德的人，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的危险同样大，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他们在诗歌和散文中对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的抨击言词激烈，绝不和颜悦色。

  人们表露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但骨子里却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他们反对现在的社会，反对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限制。

  薄伽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了差不多200年。在这段时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一直在忙碌。除了教会自己的图书外，差不多所有的重要著作都在不停地暗示：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已被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无知的僧人统治了西方社会，整个世界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伦理学并不能引起马基雅维利和罗伦佐·美第奇时代人的兴趣。他们比较现实，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从不试图改革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因为它的组织强大，到处都是魔爪，那样会带来很大的害处。

  但是，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探求过去的事情，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思想极为活跃。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从小就认为“我们知道”，但过一段时期又反问道：“我们真的知道吗？”

  对后世来说，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有纪念意义。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做一件事的动机极少是单纯的。不论是向新大学慷慨解囊捐赠百万美金，还是对饥饿的流浪者一个铜子也不施舍；不论是宣称只有国外才有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白，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有不止一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要是能够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勇敢承认，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就惨了。出于本能，我们总要将各种动机中找寻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一项，美化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布于世，它被称为“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这样，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蒙骗大家，但却骗不了自己，一分钟也不能。

  这条让人难堪的真理人们都清楚，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人们便狡猾地达成共识，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怎么想，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只要表面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就会满足，因此就十分愿意遵守“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之原则。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的限制，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绝对是个例外，因此，它大都不能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到目前为止，历史只是个别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可怜的女神克莱奥一直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尤其与那些寒酸的同伴相比。她们自古至今一直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参加每个晚会，这引起了可怜女神的无比愤恨，她不断地施展手段，试图加以报复。

  报复是人类危险的天性，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付出高昂的代价。

  当报复这个女巫向人们揭露古老的成套诺言时，全世界的安宁幸福就陷入狼烟四起的动荡之中，整个世界被上千个战场所包围。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步兵成队地慢慢爬过大地。之后，人们要么回到家里，要么进入墓地，无数的金银枯竭得只剩下一文钱，国家一片荒凉。

  正如前面所讲的，我们的同行目前已经明白，历史是科学，又是艺术。一种奇妙和自然的法则支配着它，而到现在为止，这种法则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于是乎，我们就搞起了科学大扫除，这异常有效，子孙后代受益匪浅。

  这使我们终于回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的观点只有两种：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

  支持前种看法的人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卑鄙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他们就另建独立的教堂，把真正的信仰传授给诚心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

  依旧忠于罗马的人不会有如此高的热情。

  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一场令人憎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阴谋闹事是因为他们不想结婚，还妄想得到本该属于圣母教会的财产。

  跟从前一样，双方都对又都不对。

  宗教改革是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造成的。直到近期我们才明白，这场大动乱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上的不满，事实上，它是一场社会和经济革命，它是不可避免的，神学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

  菲利浦王子是一个无耻政客，他诡计多端，在向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让我们的后代明白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让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旨很感兴趣却容易得多。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新教徒就把一个心怀叵测的年轻伯爵美化成了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一直掌权的哈斯堡家族，他们是世敌。

  另一方面，可以用可爱的牧羊人来比喻克莱门特主教。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的精力都浪费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的事上。这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容易理解得多。因为美第奇家族认为，宗教改革是一群酗酒闹事的德国和尚不光彩的吵闹，他们运用教会的力量为祖国意大利扩展利益。所以，我们如果在天主教的课本里看到他，一点也不用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也许是必需的，但我们既然幸运地身处新世界，就无需坚持欧洲大陆先辈的错误，应该自由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好朋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但在宗教信仰上也是虔诚的。

  他绝对不是这样。

  1529年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他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残酷的打击，甚至丢了性命。这证明他具有超凡的勇气，否则就不会扮演他已经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的同时，也被迫放弃了一些事情。对任何人，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就很难甚至不能对他下断语。

  “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是法国的一句谚语。这种解决方法好像太简单，我想，把它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更恰当。善良的主在几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落实宽恕吧。

  我们可以低调一点，尽量去“理解”。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让我把话题扯远了。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最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所以，它和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死敌。前5个世纪的欧洲各国对那个国上之国都是唯唯诺诺的。

  如果没有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就不能紧密配合，他们团结成一体，形成的强大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牢狱围墙。

  如果他们各个心怀鬼胎，没有因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把私人的恩怨和野心收起来，宗教改革一定不会成功。

  相反，它会变成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它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就会走上胡斯的老路，追随者们也会像沃尔登学派和阿尔比格学派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记载下又一次轻松的胜利，接下来就是对造反派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统治。

  虽然改革运动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了，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解除了，新教徒的阵营就分化成无数个敌对的小集团，在大大缩小的范围内犯着和敌人当权时同样的错误。

  有一个法国主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遗憾的是名字被我忘记了，他曾经说过，无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我们都要热爱。

  作为旁观者，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近4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那些无数的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他们为了自己认为神圣的东西牺牲性命；起义的新教徒本想建立更自由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一切都会让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不客气地说，新教徒奉行的主义剥夺了这个世界上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制造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混乱。但这一切与其说是宗教改革的过错，还不如说是大多数人自身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鲁莽从事。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脚步。

  他们也有善良的愿望，最后，他们也会走上通往新世界的大道。但是，他们要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而且还要坚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摈弃过去一切偏见和腐败，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但是它的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把它搞得异常混乱、进退两难。很快地，它就发展成了一个与它最厌恶的教廷组织一模一样的运动。

  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就在这里，它不能从大多数拥护者的平庸中摆脱出来。

  结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没能创造一个所谓永远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完美无瑕的书。

  不是出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出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人都想当自己范围内的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虔诚教徒与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分裂的小团体，其间没有丝毫共同点，他们憎恨与自己主张相左的团体。

  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治，而是仿效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就依靠数不胜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然后向反对他们社团官方教义的人公然宣战并无情打击。

  在16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必然的。

  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能用一个说来相当吓人的词形容：硕大无朋。

  德国有一位教授，是个朴实的多明我会僧人，住在一所偏远而荒凉的潮汐学院里，他公然烧毁了一项教皇训谕，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法国人，虽然体弱多病，却完全不把教皇放在眼里，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刚强坚韧的意志，是现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们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同党，只不过这些人都各怀鬼胎，想浑水摸鱼捞点油水，还好这不是本书要研究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良知以命相搏的时候，并不能预见未来的情况，他们没想到北部的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而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风浪之中，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很快，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怎样不被风浪卷走的问题上。千里之外的教皇最终得知，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教皇为了赢得民心，忍痛停建大教堂，开始商讨应敌策略。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到处都是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造反派无路可退，只有破釜沉舟。

  伟大的人物在势不两立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属初次。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每当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疯了一般。

  这个勇敢的改革者最初还坚持认为，人们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是错误的，但最后，他却把理论明显高他一等的敌人烧死了。

  今天的异教徒，明天就是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劲敌。

  加尔文和路德经常谈论新的纪元冲破黑暗最终迎来曙光，然而他们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他们认为，宽容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德，也不可能是美德。在无地容身的时候，他们还甘愿向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乞求，并以它为论点来攻击敌人。而一旦得胜后，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和其他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做废品小心地扔在新教徒仓库的墙角。它被忽略，被遗忘，一直躺在那里，多年以后，人们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筒后面把它翻出来，擦去污垢，又一次走向疆场，但使用它的人的本质与16世纪初期奋战的人迥然不同，变化极大。

  但是，新教徒革命对宽容事业的贡献却不小。革命本身取得的收获确实很小，是宗教改革的结果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前进。

  第一，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禁人们读《圣经》，也没有鼓励常人去钻研这本书。如今，每个正直的人甚至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都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他们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可以有自己的结论，完全不用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神秘事物面前因一无所知而产生的敬畏。宗教改革后的200年间，《旧约》中的一切哪怕是巴拉姆的驴子和乔纳的鲸鱼，虔诚的新教徒都确信无疑。那些敢于怀疑、甚至质询一个逗号（知识渊博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的人，也不敢让大家听到他怀疑的窃笑。并不是他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让他的生活很忧郁，众说纷纭的指责会带来异常严重的经济后果。事实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民族（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历史，对它长期不断的研究逐渐产生的后果是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改革者不曾想到的。

  如果他们预见到了，我能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厌恶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小心翼翼地防止《圣经》落入凡人之手。到最后，越来越多严谨治学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做一本有意思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书中那些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故事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而不是在神的指使下写成的，这是他们根据内容性质做出的判断。

  从此以后，很多人不再把《圣经》当做唯一的智慧源泉。一旦清除了自由思考的障碍，1000年来一直被阻塞的科学探索浪潮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20个世纪以前被丢下后一度中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被从老地方捡了回来。

  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西欧和北欧被宗教改革从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尽管这个专制在宗教组织的外衣之下，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再版。

  这些观点，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同意，但他们对这场运动也会感激不已，因为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且给天主教义也带来了好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神圣的名字已经成了“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挖空心思，想扫清这些指责。

  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6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对波尔吉亚人忍无可忍了。当然，教皇没变，依然是意大利人。实际上，这种规矩是不可改变的，就像在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如果选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外籍人当教皇，老百姓非闹翻天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候选人必须德高望重。新教皇在忠诚的耶稣会会士的辅佐下，开始进行彻底的大清洗。

  不再有为所欲为的人的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按创始人定下的规矩行事。

  在文明的城市里，再也看不到行乞的僧人。

  人们不再对宗教改革不屑一顾，接踵而来的是对圣洁生活和行善积德的热切向往，人们尽力帮助生活困难的不幸的人。

  即便这样，教会还是未能收复失地。从地理上说，只在欧洲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欧洲北半部人则信奉新教。

  不过，如果我们用图画来表示宗教改革的成果，那欧洲的实际变化就更清楚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精神和智力监狱，那里包罗万象。

  造反的新教徒摧毁了旧建筑，并用这些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1517年后，两座地牢建成了，分别是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准备的。

  最起码，原计划是这样的。

  新教徒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以失败告终，因为那需要长达几百年的迫害和镇压方法的训练。

  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都成了大量桀骜不驯的囚徒逃跑的通道。

  不久，整个地牢大厦崩溃了。

  夜晚，石头、大梁和铁棍被异教徒整车搬走，第二天早晨，它们被他们用来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堡垒的外表像极了1000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一座监狱，但缺乏必需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被投入使用，新的规章制度一旦被贴在门上，大批心有不满的信徒便潮水般走了。他们的上司（现在叫做牧师教长）对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如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等一窍不通，只好无奈地站在一旁观望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乱党按照自己的礼堂建立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反复无常，最后，在不同的禁地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在这里，求知者可以任意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任意遐想，他们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人类的尊严由它而重建。

  十三　伊拉斯谟
  撰写任何书籍都会有危机，或在前50页，或在稿子结尾。确实，一本书若没有危机，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这也许正是问题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出现在几分钟前，因为想在1925年撰写著作来论述宽容思想好像非常荒诞，也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花费在这部书基础研究上的诸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要徒劳无功了。我很想烧了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也很想把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燃成灰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很多。第一，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势必会感到乏味。第二，怀疑这类书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第三，我担心这本书会成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的借口，书中的一些不很重要的史料会被他们用来为自己的卑鄙行径作辩解。

  以上这些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确实存在，除了这些，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也就是它的“结构”。

  一本成功的书，总要有头有尾。这本书倒是有开头，但结尾呢，能有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耸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无私的旗号，实际上是不宽容的产物。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不宽容的地位被抬举得至高无上，这一点我可以描述。

  我可以大声斥责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大声齐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清楚怎样才能实现我努力的目标。现在有多种多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不胜枚举。上周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题目超过了249个，学院保证学生用很少的钱就能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但是，用40或4000个课时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出来。

  据说历史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不能帮助我摆脱困境。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鸿篇巨著，谈谈奴隶制啦，自由贸易啦，死刑或哥特式建筑啦，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一点资料也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支持者或反对者的生平。我们从这些佼佼者讲述他们命题的方法，他们的个人习惯和社会联系，对饮食和烟叶的嗜好，甚至穿的马裤，就可以对他们积极赞扬的或恶意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伊拉斯谟
  荷兰著名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酷爱读书，知识渊博。

  可是，从来没有人以宽容为职业。即便有也是在追求别的东西时，出于很大的偶然性，无意中从事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客、作者或国王，也可能是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所以，为宽容而奋斗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只是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他们对待宽容就像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尽管一般来说不论是从戎、探测还是拯救世界的人，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但这伙人却鱼龙混杂（比如，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几乎不可能找到他们性格中的相同点。

  因此，作家很想向警句求助。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句警句，能适用于各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但《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来对付这个特殊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能根据足够的宗教信仰去憎恨别人，却不能爱别人。”可惜的是，这条警世箴言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一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亚于任何人，对别人的仇恨也最深；有些人一点宗教信仰也没有，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充满真情。

  荷兰鹿特丹

  伊拉斯谟的出生地，始建于13世纪末，当时仅是一个小型海港和贸易中心。1600年发展成为荷兰第二大商港。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答案。思考没有多少把握，但是必要地，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认为的真理。

  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之间有怎样的不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一方面相信自己的正确，另一方面又不能使自己的怀疑变成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讲爱国主义的今天，我们总是振臂高呼要绝对相信这个，绝对相信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始终很反对标准化的理想。

  完全靠人喂养长大的猫和狗是纯粹的傻瓜，因为假如没有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它们就会死。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混合金属钢取代，没有哪个珠宝商会浪费心力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首饰。小提琴再好，也毕竟是由六七种木材组成的。如果一顿饭百分之百是蘑菇，那非常感激，但我实在没福消受。

  总之，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成分复杂，不明白为什么信仰却不同。我们“肯定”的基础里如果没有“怀疑”的成分，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像纯银的钟总是叮当乱响，或像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之所以和他人各奔东西，正是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若论人品的正直，诸如忠于信仰、忠于职守以及其他广为人知的美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教徒法庭看来都可称得上完美。更深一点说，他们中最少有一半的人本可以进入圣人的队伍，无论生死，可是因为他们特殊的思想，他们被迫成为某一个机构公开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封普通百姓为圣人。

  这些英雄不相信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像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胜枚举，一个正常人并不指望能够解决。一方面，他们期望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最终能把他们引向成功的彼岸。同时，又不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其余的都是歧途。他们认为这些足以使愚蠢的人陶醉其中的歧途，尽管非常迷惘，却不一定是通往死亡的罪恶之路。

  这种观点听起来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迥然不同。这些书宣传说，绝对信念的火焰是纯洁的，它照耀下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可能是这样，但几个世纪以来，那团火焰始终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普通大众的生活却不是幸福美满的。激烈的变革不是我想要做的，但为了变换一下，试一试别的光亮也无妨，靠着它，宽容行会的兄弟们一直在审视世事。如果试验失败，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带到世上，带来更多的仁慈和克制，让社会少些丑恶、贪婪和仇恨，那么收获肯定颇丰，我肯定，这样付出的代价也会小很多。

  一点忠言，待价而沽。而我必须继续讲历史。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最广泛意义上的）也消失了。古代世界充满了古老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经过很久，它才安全地重返大地，社会的安全才又一次有了保障。

  正如所见，这是文艺复兴时发生的。

  国际商业的复苏给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和新的阶层。他们慷慨解囊，资助艺术，购买图书，为随着城市繁荣而兴起的大学投资。有的“人道思想”的支持者高举反叛旗帜，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局限，与旧思想分道扬镳，大胆地对整个人类进行试验。因为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在旧的虔诚之徒看来只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

  在这一小队先驱者中，有一些人站在了前排，后面我们所讲的都是他们的故事，其中值得称道的是伊拉斯谟——那个温顺的灵魂。

  虽然说他很温顺，但他却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最厉害的武器——幽默远程大炮。

  伊拉斯谟式炮弹里装着由智慧制成的芥子气，直接射向敌人的国土。炮弹表面看来毫无害处，却花样翻新，危险重重。它像绚丽多彩的花炮，没有噼啪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可以让人把它拿回家给孩子把玩。毒气肯定会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扎根，而且根深蒂固，整整400年后都可以看到它给孩子带来的后遗症。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伊拉斯谟的出生地竟是坐落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边的一个平凡小镇子。15世纪时，因为水灾这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些无足重轻的小公国，尚处于文明社会的萌芽时期。他们经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并以它为食。即使偶尔有客造访，也只是个触礁沉船无路可走的水手。

  这样恶劣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孩子的潜力，使他最后摆脱困境，成为时代的著名人物。

  他出生就处处不如意。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感情真挚，但对这种事非常在意。他们为此深感遗憾，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他们当然反对。但他们的思想单纯，并没有想到去惩罚摇篮里的小生命，因为错不在孩子。伊拉斯谟特殊的出身对他没有造成多少麻烦，它只是表明他父母太糊涂。局势迫使无能的双亲把他和他哥哥留给了亲戚，可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流氓。

  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两个孩子。母亲死了，孩子也就没家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著名的学校。那里的几个老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但通过伊拉斯谟的信件，我们可以说这些年轻人曲解了“共同”。接着，两个孩子分散了，弟弟被送到了豪达，接受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薄产的监护人有3个，校长是其中之一。如果当时的学校像4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一样糟糕的话，我只能同情这些孩子。更糟糕的是，孩子的钱已经被3个监护人挥霍一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当时的荷兰法律对这类事情一点也不通融），他们匆忙送他去了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因孩子“有了自己的前途”而向他祝福。

  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磨出了饱含文学价值的东西。在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一点文化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农民，这个年轻人由于过于聪明倒显得非常孤独，一想到常年与这些人朝夕相处，真让人心里难受。

  庆幸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纪律松散，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被前任修道院长收藏在图书馆里，它们早已被遗忘了。他贪婪地阅读着浩如烟海的著作，最后成了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的帮助很大，因为他可以把找图书馆参考书的时间用在活动上只凭借自己的记忆即可加以引用。他的著作有10大本卷宗，人们只要读过这些著作，或只读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现在人的生命过于短暂了），肯定会惊叹于15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

  最后，伊拉斯谟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因为，他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受到环境的束缚，而且还会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环境。

  伊拉斯谟最后的时光是绝对自由的，他苦苦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使慕名来访的客人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

  可是直到行将就木之时，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时，由于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他的灵魂陷入了死亡的沉睡中。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这种佳境几乎没有人得到过的。

  这些过程在很多著作中都被写过，我就不细说了。每当人们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迟早会有伊拉斯谟出现。

  他是个穷学者，曾在巴黎求学，因为饥寒交迫差点死去。他还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白费力气）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或偏执，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在伦敦，他过了很长时间，并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对威尼斯大运河非常熟悉，像咒骂伦巴第一样咒骂新兰岛的糟糕道路。他对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记忆深刻，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的记忆中抹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就可得到慷慨的年金，并经常被聘为新办大学的教授，哪怕他不愿任教任何课程，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对学校来说也是莫大的恩惠。

  卢万大学
  卢万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之一，是比利时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名列世界100所著名大学之中。

  这样盛情的邀请，他拒绝了，因为这里面有种威胁：限制和依赖。世间万物他第一要的是自由。他讨厌破旧的屋子，喜欢舒适；讨厌愚蠢的人，喜欢与有趣的人为伴；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红色墨水的差别。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不情愿地称别人为“大师”，那一切就都破灭了。

  伊拉斯谟俨然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平线上，不管什么情况，他智慧的光芒都会照在上面，竭力揭穿伪装，揭露愚蠢和他痛恨的无知，让人们认清事实。

  伊拉斯谟在历史最动荡的时期，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没得罪宗教法庭的朋友。因此，他经常被人们指责。

  提到古人，后代们对殉道者的感情更真挚。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支持路德？为什么不宁死也要和别的改革者站在一起？”好像至少有12代的饱学之士被这个问题所困惑。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这就是回答。

  伊拉斯谟的本意并不是使用暴力，他也从没把自己看成什么运动领袖。虽然他要告诉全世界以后的1000年该怎样实现，这的确是一大特点，但他从没自诩绝对正确。他还认为，每次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拆掉旧房子。确实，地基亟需整修，下水道也亟需改进，花园里异常零乱，很久以前搬走的人扔的垃圾堆积如山。可是，如果房主履行诺言，花些钱做些立见成效的改进，房子就会容光焕发。这才是伊拉斯谟要做到的。就像敌人讥讽的那样，尽管他“中庸”，但他的功绩却不逊于甚至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本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像一切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对制度没有一点儿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人都改造好了，世界也就改造好了。

  于是，他采用很高明的手段，向现存的流言蜚语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那时，信封上还不需要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他拿起笔洋洋洒洒一写就超过8页，他把这些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寄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由于常常被传抄，已经词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呕心沥血地学习已被教会禁用的语言——希腊文，以致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对他大加指责，说他像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起来虽然荒唐，却是事实。在15世纪，这门禁用的语言绝不是体面的基督徒梦想学习的对象，因为它会使人一步步陷入困境。开始，人们会禁不住诱惑把福音书的译文与原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被公认为是原文的忠实再现。不久，他又会到犹太区去学希伯来文法，这几乎要公开叛教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本画得稀奇古怪的文字书，就可以成为秘密革命的物证。

  长老会的头目经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廷的难民为了生存暗地里教一点本国语言，就会被赶出借以栖身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阻碍，学会了希腊文。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他教会神父的书时，他加入了一些注释，把许多对时事的评论巧妙地隐藏其中，因为这些评论如果作为一本书的主题是绝对不会被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像一个顽皮的精灵，它出现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即众所周知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中。为了让当时的孩子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他把成语归纳到一起。那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睿智的评论，而保守派绝不会认为它出自教皇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是时代精灵孕育的最怪异的一本小书。伊拉斯谟并没想到这种书能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本叫做《愚人颂》的书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我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1515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妙不可言，让人弄不清它是对僧侣修道生活的攻击还是保卫。封面上没有署名，但熟悉作者的人把它认了出来，它的作者是乌尔里克·冯·赫顿——一个古怪的人。没错，这个被称为有才干的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的年轻人在这本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他写了全书最滑稽的部分，他自己也引以为豪。听说他的书受到了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的称赞，他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就一些细节向他求教。

  伊拉斯谟对冯·赫顿没有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条理清晰（因为他的生活有条理），厌恶不修边幅的条顿人，这些人白天为启蒙事业疯狂地舞笔弄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不顾时间的流逝，不停地喝大杯的酸啤酒。

  但冯·赫顿确实是个才子，有自己的路子，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冯·赫顿在信中称赞起了伦敦朋友的美德，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人的表率，所以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动人图景。而在回信中，伊拉斯谟还提到，赋予他最初写作灵感的非凡幽默家是莫尔，莫尔创作了一个闹剧，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有儿子，有儿媳，有女婿，有鸟、狗，有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他说，极有可能正是这个善意的闹剧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令人兴奋并使他一夜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记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好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娱乐。它里面有许多粗野庸俗的对话，但它的格调却是严肃高雅的。“死神”操着空洞的嗓音出现在舞台上，它衣着褴褛，是主角，演员们陆续来到它面前，进行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棒敲了头，然后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这是最令小观众们开心的。

  《愚人颂》一书，细致地剥去了整个时代的社会伪装。它如同受到启发的验尸官，站在群众的阵营，用评论赞扬他们。其中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全部包括在内。当然，当时的野心家，大谈特谈要拯救世界的僧人，连同他们故作虔诚的说教和鄙陋浅薄、哗众取宠的语言也全在书中被鞭挞了，这是忘不了的，也是饶恕不了的。

  书中还用好几章的篇幅描写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人是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背道而驰的后代。

  但是，出自伊拉斯谟之手的《愚人颂》具有的人性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突出。在整本书中（其实在他写的每一句话中），他都在宣传自己的哲理，我们可以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实质的重视；把宗教当做伦理学而不是某种统治形式。正是因为这些理论，伊拉斯谟被顽固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为“不信上帝的骗子”，被说成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被认为“玷污了基督”，但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内涵他们却一字不提。

  攻击一直到伊拉斯谟去世，但没有任何成效。在那将官方文件增减一个字就会被判绞刑的时代，这个尖鼻子矮个子的人却活到了70岁。他公开说，自己对风光一时的英雄全无兴趣。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小争执就能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世界将要冒多大的风险，所以他也从没想过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什么东西。

  因此，他就像个庞大的海狸，不分昼夜地建筑理智和常识的大堤，消极地希望能把不断上涨的愚昧和偏激的洪水挡在外面。

  他当然没有成功。因为险恶用心和仇恨就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下来的洪水，根本不可能挡住。

  但是，因为他的不断努力，无数沉船的骸骨又被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了永不服输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坚信，我们会建起长堤，挡住洪水。

  1536年6月，伊拉斯谟逝世了。

  他死在出版商家里，一直陪伴着他的是他的幽默感。

  十四　拉伯雷

  社会的动荡创造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让人肃然起敬的书中，让大家阅读，但在公共场合谈到拉伯雷却极为不雅。这家伙确实很危险，为了避免天真的儿童接触到他的邪恶作品，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在许多国家里，只能从更胆大的书贩那里得到他的书。

  当然，这只是一件荒唐事，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的诸多荒唐事的其中之一。

  第一，对于20世纪的平民来说，拉伯雷的书就像《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乏味，能读完又臭又长的第一章的人很少。

  第二，他的语言没有目的明确的启发性。拉伯雷的语言在当时很通俗，现在已经不常用了。但是在田园年代，绝大部分人与土地很有缘分，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还是母狗。

  许多优秀人物对遭受过生活打击的人都无比厌恶，所以，现在对拉伯雷著作的反对意见非常深刻，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他所用的丰富但太直率的用语。

  在我看来，人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对生活说“是”，这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利用命运对他们的廉价赐予；另一种人对生活说“不”，这种人也接受生活，但看不起命运的赐予，还有些烦恼，好像一个小孩得到一个小弟弟，而他想要的其实是木偶或小火车。

  “是”派的弟兄们很快乐，能接受郁郁寡欢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推起失望的高山，也能够忍让他们，不去阻拦。相反，第二种人却极少向他们献殷勤。

  如果第一种人想走自己的路，第二种人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不”派便不停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是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想过墓地。这在当时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就像人们不能都成为挖墓人。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将会非常可怕，因而必须有乐观派存在。

  拉伯雷的生活没有什么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虽然由他的朋友撰写的生平里有些遗漏，但这些情节可以在他敌人的书里找到。

  拉伯雷是伊拉斯谟的下一代人，但他出生时，仍由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掌控着世界。拉伯雷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当时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家庭富裕，可供他在好学校就读。杜贝拉—兰格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气，年轻的弗朗西斯在那里结识了这个家族的后裔，这个男孩天资聪明，能文能武，像他的父亲。他们老于世故（我在这里是褒意），是国王的忠诚侍从，身兼数职。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任务。而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可以因承担众多责任和义务而使生活毫无乐趣。

  杜贝拉家族后裔对拉伯雷的友情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有趣食客。他一生坎坷，但总能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只要他同上司发生摩擦，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就向他敞开；有时在法国出现了对他不利的情况，杜贝拉家族就正好需要一个既懂医学又对拉丁文有研究的秘书到国外去。

  这些琐碎事就不细说了。有很多次，拉伯雷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命似乎马上就要不幸结束了，但他总能被有权势的老朋友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原本把他看做同伙，但他却像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那样在大众面前无情地嘲讽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和十足的热情。

  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是两个敌人中最危险的一个。加尔文可以任意地大声疾呼，可是只要在瑞士州疆界之外，它就像爆竹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了。

  与此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和牛津大学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对挑战自己权威的人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合作。

  哎呀，一离开学校，拉伯雷就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其原因倒不是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而是比这更糟的：他没有抵制住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听到传闻后，便决定对他住的地窖进行搜查。他们在那儿找到了成堆的禁读物，其中《荷马史诗》、《新约》、希罗多得的书各一本。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发现，经过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四处活动，他才脱离险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中一个奇妙的阶段。

  正如我前面所述，修道院最初是文明的先驱，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僧侣和修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有很多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过于强大会非常危险。可是，跟以往一样，正因为大家都明白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措施，才迟迟未见行动。

  新教徒似乎认为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极少数目空一切的贵族悄无声息、理所当然地掌控着，从未发生内乱，而其他由普通百姓组成的组织却内讧频频。

  世间万物，我们距离真理最远。

  也许出于和前面同样的原因，这个看法是曲解了一个字的意思。

  一听说有“永远正确的人”，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就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一把手，而其余人都俯首帖耳，那管理起来是易如反掌。”

  正确全面了解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对于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没弄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寥寥无几。

  而且，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教会的稳定常常被决定之前的争论动摇。这样产生的宣言就像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一样，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最后”的，只要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所有争执都将偃旗息鼓。

  人们在关键时刻都会站在宪法一边，如果因此就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就像因为天主教徒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温顺的羔羊会放弃自己拥有独特想法的权力一样，大错特错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能过好日子了。但是，只要粗略研究一下1000多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截然相反。那些主张信仰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的时候，好像认为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抨击的罪恶毫无察觉，其实真正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是他们，或者说他们不能保持自己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的腐朽。但是，就连不幸的哈姆雷特最后也只有承认，指出腐败是一回事，改正又是一回事。

  那个可怜的王子是美好幻觉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以为几百年的错误统治凭一个诚实的人的无私的努力就能在一夜间得到纠正。

  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化，丧失了效率，对民族安全构成威胁，这一点许多有头脑的俄国人都知道。

  他们做了暴风骤雨般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

  不是代表式的而是民主式的政府是共和国的创立者们的向往，它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可是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啊！
  可他们还能怎么样？
  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复杂，只有经历一场社会动乱，才能解决。但这种社会大动乱很恐怖，很多人都会望而却步。这些人宁可一边修补陈旧衰老的机器，一边祈盼机器开动时奇迹发生，也不肯走向极端。

  中世纪末期最臭名远扬的罪恶是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的专制制度。

  很多年以来，军队总是和总司令最后一起逃跑。说明白点，教皇已经完全不能控制形势。他能做的只是站稳脚跟，改进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那些行乞修道士——他们共同的敌人、不满的人。

  教皇常常派人保护伊拉斯谟。无论是卢万刮起狂风下起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雷，罗马一直毫不退让，指着这个违背命令的人悲哀地说：“由这老头去吧。”

  通过上面的介绍，下面的情况就不会使我们惊讶：拉伯雷思维灵敏但狂傲放肆，在上司要惩处他时，他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二连三地受到干扰而他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被批准离开道貌岸然的修道院。

  他长吁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灰尘，来到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确才智非凡，没用两年时间，他就由独身的僧人摇身一变成了里昂市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但他一取得新的荣耀，不安分的思想马上活跃了。他没有放弃医学，但是除了学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解剖学外，他还拿起了文学。

  位于罗纳河中心的里昂是致力于纯文学者的理想城市，它和意大利相邻，离普罗旺斯也不远。虽然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被宗教法庭破坏殆尽，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另外，里昂的印刷厂很著名，产品精致，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主要印刷商中有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他要找人编辑中世纪古收藏品，就想起了自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售后，接下来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开始，才产生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使作者成为当时名作家。

  追求新事物的天赋不仅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而且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涉足的事：打破千年的旧传统，不再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写作，开始用老百姓的语言写作。他用的是法语，并且不加任何修饰地采用1532年的方言。

  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拉伯雷两个心爱的主人公，至于他们是何时、何地、如何被作者发现的，我想让文学教授们去研究，可能他们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苦熬1500年来对基督教进行迫害和鄙视。

  可能拉伯雷是在狂欢中发现这两个主人公的。无论怎么说，他对民族的欢乐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赞美他增添了人类笑声的色彩，其他作家都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美誉。但他的书也有严肃的一面，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与它相提并论，它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了有力一拳。书中的人物充满讽刺性，是教会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而16世纪上半叶不计其数的痛苦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的。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为避免招惹麻烦，他成功地避开了一些直接评论。他的写作原则是：1个监狱外面活泼的幽默家，胜过10个铁窗里面脸色阴沉的改革者。所以他对极不正统的观点都没有过分表露。

  但他的意图敌人非常清楚。巴黎大学神学院一针见血地对它的书加以斥责，并上了国会的禁书黑名单，辖区内所有能找到的文本都被没收或焚烧了。尽管绞刑吏如此猖獗（当时，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畅销，400年以来，能够从妙趣的智慧中汲取乐趣的人们，一直能从中受到启发。有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露出微笑，就成了坏女人，所以这本书总让他们心神不安。

  至于拉伯雷本人，一直被人们看做是因“一本成名而天下知”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对他一直忠心耿耿，他的恶毒著作也是由于这个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但拉伯雷一生谨慎，对他们总是敬而远之。

  他冒险去了罗马，却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相反还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于1550年回到法国的默顿，3年后逝世。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衡量他的正面影响，毕竟他是个人，既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只是在摧毁。

  或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之时，正是迫切需要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而人们大声疾呼的年代，伊拉斯谟和拉伯雷正是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谁也没有想到，还会有许多像旧房子一样龌龊难看的东西，被他们用来建起一座座大厦。

  无论怎样，这是后辈的过错。

  我们应该责备这些晚辈。他们本来有机会东山再起，这样的良机非常难得。而他们却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艘船撞上另一艘，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时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不能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的，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他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施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400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墙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协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融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特洛伊的海伦
  特洛伊战争以争夺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为起因，导致以阿伽门农及阿喀琉斯为首的希腊军进攻帕里斯及赫克托尔占据的特洛伊城的10年攻城战。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分了，难怪世界花了3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像约翰·多伊，他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那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之外便毫无价值。

  这种训导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世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像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往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辞，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他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受新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洗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像去印度的旅行者，只要遵守一些相关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中错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谁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被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中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上所有的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16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20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锒铛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是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他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于1509年6月10日，出生地是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加尔文的父亲是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是酒馆老板之女。少年时的加尔文就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13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去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16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可以让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19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他的家中还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前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了。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100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20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让他感情用事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像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好样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简化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都很贫穷，并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10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来文的不规则动词和其他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换来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时，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誓，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他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给他时间考虑，最终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研究和思索圣教以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把它作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6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但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像圣徒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的人，他是撒沃依的公爵。恺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的。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他们不下50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说：“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法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像其他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像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中物。2000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大教堂

  圣皮埃尔大教堂，坐落在日内瓦市的市政厅街，是市区的最高点。从1536年开始的25年间，法语区宗教改革的中心人物加尔文曾在这个教堂宣传新教教义。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1538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分子的出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1541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纳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23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太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所以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他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并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士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像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像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他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纳河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6个教士和12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谁便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固执己见，便要在24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锒铛入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开办乡间市场，不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他们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的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消耗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300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因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却很难说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了什么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24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法律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所以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乐，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开，只要学会5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1530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像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10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15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项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16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那样，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无法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16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的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了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徒却不行！他被不由分说地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38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2个月零12天。

  最后，他被指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但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徒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时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这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己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像对待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面前，争辩着，唾沫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但一味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十六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300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16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1534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他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吝言词地夸赞他们，但100年来他们却像野兽一样被猎取，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住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1000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活动时才罢休。

  接着，好几个人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进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们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但也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第31章第52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融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他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像洗礼教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且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且有根有据。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然而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15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话，可以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歇斯底里的预言时，所有再洗礼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末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他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的。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7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8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1534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颤。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像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1521年，有3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1534年，再洗礼教徒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作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6个女人公开姘居，从16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这时，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会，焚烧除去《圣经》外的所有图书。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毙，原因是，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这便是序幕。

  戏剧本身的可怕程度有增无减。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手腕就像孩子一样无知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5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被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丰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耀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荣耀的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12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所罗门，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被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有更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像野兔一样被猎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诅咒他们的叛逆，说他们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他教派所汲取，融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这些贫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十七　索兹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因此，意大利人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呼呼的改革者还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葡萄园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理智的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什么缘故，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而不熟悉意大利文的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学来，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像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的神秘主义者——既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锡耶纳
  位于南托斯卡纳地区，距佛罗伦萨南部大约50千米，建立于公元前29年，历史上是意大利贸易、金融和艺术中心，现为锡耶纳省的首府。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10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像现在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客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像塞维图斯那样又贫困又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f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谷登堡的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博洛尼亚
  位于意大利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的首府。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了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关于迫害和惩罚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大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要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36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间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直到近50岁他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像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1576年在这位太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意大利，来到了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像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其次，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土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这个小国家还是远途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因此谁也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了。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于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16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他们中的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斯德哥尔摩城风光
  位于波罗的海西岸，是北欧第一大城市，由14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和一个半岛组成。市内水道纵横，70多座桥梁把整个市区连在一起，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称。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骜不驯，却很聪明。他像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来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皇太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被曝光，这个意大利人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1604年死在那里。

  宗教推翻异端和敌视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现象，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认为其能推翻异端和敌视。

  他一生的最后20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16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诫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他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他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

  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或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与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300年。索兹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容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跃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跃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跃的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还只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300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十八　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是有益的。

  确实是这样。

  躲藏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完全可以对男爵和教士不屑一顾，他们是安全的。

  不久，欧洲大陆的条件有了很大的转变，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另一种历史现象应运而生。

  用3个双字词组表示就是：生意益于宽容。

  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改变这个观点，尤其是星期天。

  纽约不能像温斯堡和俄亥俄一样支持三K党。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把所有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外籍人都驱逐出境，华尔街就会乱成一团，劳工运动就会冲天而起，一切都将化为废墟，无法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这样，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触怒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要做事谨慎，否则就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他们就会被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泰然地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地方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就会立刻外流，然后抽回资金，城市就会陷于破产。

  很多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像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束缚，他们把信仰的敌人无情地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不是灭门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不过，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对既定事实都很尊崇，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始终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既照常经商，又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表面的光彩，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谨慎地告诉宪兵，不必太认真地执行这条法令，让那些教徒各行其是吧，只要他们不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信仰什么都行。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挚友也这样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大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巡逻，以防参加会议的有价值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被突然闯入的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吓跑。

  这并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信徒。和以前一样，他们依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只是他们没有忘记，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经商的异教徒的美好愿望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寒酸教士的允许，因此，他们就方便做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并且不只一种的见解，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是经营鲱鱼的生意人，母亲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照我看来，蒙田的观点受商人长辈的影响很大。作为战士和政治家，他的特点就是对盲信和偏执深恶痛绝，这要追溯到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激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切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文章里被细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得到了一处名为“蒙田”的地方的产业，为了让儿子成为绅士，便无节制地花钱。蒙田刚刚会走路，他的可怜的小脑瓜里便被私人教师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6岁的时候他被送到高级学校，不满20岁，他就成了波尔多市议会中很成熟的一员了。

  然后，他参军入伍，还在法院工作过。38岁时父亲死了，他这才从所有的外界活动中退出来，除了有几次违心地短期介入政治外，剩下的21年时光他都消磨在马匹、狗和书上面，而且在这些方面都很有研究。

  威尼斯风光

  威尼斯素有“水城”之称，蜿蜒的水路，流动的清波，壮丽的建筑，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乘坐在小船上，仿佛徜徉于梦幻般的天堂。

  蒙田堪称划时代的人物，但也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从某些感情和礼仪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直到死去的时候，他还一直说自己只是个乡村绅士，而不是真正的作家，只在冬天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才把一点稍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草草记下。这没有一句不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开明的绅士，他可以和不朽的达尔塔昂相媲美。

  因为这个慷慨豁达、深有教养和修养的人也有灵魂、美德和罪恶，所以他的所有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

  蒙田从生到死始终是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天主教贵族联盟，那是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一个组织。

  蒙田的命运在1572年8月确定了。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3000名法国新教徒，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一直没有加入另外一个教派，而且为了避免旁人饶舌，某些重大礼仪他还继续参加，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所有作品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出一辙了。其中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缅怀，行文的语气就像出于古时伯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臣民，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成绩。

  文章很短，最多5页，在第2册的第19章你可以找到。

  蒙田已经看够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自由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只要条件许可，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枕头下面不再放着手枪和两把匕首了，英明的政府就该尽量避免干涉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按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产生这种想法并大胆地把它公诸于世的法国人很多，蒙田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适合用文字论战，他们因此而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感染。蒙田的让人吃惊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诞生，这项法律使胡格诺教派有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事务的权力，俨然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仰人鼻息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不赞成国王有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的权力。

  很少有人欢迎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但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却很推崇蒙田的书，他们阅读、翻译和讨论达300年之久。

  由于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的缘故，他深得民心，否则，他的那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绝不会被人们或买或借来阅读。

  十九　阿米尼斯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不凡的人却不相信所有变革，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不是靠集体，而是全仗个人的努力，所以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代相传的冲突正是争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就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从前，偶尔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否则就会自食恶果。”

  于是，急性子的臣民们就急忙收藏上面刻着壮丽的“宽容第一”的官方徽章。

  但是，这个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而产生的突然转变是不会长久的。要想取得成果，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并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

  16世纪后半叶，荷兰共和国出现了这种幸运的环境。

  第一，这种国家有几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大部分居民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出决定时从不优柔寡断，他们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们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谷物鱼类的搬运夫。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让他们喜欢，要赊购半年的长老会教徒惹他们讨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于是乎，这里成了进行一点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

  寡言的威廉是“意图统治世界的人必须了解世界”这一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开始时，他是个穿着时髦、财大气粗的年轻人，社会地位令人羡慕，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在晚宴和舞会上他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很著名的妻子，生活放浪不羁，醉生梦死。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竞赛图表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宗教小册子。

  在他眼里，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动荡不安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段，再摆出几个身体魁梧的警察就能解决了。

  可是，等到他了解了造成君臣之间斗争的实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摇身一变成了很有能力的领袖。实际上，他即将从事的事业当时已完全失去了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都被他卖掉了（或者立即予以放弃）。布鲁塞尔的这个花花公子成了普斯堡最顽固最成功的对手。

  然而，他的个性并没有因财产的变动而改变。在仓满囤流的时候，威廉是哲学家，当住着两三间出租的房子、到了周末还没有钱付洗衣费时，他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要处死所有的新教徒，这个企图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被挫败了。现在，热情的加尔文教徒想绞死所有的天主教徒，他同样要尽力刹住他的干劲。

  他的心血几乎毫无指望。他的努力就要白费了。

  已经有两三万人惨遭杀害，新的牺牲品把宗教法庭的监狱都装满了。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募军队，想在叛乱还没有在欧洲其他地方蔓延的时候就把它平息。

  有人说，对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应该热爱，当然对这种说法也有人坚决反对，而到底是谁在反对，这里无需说明。但是，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他已经向信徒表明，有个性的人应该超脱律法，不再睚眦必报。

  在争取实现公共道德的论战中，有个杰出的人支持了他。你在豪华的教堂里，会看到一段极为奇特的简短碑文，这里记载着德克·孔赫特的美德，埋葬着他的遗体。孔赫特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是富家子弟，年轻时长年在国外，得到了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他立即爱上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姑娘。他处事谨慎的荷兰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而他依旧结了婚。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便做了长辈应做的事：对儿子的忘恩负义大加指责，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年轻的孔赫特只能自己谋生了，这虽有些困难，但多才多艺的他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一名铜雕匠。

  哎呀，荷兰人是永远都要说教的。一到晚上，他急忙把雕刻刀换成鹅毛笔，将一天的大事记下来。虽然他的文笔不够我们现在常说的“引人入胜”，但他的书中有许多易于接受的道理，就像伊拉斯谟所阐述的一样。这使他广交朋友，和沉默寡言的威廉也有了接触，他的能力受到了威廉的高度赞赏，威廉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因一桩奇怪的争论而奔忙。由教皇撑腰，国王菲利浦要消灭人类的大敌（当然也是他的敌人）威廉。他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报酬是2.5万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凶手的一切罪行。威廉已经遇险5次，可是，他认为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是他的责任，他得到了孔赫特的帮助。

  他们的矛头直指哈布斯堡内阁，但是，要指望内阁会因此而变得宽容，那是妄想。然而，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小册子也被译成了各种文字，被广泛阅读，其中许多现热烈讨论的题目，在过去人们只敢低声谈论。

  遗憾的是，时间不长争论就结束了。1584年7月9日，2.5万金币的报酬被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拿到了，6年后，孔赫特没有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完成，就去世了。

  在以后的20年中，烽烟四起，炮声隆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被战争湮没。最后，把敌人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这时的内部事务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情愿地和解的不同教派现在又要彼此势不两立，兵戎相见了。

  他们的争斗当然要有个说词，可是，有哪个神学家一点牢骚也没有呢？
  莱顿大学的两个教授见解不同，这既不新鲜也不特别。但是严重的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兴奋的人们立刻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全国上下分成两派敌对势力。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另一派是戈马鲁斯的支持者。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知识渊博，但又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他的大脑对希伯来律学的奥秘很精通，而其心脏却对阿拉米语的句法颇有研究。

  他的对头阿米尼斯却截然相反。他出生于奥德沃特，这是个离斯特恩修道院（伊拉斯谟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和邻居结成忘年之交。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是马古堡大学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阿米尼斯被他带回德国，接受良好教育。当这个孩子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却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洗劫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他的学业似乎要因此结束了，幸亏一些善良的有钱人听说了这个年幼孤儿的不幸，慷慨解囊，把他送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勤奋，6年后学完了全部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学生中的佼佼者总能找到肯为他们前程花钱的资助人。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他兴高采烈地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

  作为一个很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到的是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像天使的牧羊人一样，他的仆人西奥多·贝扎接替了加尔文。他嗅觉很灵敏，是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他马上闻出了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所以缩短了对他的拜访。

  对现代读者来说，“拉姆主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但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知道，它在3个世纪以前被看成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的发明或创始人（用词随你）是彼尔·德·拉·拉姆。他还是个学生时，对老师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就十分反感，于是，他以《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这个让人很惊讶的题目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这个题目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颇有才华的书里，这注定了他必死的命运，圣巴塞洛梅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里就有他。

  不过，并不能把恼人的书随着作者一起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西欧和北欧也欢迎他惊异的逻辑体系。但是，“拉姆主义”被真正虔诚的人看成是通往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在那个多难的城市，“自由派”被当成好样的人物，因为这个城市坠入了伊拉斯谟的魔网，对一切事物都持探索态度。

  得到警告后，阿米尼斯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作出了一项极为不正常的决定。他大胆进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到罗马去了一趟。这使他在1587年返回故乡时成为国人眼中的危险分子。但是，他好像既没长角也没长尾巴，于是渐渐博得大家的好感，得到担任阿姆斯特丹新教牧师的许可。

  他不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瘟疫肆虐的时候还赢得了英雄的美誉。他很快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护，受到委托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他作为德高望重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首都的所有居民对他都恋恋不舍。

  他不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我保证他不会去。他到达那时，正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阿米尼斯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的同事戈马鲁斯是上拉普萨里安派的，他原想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待同事，但是，两派的差异水火不容。迫不得已，阿米尼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当然，读者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而且也没办法了解这些东西。但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阿米尼斯所在的一派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以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为首的另一派认为，人一生中的一切是在出生之前就注定了的，命运决定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1600年，大部分北欧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喜欢听布道，说大多数人命中注定是要进地狱的，但自己除外。假如哪些牧师敢胆大包天地宣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就像有些软弱的医生一样，因为心慈手软不能给人们开利于病的苦药，却因而将病人置于死地。

  阿米尼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的身份被莱顿的许多长舌妇一发现，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大肆攻击谩骂，把他折磨到死。接着，两派都参与政治，这在16世纪似乎是必然趋势。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上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叛徒的是下拉普萨里安派。

  这场荒谬的争战还在继续，奥尔登·巴内维尔特用两脚夹住脑袋死了，他曾是沉默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格罗蒂斯对共和国的建立有功，也曾经以他的温和节制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首个伟大倡导者，但此时也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半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乐园，被几百个很有势力的家族控制着。平等和博爱引不起这些绅士的兴趣，他们信仰的是法律和秩序，教会得到他们的承认和支持。每到星期天，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那里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在过去是天主教堂。但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去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平地说说谁好谁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因为他们在“开会”。如果虔诚的人始终坚持，召集数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并不少见），他们也会受到礼遇，他们抄写的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也会被官员们接过去。不过，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离开后，关上大门，那些文稿就被官员们用来点烟斗了。

  “一次足矣，下不为例”这则实际有效的格言已经被他们采纳。他们被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恐怖年月吓坏了，因此宗教狂的发展受到了他们坚决的压制。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显然，国家被他们视为私有财产，祖国的利益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常常被他们混淆。他们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因为他们缺少从整个帝国角度宏观看问题的能力。不过，他们做了一件值得我们由衷佩服的事。他们变国家为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他们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市议员常受到内阁否决的威胁，因此，他们也会被迫没收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或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但一般情况下，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对宿命论的宗旨大声诋毁，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对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不否认，就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太平。在将近200年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有很多人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成天堂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以后的200年里，形形色色的热情者挤满了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有一种很有根据的说法，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凝视着长达几英尺的地图冥思苦想，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然后以3000人的性命为代价换得半英里的领土。而同一时刻，在一些聪明的士兵的帮助和鼓动下，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做着所谓的“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它与为精神世界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几乎没有区别。

  没有投入数十万人的直接交锋。

  没有破釜沉舟的冲锋，所以敌人的炮兵也失去了顺手的靶子。

  更进一步说，这次战役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出于好奇心，人们会不时地寻问谁在早晨被烧死了，明天下午又将把谁绞死。之后，他们或许会发现，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几个亡命徒仍在抗争。但我认为，人们对这个消息只会稍感惋惜。如果落得如此下场的是自己的叔叔，那亲戚们肯定会悲痛万分。

  布鲁诺雕像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把人类对天体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他广泛宣传先进哲学思想，引起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1600年2月17日，他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生命，而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可能情况只会这样。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很勤奋，他们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耐心地收集一切感情丰富的言语，比如“人们想什么，国家无权干涉”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对通常公认的教理持反对意见的人”，通过它们写出易于被人们接受的论文，题目为《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

  但是，对这样重要的课题不再研究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区别。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说过，有一批虔诚的人起来反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宗教深表震惊，也为人们头上的枷锁所震惊，各国百姓被迫生活在枷锁之下。他们真是穷透了，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障，只剩下背上的披风。但是，他们的心中有圣火在燃烧，他们到处奔波、演讲、写作，连高深学府的资深教授都被拉进他们的争论。在乡间普通的酒馆里，他们和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坚持宣讲善意、理解和仁慈的道理。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提着书和小册子四处奔走，最后，要么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患上肺炎悲惨而死，要么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酒鬼私自处死，要么被车轮碾死在法国的大道上。

  假如我说到乔达诺·布鲁诺，他的生活、思想和对自以为正确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的唯一，但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家境贫寒，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因资质一般，按惯例被送到了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的僧人。因为多明我会教徒对所有的迫害行为都大力支持，而且都很机警，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所以布鲁诺与他们格格不入。异端者不用把观点写出来，只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就能让追踪的暗探闻出味来，因此常常露出马脚，使他们与宗教法庭打上交道。

  在布鲁诺成长的环境中，一切都要俯首帖耳，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丢弃了《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成了叛逆。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把规定的课程学完，就被逐出了多明我会，使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流浪者。

  他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这个古老的山口。在此之前，也有无数人冒险穿过这里，梦想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

  而他们又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因为他们发现所有人的心都被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住了，而改变一个教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变人们的心灵。

  在日内瓦，布鲁诺住了不到3个月。城里到处都是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份儿校对员的工作。晚上，他就开始读书写作。得到一本德·拉·拉梅的书后，他觉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样，德·拉·拉梅相信，只有打碎中世纪教科书中宣扬的暴政，世界才能进步。布鲁诺走得没有著名的法国老师远，并没有把希腊人的教诲全盘否定。但是，早在基督出生前400年就写下的字句，为什么还能束缚着16世纪的人呢？这到底为什么呢？

  正统的信仰支持者回答他：“因为自始至终都是这样。”

  这个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我们和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死者已矣。”

  警方很快找到他，让他最好背起行李到别处去碰碰运气。

  布鲁诺一直没有找到稍稍自由和安全的地方让他生活和工作，所以无休止的旅行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日内瓦到了里昂，又到了图卢兹。当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了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都在嚷着：“世界围绕太阳转动，世界只是普通的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兹也让他感到不高兴。他横穿法国，徒步来到巴黎，然后以法国大使私人秘书的身份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还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好，他们可能更实用一点。比如，在牛津大学，对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的学生，他们并不惩处，而是罚他10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爱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短篇散文和对话。他的散文，文采斐然却又非常危险；他的对话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把整个现存秩序弄得颠三倒四，使之受到细致但毫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向学生讲授他喜爱的学科：天文学。

  但是，对学生欢迎的教授，学院的领导几乎是不给笑脸的。布鲁诺再次被赶走。他回到法国，又到了马尔堡。在那里，关于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路德和兹温格尔刚刚停止争论。

  布鲁诺人还没到，“自由派”的大名却早到了。他被禁止授课。维藤贝格算是好客的了，但加尔文大夫的教徒刚刚把持了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此后，有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他又向南到了约翰·赫斯的地盘，想在那里碰碰运气，可等待他的却是新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来，自由便逃走了。再走回大路吧，到遥远的苏黎世去。

  在苏黎世，一个名叫乔瓦尼·莫塞尼哥的意大利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去威尼斯。我不明白布鲁诺为什么会接受邀请，或许是贵族名字的光彩把这个意大利农民迷惑住了，收到邀请后，他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可他却不是这块料。相反，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在宗教法庭的官员们要将他请来的客人布鲁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敢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直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力。如果异国军队敢在他们的辖区内抓人，他们可能会发起战争，如果布鲁诺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或许还会强烈抗议。可是，他们有什么必要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而触怒教皇呢？

  不错，他自称学者，他们也深感荣幸，但他们自己的学者已经足够了。

  与布鲁诺作别吧，愿他的灵魂得到圣马可的怜悯。

  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布鲁诺呆了整整7年。

  1600年2月16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而去。

  坎普迪菲奥利是他受刑的地方，从这个短小而美妙的比喻中，懂意大利文的人能获得灵感。

  二十一　斯宾诺莎
  对历史中的事情，有一些我一直没搞明白，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便是其中之一。

  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3000字到4000字。莎士比亚的精力被十多种工作分散，同时，有个嘴尖舌头快的老婆，连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37个剧本呢？

  洛浦·德·维加是“无敌舰队”的一个老兵，一生都是忙忙碌碌。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个喜剧和500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10个孩子在他的小屋里吵闹，而他创作的乐曲之多足够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有5个清唱剧、190个教堂大合唱、3个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弥撒曲、3部小提琴协奏曲（而仅凭其中的一支就能让他永垂青史）、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2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30部管弦乐谱，还有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的曲子，他哪来的时间呢？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30年中差不多每个月都创作4幅画或4幅蚀刻画，他们究竟是如何勤奋用功才做到这一点的呢？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只是一个平民，那么平凡，但他在一生中却做了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种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对他们的体力感到很奇怪。他们怎么能应付得了呢？难道他们不睡觉，不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不疲倦吗？没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这种人在16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他们对健康法则漠不关心，对有害的东西大吃大喝，对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根本不知道，但他们时间非常充裕，艺术的才智发泄起来特别吓人。

  在繁琐和反复推敲的神学上，也出现了艺术和科学的情形。

  假如到2个世纪前的图书馆，你会看到8开、12开和18开的宗教小册子塞满了天花板和顶楼，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的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四处堆集，可早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这些书包含的知识是广博的，也是无用的。

  其中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的谈论题目和大量词汇。可是，这些变质的汇编的目的却很重要。即使它们一事无成，也还净化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让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用逻辑推理和辩论无法解决，于是干脆随便扔在某个地方算了。

  这些恭维话听来似乎是讽刺挖苦式的。但是，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也能这样仁慈地评价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

  这一章的主角是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他在数量上没有追求当时的潮流，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就是他的全集。

  但是，必须经过大量的学习才能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这会让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不幸的人之所以死于结核病，正是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在西班牙半岛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时，他们的祖先便在那里定居。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斯宾诺莎一家因国家陷入崩溃，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从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所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名声大振，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其原因除了邻居小孩的嘲讽外，更重要的是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宁静祥和的生活，因为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束缚，没空顾及种族偏见。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记这一点，这是有充分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甚至到了很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不理想。他们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他们都对也都错了，都可以说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宽容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在这本书里已经说过，按照这个道理，显然，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各自的宗教忠诚无比，就会把对方当做敌人。第一，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真正的，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是假的。第二，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像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犹太人是到西欧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也就是“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甘心开个当铺和银行以解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中世纪，这两种行当非常接近，在人们眼里，这一行业不是正派人该干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对金钱始终深恶痛绝（税收除外），认为拿利息是罪孽，这真很难理解。当然，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容忍高利贷，早在4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对那些企图从别人钱中谋利的金钱交易者给予严惩。在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几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曾经强力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钱给别人，但借给外国人除外。以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希腊大哲学家都表示反对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对这种事，教会神父的态度更明确。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鄙视放债人。在地狱里，但丁为他的金融界的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开当铺和开银行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公民，这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世界如果没有他们该多好啊。但是，只要世界不再只有农业，那么没有信用贷款就连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放债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人们需要的行当让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做（他们也是不得已），但体面人绝不会问津。

  这样，可怜的出走者无奈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就马上翻脸侮辱谩骂，毫无情面，他们被锁在城市最脏的地方，对方一冲动，他们还会被当做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昧无知。犹太人并没有因为无休止的攻击和迫害而喜欢上基督徒。直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数以万计的很有天赋本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的年轻人却把智慧和精力浪费了，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不可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的没有依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臭的小屋里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一边听老人讲他们是一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帝的选民，一边却又听到别人一个劲地骂他们是只配上绞架或刑车的猪猡，并为此而吓得魂飞魄散。

  要想让他们——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最激烈时对压迫者奋起反抗，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束缚。但是，这种束缚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多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其他人意志消沉，使犹太区成为受挫雄心积累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幸运地没有遭受。他首先被送到犹太教堂（“生命之树”这个称呼更适合）掌管的学校，把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学会以后，就被送到知识渊博的博士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去了。

  正如名字所示，弗朗西斯科博士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说他毕业于卢万大学，据城中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说，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分子。但这是谣言。范·登·恩德年轻时的确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他对功课漠不关心。从家乡安特卫普离开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的鉴别能力很出众，擅长想办法让学生们喜欢古文课，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强。所以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以此为荣。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衷于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十分佩服乔达诺·布鲁诺，因此毋庸置疑，他把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教给了这孩子。

  小斯宾诺莎违反当时的习惯，没有与其他同学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丰富的学识很让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把他叫做小先生，非常慷慨地给他零用钱。这钱没被他浪费在烟草上，而是用来买哲学书了。

  有一个作者最让他感兴趣。

  那就是笛卡尔。

  法国贵族出身的雷内·笛卡尔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不到10岁，笛卡尔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一待就是12年，因为他喜欢思考，拒不接受没经过证明的东西，所以人们讨厌他。这种难管的孩子耶稣会会士能调理，他们既不被挫伤又训练有素，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假如现代教育家把耶稣会罗耀兄弟的方法学会了，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20岁时，笛卡尔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他的军事体系曾经被纳索的莫里斯彻底完善，这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么能当新教徒首领的奴仆！这听来就像叛国罪。但笛卡尔感兴趣的不是宗教和政治，而是数学和炮兵。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他就辞职了，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较短，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战斗是唯一一场，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结束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研究。

  他自己有一笔不大的收入。他不想成家，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平静愉快的生活，而且他的愿望实现了。

  我不清楚他为何选中荷兰作为居住地。但是，在这个国家，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到处都有，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有关出版检查的法律简直如同一纸空文。虽然荷兰的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学起来并不难，但他却从未学会，所以他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无聊的闲谈，每天大约20个小时的时间都被他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太乏味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他对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的生活很满足。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相信，深不可测的无知依然笼罩着世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就不能实现总体的进步。这可是个大命题。但是，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将崭新的哲学体系奉献给我们。他被自己的工作深深鼓舞和激励，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进了最初的提纲里。之所以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

  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对他的评价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却丝毫不受干扰。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女王谈论哲学，最后在城里安详地死去。

  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笛卡尔主义在17世纪的人们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在1680年，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荣。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为伍的下等人。但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的行为并没得到阻止，就像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不过，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没人提及这类题目。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笛卡尔主义也无人问津，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但一旦表明斯宾诺莎的头脑里有它，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资深人士一出面调查这件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同样也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刚刚经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一个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来到这里。他果断地把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给抛弃了，又回到了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惯于在帽子上插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的绅士。他惊讶和恼怒于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他也很自傲，但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这样公开的蔑视是不能容忍的。一场势不两立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半先知半贵族的梦幻者，另一方是铁面无私的法律捍卫者。

  悲剧的结局。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指控是几本不承认灵魂不灭的亵渎圣灵的小册子的作者。这让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冲突。但很快澄清了事实，撤销了控告。于是，这个犟头的反叛者被犹太教会逐出了教会，他的谋生之路也被剥夺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不幸的人流浪于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最后，贫困和孤独又迫使他回到教会。但要被批准重新入会，首先他要当众认罪，任凭所有犹太人鞭打脚踢。这侮辱使他丧失了理智。他买了一支手枪，自己的脑袋被打开了花。

  对于自杀事件，阿姆斯特丹市民议论纷纷。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引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毋庸置疑地受到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马上行动起来，企图加以掩饰。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他可以得到一笔年金，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

  妥协是斯宾诺莎最讨厌的，他几句话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按照著名的古老《惩处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他被逐出教会。

  这对犹太教士威信的打击很沉重，他们虽然乞求神灵约书亚和伊莱沙的保佑，但在短短的几年里，仍有人再次向他们公开挑战。他们急冲冲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见面，把斯宾诺莎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人确实是个危险分子的情况告诉市长，说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的人，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这种人是不该被容忍的。

  那些大官们有个好习惯，什么事都推给基督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自己不插手。通过研究，这个研究小组发现斯宾诺莎并没做对城市法律有害的事，于是，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如实汇报。但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这样团结一心不是坏事，就向市长建议，让这个好像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了再回来。

  从此，斯宾诺莎的生活就像他从窗中看到的大地一样一直是平坦的。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读点或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始终是单身。有谣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关系暧昧，可是这实在不大可能，因为那孩子10岁时斯宾诺莎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

  他的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接济他，以便他能把全部时间用于研究。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外，多一分他也不要，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中。

  他曾经有去德国当教授的机会，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给他资助和保护，他也没有答应，继续过着平静快乐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始终不好，他的肺被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感染了。

  至少6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这使当地教士很愤怒。两个世纪后，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为了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不被成群的狂热的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背运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难道他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难道他只是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青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不！
  他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才取得这样的成就。他因为勇气才伟大。有一种人只知道一种法则，那是在早已被忘却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是一种精神专制体系，他就属于这种人。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无政府。

  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一直没有动摇过。

  所有问题都被他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被看做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适用于最后审判日。

  他就这样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摒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却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被他恢复了。

  二十二　新的天国
  斯宾诺莎的书像三角学教科书那样有趣，然而无论是哪一章节，很少有人能读三句以上，所以，没有理由害怕他的书会流传开来。

  新思想的传播需要另一种人。

  在法国，只要实行君主集权制，人们便会失去思考和调查的热情。

  在德国，贫穷和恐怖扼杀个人的创造力至少达两个世纪以上，而这仅仅是由于30年战争。

  16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国王和国会的长期矛盾使不安定的因素有所增加，使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有所发展，因此它是欧洲大国中唯一在独立思考方面有进步可能的国家。

  让我们先说说英国君主。长期以来，可怜的国王一直活在魔鬼般的天主教与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的夹缝之间。

  天主教臣民和许多暗中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总是嚷着要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人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睛死盯着日内瓦，幻想有一天英国没有国王，英格兰变得像在瑞士山脉角落里蜷缩着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也只是一部分。

  英格兰的人也被苏格兰国王统治着，苏格兰臣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宗教方面的要求。他们坚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没有错。在他们看来，新教徒的土地上还存在别的教派，而且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固执地认为，不但应该把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赶出不列颠群岛，而且还应该把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等一切怀疑鲜活的上帝存在的人都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的后果是出乎意料的。一些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的人只好保持缄默，这样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了。

  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各个时期之所以始终坚持各教派的权力是同等的（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了），是因为他们只想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爱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后变得权力浩大的可怕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诸多相互排挤的小教派中的一个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克伦威尔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不过，这个护国公非常明智。他谨慎地避免一切会让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过分行为或法令，因为他清楚他的统治是靠铁的军队维持的，但他的宽容之心也只限于此。

  圣保罗大教堂
  坐落于英国伦敦，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纽盖特街与纽钱吉街交角处，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代表，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它模仿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

  至于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人类神圣权力的信徒等“无神论者”，他们仍像从前一样性命难保。

  当然，英国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濒临大海，坐上船只需36个小时就能到达荷兰城市——他们安全的避难所。因为荷兰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犯禁文学，所以他们只要穿越北海就意味着能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稿酬，还能看看这些书中的最新反抗思想。

  有人借此良机进行安静的研究和思索，约翰·洛克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

  约翰·洛克和斯宾诺莎同岁。和斯宾诺莎一样（和大部分独立思想家也一样），他出生于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只不过父母是正统的基督徒，而斯宾诺莎的父母则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出于好意，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训练孩子。但这样的教育方法要么会摧毁孩子的心灵，要么使他们成为叛逆。约翰像巴鲁克一样不轻易服输，所以他紧咬牙关离开家门，自己出去谋生。

  20岁那年，洛克到了牛津，首次听到笛卡尔的讲话。但是，他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发现了更感兴趣的书，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便是其中之一。

  霍布斯这个人很有意思，在马格达朗学院求学时是个不安分的学生，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和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为躲避清教徒的怒火，大半生都住在欧洲大陆。偶尔，他也用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者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写一部大作，把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写进去。

  洛克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这本博学的书出版了。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特别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对这个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克伦威尔党徒都倾向于赦免，因为他虽然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超过5磅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虚伪。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容易划分归类的人。基督教的伦理学同基督教的教义相比，他对前者更感兴趣，他主张让人们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的人”。

  洛克的气质和霍布斯相同。他一生都在信教，却发自肺腑地赞成对生活和信仰应作大度的解释。他认为，如果国家摆脱一个戴金冠的暴君，只是为另一个戴黑色耷拉帽的暴君来滥用权力，那又有什么用呢？从逻辑上讲，这当然没错。但是，这个观点在一伙人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僵化的社会体系将被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饿肚子。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魄力，他被几个颇有势力的朋友保护，不会受到地方长官的怀疑，但时间不长，他还是无法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一转折发生在1683年，于是洛克不得不离开英国，前往阿姆斯特丹。此时，斯宾诺莎已经去世五六年了，但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依然很自由，洛克有不受官方干涉学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很勤奋，在外的4年里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关于宽容的信》，他因此而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在信中，他对于国家有权干涉宗教的问题都给予了彻底否定。洛克认为，国家只是个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的保护性组织，目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源于一个叫皮埃尔·贝尔的法国流亡者，当时，这个很有才华的人住在鹿特丹，正在独自编撰百科全书。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左右人们的信仰？洛克和他的信徒一直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并没有规定，可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呢？

  16世纪因为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而成为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所有宗教战争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终止。它阐明了一个道理：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公国的臣民会因为今天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全是路德教徒，到第二天会因为男爵是天主教徒而摇身一变都成为天主教徒。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字仪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为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邦国诸侯。

  洛克争辩说：“如果国家有命令人们的灵魂归宿的权力，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不可能两种宗教都正确，生在边界这边的一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就无疑会下地狱。这样一来，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被拯救就决定于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了。”

  天主教徒没有被洛克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确实是件憾事，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在16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看来，天主教是个政党而不是宗教形式，它从来没有终止对英国安全的颠覆，它建造了“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国家的国会炸个粉碎。

  因此，洛克宁可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要求他们不要再踏入英国国土一步。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信仰不同，而是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

  要听到这种说法，须追溯到16世纪以前。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会自己照顾自己。

  在不到60年里，英国人经历了4个政府的变更，所以，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他们接受起来并不难。

  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和英格兰王后同乘一只船也来了。从此，他的生活平定无事，到72岁高龄才去世，他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而是人们尊敬的作者了。

  内战虽然极为可怕却有一大好处：可以清洁气氛。

  16世纪，英国的多余精力被政见分歧消耗殆尽。外国还在为“三位一体”互相残杀的时候，英国已经停止了宗教迫害。但偶尔会有一个像丹尼尔·笛福这样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教会，就可能不幸触犯法律。但《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被戴上颈手枷，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而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历来对讽刺充满疑心。如果笛福写的是坚决维护宽容的书，就不会受到责难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融为一本名为《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的幽默小册子，这说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比监狱中的小偷有过之而无不及。

  幸运的是，笛福的旅行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被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深受欢迎的栖身之所。这与其说是因为刚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具有更广阔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如果人们不再愿意遵守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那么就会被终止所有的生意。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领土广阔无边、财富惊人的国家，是一个只有星星点点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所以，这种妥协在这里似乎是多余的。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正统教产生了，它防范坚固并自诩正确，这种情况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时，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有人居住了，他们是有“朝圣神父”之称的一小伙人。一般“为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被称为朝圣者，根据这个意思，“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是为了离开天主教义才离开英国的，因为别人崇拜的天主教义他们却憎恨。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在经济大萧条时到达这里。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描写说，他们是因为不想让孩子们学荷兰语才决意继续旅行的，否则他们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纯朴的人居然不图回报却跑去做美国公民，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住在贫民区里，在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国家里谋生确实非常不容易。听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远超过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就动身去弗吉尼亚。没想到遇上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去冒险了，就在那里住下。

  但是，他们虽然从淹死和晕船的危险中逃脱了，却仍然处在危险中。他们大部分是英国内地小城镇的人，不具备开创生活的能力。寒冷把共产思想打得粉碎，不息的狂风把城市的热情吹得冰凉，因为没有像样的食物，妻子和孩子死去。只有极少的秉性善良的人熬过了3个冬天，他们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不过，因为后来又有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更严厉、更顽固的清教徒，因为他们，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长达几百年。

  在这块弹丸之地，清教徒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频频，他们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根据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他们彻底割断了自己与体面社会和图书的关系，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找不到慰藉自己艰苦乏味生活的方法，不得不相信他们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而受难，还由此得出其他人都错误的结论。如果谁委婉地说清教徒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绝对正确，除非他们幸运地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躲起来，否则就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受到虐待，或是被狠狠地鞭笞一顿然后赶到荒野里，或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被驱赶出境。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没有一点贡献，它起的作用是歪打正着，而不是出于本心，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屡见不鲜。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大概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新的一代涌现了，他们是各种形式的教士统治的敌人，而且是公开的可怕的敌人。他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政教分家，对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他们感到非常厌恶。

  这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却有点运气，危机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把特别现代化的原则注入了这个文件里，经过验证，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这些原则的价值是巨大的。

  但是，新世界此前已经在宽容领域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发展，并且是在天主教区里，也就是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在这次有意思的事情中，卡尔佛特父子是主要人物。他们原籍佛莱芒，但后来父亲搬到了英国，效劳于斯图亚特王朝，而且干得很好。最初，他们是新教徒，但对于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成了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私人秘书兼总管的乔治·卡尔佛特厌烦不已，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无论好坏，反正它说黑是黑、说白是白，那群半文盲的教士无权对每项教义进行最后的判定。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好像才华横溢，不但没有因倒退的严重罪名而失去皇上主子的恩宠，反而被封为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得到了多方承诺。他首先在纽芬兰进行尝试，但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逐出了家门，便想在弗吉尼亚申请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没想到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拒绝与这些危险分子成为邻居。巴尔的摩继续申请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还没有获准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塞维尔接着做这件好事，1633年至1634年冬天，乔治的兄弟伦纳德命令“方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满载旅客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平安抵达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叫马里兰。亨利四世原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这个计划——英国国王娶玛丽为妻，而不久后这个国王又丧命于清教徒手中。

  这个移民区截然不同，它不排斥印第安人，也能平等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好几年都能顺利渡过难关。首先，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很多圣公会教徒来到了移民区。后来，为了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这两伙人都是盛气凌人的亡命徒，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这个安身之地。因为在马里兰的土地上，禁止“一切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老移民者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守本分，不要招惹是非。但是，家乡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后，马里兰人担心谁胜谁负，他们都会失去以前的自由。因此，在刚刚听到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于1649年4月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一段很出色，是这样的：
  “由于在宗教所及的范围内因思想的高压统治经常造成恶果，为了本省政权的安定，为了居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借口，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国家，如果大权掌握在耶稣会会士手中，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非凡勇气和杰出的政治才能。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马里兰的政权被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宽容法》也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它只给予除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以外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很短。1660年，斯图亚特分子再次执政，马里兰的大印也再次落入巴尔的摩派的手中。

  他们的政策再次受到来自另一边的攻击。在本国，圣公会教徒大获全胜，因此强行使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都成为自己的教会。卡尔弗特家庭继续奋战，但他们知道已不可能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一边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

  最后获胜的是新教徒。

  同时占上风的还有专横。

  二十三　太阳国王
  18世纪常被称为专制的年代。无论多么开明的专制，在如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类的好话，但他们却会对路易十四国王伸出责难之指，还是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吧。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势均力敌之时，这个聪明的国王继承了王位。经过100年的相互残杀（基督教吃了亏），两派终于停止战争，双方许诺，尽管双方互相不受欢迎，但既然是躲不开的邻居和公民，就只能承认其存在。1598年，双方发布了“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其中包括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为国教，基督教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到迫害，准许他们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天主教为表示对他们的依赖，还批准基督教掌管法国境内200个要塞城市。

  当然，这个安排是不可能实现的。胡格诺派教徒不是天使，交给敌视政府的政党200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简直就像我们交给民主党人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

  这一点被黎塞留看出来了，他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经过不懈的奋斗，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不过，虽然他的职业是大主教，却一点也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胡格诺派教徒没有机会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但他们享受的权利却没变，唱赞美诗，听布道，全都悉听尊便。

  马萨林是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但是1661年他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人心向善的时代终止了。

  这个国王很聪明，可人们对他却议论纷纷，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他一生中只与正派人士被迫交往了一次，却落入一个叫弗朗斯·多碧娜的宗教狂的女人手里。这个女人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在宫中，她是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7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以此发迹。等到原来那位夫人的春药失效，国王开始表露出腻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就鸠占鹊巢。与以前国王的所有情妇唯一的区别是，她搬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20年里，国王的权力全部被这个女人操纵，而她又听凭她的忏悔神父的左右。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始终没有得到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原谅。现在，这些神职人员终于有毁掉那些明智政治家成就的机会了，于是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因为他们不但是王后的官方顾问，而且还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又是一个奇怪的故事。

  路易十四
  法兰西国王，年幼时继位，统治法国长达72年之久。

  在前8个世纪里，修道院把法国的大部分财富积攒了下来，他们拥有大量的剩余财产，因为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日益增长，拒不向国家交税。荣耀比信誉大得多的国王陛下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自己的金库重新填满了。作为报答，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些好处，他允许教士可以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借多少。

  这样，就把不可更改的《南特法令》逐项地改变了。最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胡格诺派事业信仰的人总是不得安宁。据说有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非常顽固，龙骑兵的人马就去肆意横行，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颐指气使，惹人厌烦。他们大吃大喝，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调戏良家妇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作恶多端。主人们极度失望，就冲到法庭请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被说成是咎由自取，自己应该知道如何摆脱这些讨厌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听从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师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等到最后教堂次第关闭，教士被送上十字架，他们才知道命中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愿投降，想一走了之，但到边境后才知道任何人都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连帮忙的人都可能要上绞架。

  胡格诺派教堂
  胡格诺派是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派别，又译雨格诺派。该派反对国王专政，曾于1562年至1598年间与法国天主教派发生胡格诺战争，后因南特敕令而得到合法地位。图中为胡格诺派教堂。

  很明显，当时发生的事后人永远不得而知。

  其实，从法老的时候起，边境就不时地被政府“关闭”，却总以失败告终。

  只要不惜冒险，决意要走的人总可以找到路。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的法国基督徒成千上万。当然，这些外逃者钱不多，但他们是以踏实肯干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精力充沛，信誉好，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了。但法国在经济上却失去了无法估算的价值，虽然这繁盛本来应该属于法国。

  如果说取缔《南特法令》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是非常中肯的。

  法国虽然一直很富有，但商业和宗教却从来没能合作。

  法国的政权一旦被女人和教士所掌握，命运就已经注定。后来，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又用来签署了路易十六的死刑书。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从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声名远播。但是，这个家庭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被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之前，他们还为宽容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欧洲最为穷困的地方被德国王族继承了下来，那是无边无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三十年战争使当地居民家破人亡，要重建家园，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于是，他们开始寻求这一切，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以前的身份是否卑贱。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鲁低俗的家伙，言行像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特感兴趣。但是他能彬彬有礼地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他本着“越多越好”的原则处理涉及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所有国家抛弃的东西被他像收集6.3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有意识地收集起来。

  他的儿子很有教养，能力非凡。父亲不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蒙田的散文让他喜欢，路德的诗歌让他讨厌，比克泰德的智慧让他喜欢，天主教的无知让他讨厌。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比如，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在窗前把孩子最好的朋友斩首，但这并没有让孩子倾向于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赞不绝口的正直的犹太理想。所有的宗教都被弗雷德里克看成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狡猾的无耻之徒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更感兴趣，不过，他接触这个问题是按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因此，他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度的人，而且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他的国家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这个英明的论断，为弗雷德里克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比如，他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生活正派且遵纪守法，那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对宗教事务不能干涉，只需要像警察一样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的确，他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只有上帝有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对上帝的旨意，他从不做任何评论，以免让人们以为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实现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高出200年。首都中心的一块土地被国王拨给了天主教徒们，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连连摇头。大多数天主教的国家把耶稣会的人赶了出来，弗雷德里克站出来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囔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各不相干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纳税款和服兵役，就能随意信奉某一宗教，这时候，他不再被人们看做是基督徒了。

  当时，他们恰好在普鲁士境内，皇帝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能给那些在某方面让他不高兴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非常的后果，所以，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他实际上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掌权30年，第一次把几乎完全的宗教自由带给欧洲。

  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发号施令，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发号施令。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不情愿地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共处。

  对自己努力的成果，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吗？我不太相信。他在行将就木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看来狗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他死了，这是最早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像先辈一样，他把一份很好的遗产留给了他的继承者。

  二十五　伏尔泰

  在现在社会里，我们常听说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宣传”遭到很多好人的指责，被说成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以让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为目的。但是，这种责备已经不新鲜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公正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事实却截然相反。《旧约》中的大大小小预言家们都曾经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领域中的一句行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不断的“宣传噱头”。体面的宣传虽有一些，但大多数宣传都五花八门、粗俗卑劣。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对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的认识十分清楚。我们不能怪他们。他们不能像只求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的红菊那样。他们很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肯皮斯的一个托马斯，整整80年一直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生活。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原原本本地及时做广告，那么产生的道德影响会是深远的，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的销路会很好，因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会去阅读。但是，如果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他们肯定要使用现在经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

  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德国维登堡教堂大门

  《九十五条论纲》是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登堡教堂大门上的辩论提纲，这个行为被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基督教特别注重谦虚，对精神谦卑的人进行赞美。但由于当时宣扬这些美德时用了特定的方法，才使赞扬它们的布道成为街头巷议的一个话题。

  难怪那些人被教堂谴责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在对抗西方世界的精神桎梏时，把《圣经》中的一页撕了下来，同时采用的宣传方法也相当奇特。

  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善于做大量的宣传，有时还不择手段地利用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此经常遭到抨击。或许他的手法有时不那么高明，但被他救过的人可能不这么看。基于这些原因，我提供了这个不值一提的解释。

  更进一步来讲，就好比要通过品尝来检验布丁一样，评定伏尔泰这样的人成功与否，也不是看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应该看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

  一天，这个怪人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就够了。”没错，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死对头，因为20多个普通作家使用的鹅毛笔也没有他使用过的多。他属于文学巨人，孤身一人，在最可怕的环境中写的文章数量也能赶上作家协会所有作家的总数。他曾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奋笔疾书，在这个冰冷的客房里创作的六韵步诗歌不计其数。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摆满了稿纸。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飞溅过他的墨水，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也被他用过。小时候，他在巴黎玩滚铁环和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零用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伏尔泰还是在巴黎，我们听说他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咖啡，以便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长眠到来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在本书中，我们无需用整章的篇幅来评论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当时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乏味，而且并不可靠，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水平，也和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差不多。

  但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是他的敌人，他的勇敢和坚强，对人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14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著作里的插图

  伏尔泰的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哲理小说《老实人》。

  伏尔泰生活在一个走极端的年代。一方面，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极端自私且腐败过时；另一方面，大批青年男女积极但又过于热忱，他们想创造太平盛世，但只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完全没有实际基础。他是个普通公证员的儿子，而且体弱多病。捉弄人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漩涡中，不想溺死就要游出来，他想游出来冲到岸上。长期以来，他同逆境斗争的方法总令人怀疑。在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那么，让这个从来不靠粗制滥造作品混饭吃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因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他的一生漫长而繁忙，全部献身于同愚蠢的斗争之中，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但他是个乐天派，不屈不挠，充满希望，对被当众打一顿或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并不在乎。假如他今天在皇帝的监狱里虚度了光阴，可能明天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廷里就会获得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总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虽然塞满了情书，可能还扔着教皇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证明他既受到教会的非难，又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并不奇怪。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过着丰富多彩的奇怪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血统上，伏尔泰属于中间阶层。他父亲的工作当时缺少一个恰当的名称，可以说是开私立信托公司的。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所以，亚鲁艾（这是他的家姓）年轻时愿意接触比自己家境稍好的阶层，这为伏尔泰在以后的生活中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创造了条件。他的母亲德·奥玛尔德小姐是个穷姑娘，没有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因为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以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的欧洲人，特别是许多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得到这样的奖赏让她的丈夫觉得相当幸运。被封为贵族的祖辈所带来的荣耀，使她的儿子也沉浸其中。开始写作时，他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他把自己的姓氏是如何更改的、在何地更改的，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伏尔泰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非常喜欢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姐一直照料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为人热情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

  父亲亚鲁艾并不傻，很快就看出小儿子是个不安分的人。为此，他把伏尔泰送到耶稣会，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全力以赴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扎实的语言训练，这些语言有的正在使用，有的已经消亡。但同时他们也感到从一开始这孩子就与众不同，他的某种“古怪”才能不可能根除。

  伏尔泰16岁时，教士们都愿意他离开耶稣会。年轻的弗朗西斯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开始学习法律。但很不幸，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的空闲时间很多，为了打发时间，伏尔泰要么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要么就在不远的咖啡店朗读他的文学新作给他的好朋友听。这种生活，在200多年前一般被认为是要下地狱的。对儿子所冒的危险，父亲亚鲁艾也充分意识到了。他求助于一位颇有影响的朋友，在海牙的法国使馆给儿子谋得一个秘书之职。当时，荷兰的首都和现在一样单调乏味。由于空闲无聊，伏尔泰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急忙找到法国大使，要求他趁着这件丑闻还没有传扬出去，马上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为了明哲保身不招惹麻烦，大使匆忙把自己的秘书撵上了去巴黎的公共马车。弗朗西斯没了工作，再次回到了父亲的统治之下。

  在这个紧要关头，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常常采用这种方法。他弄到了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拿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管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申请书到法律学校用功读书。伏尔泰选择了后者，并承诺做到勤奋和用功的典范。他信守承诺，专心投入创作小册子的幸福自由的生活。但整个镇子对他这方面的勤奋街头巷议。当然，这违背了父亲的初衷，因此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赶出寻欢作乐的塞纳河，让他到一位乡下朋友的家里住一年。

  伏尔泰到了乡下，包括星期日在内，整天都有空闲的时间，便开始认真地学习文学并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呼吸了一年的清新空气和经过受益颇深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首都这个花花世界。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立刻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坏家伙，骂他什么都不为过，但是伏尔泰的这种宣传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文章导致伏尔泰再次被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在巴士底狱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当时为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颇有名望的年轻绅士准备的监狱，条件并不差。囚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只是不可以擅自离开房间，而这些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这所孤独的牢房给他创造了认真工作的机会。被释放时，他已经完成了好几个非常成功的剧本，其中的一个剧本45个晚上连续上演，打破了18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使他在赚了一笔钱的同时（他非常需要钱），也获得了才子的美名。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奔波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不幸的，因为此后，他成了在林荫大道上或咖啡馆里能博得人们几小时欢迎的开玩笑的罪魁祸首。顺便说一句，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

  1725年，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伏尔泰开了（也可能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誓报此仇。当然，古代统治者的后代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进行决斗，复仇的事就由这位骑士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和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正在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找。他到了门口，就遭到了罗汉公爵侍从们的一顿毒打。次日，这件事在镇子中传扬开了。这时，即便是伏尔泰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丑陋的小猴子，鼻青脸肿、满头绷带的他成了人们评论的最佳话题。要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上声名狼藉，只有采取一种果断的措施。在肚子里生牛排的鼓动下，见证人被伏尔泰先生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他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再次被送进了监狱。罗汉这个纯粹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因此伏尔泰这个决斗的勇士被拘留了起来，释放时他收到了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打发他起程到西北方向去，并且被告知，只有收到陛下宪兵的邀请，他才能回到法国。

  在伦敦及其附近，伏尔泰整整住了4个春秋。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要与法国比起来，这里还有点天国的样子。

  这块土地被皇家断头台撒下了一道阴影。对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来说，1649年1月30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历史也可能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重演。至于国教，官方教堂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喜欢在其他地方做礼拜的人也能安然无恙。和法国比起来，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自称是无神论者和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会有机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但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讲，还是完美的。

  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虽然被准许在巴黎生活，但这种特权他很少利用。像一只惊弓之鸟，他愿意从朋友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战战兢兢，有些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工作，创作了大量作品，自己选定题目后，根本不考虑时间和事实，从罗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这些作品都知识渊博、通俗易懂。到他49岁时，已经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学家了。

  伏尔泰通过另一件事接触到了一种异样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一个土里土气的院子里，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大声地打着哈欠，在一群土包子的簇拥下，想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很羡慕伏尔泰，长期以来，总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在1750年，这样的移居对法国人来说，就等于搬到了渺无人烟的维吉尼亚，伏尔泰在弗雷德里克不断提高款项的情况下，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到达柏林的同时，矛盾也就产生了。这个法国剧作家和普鲁士国王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在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龙争虎斗持续了两年，伏尔泰终于被一场无足轻重的争吵赶走了，回到了他自认为“文明”的地方。

  但是，伏尔泰吸取了一个良好的教训。或许他说得对，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确实很差劲，但国王陛下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加可贵的地方是，他对宗教自由的态度简直无可挑剔。

  伏尔泰即将进入花甲之年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当地的法庭维护秩序正是依靠这种判决，任何严厉的反抗词句都被禁止。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的是，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就赋予了他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他痛恨各种各样的愚蠢，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就好比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而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家”。这些人只要有了吃喝，有了休息的地方，就拒绝思考。

  从小时候起，伏尔泰就感到有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自己，这架机器好像是通过一种毫无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结合在了一起。到了老年，把这个东西摧毁或至少推翻成了他的遐想。对伏尔泰这个特殊的魔鬼，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他，在法律上制造了一大堆的丑闻，这一着给伏尔泰帮了大忙。

  1761年发生了第一件事。

  一个名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住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土鲁斯是个永远虔诚的城市，那里的新教徒严禁担任公职，也不能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任用的佣人不许是新教徒。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两天，为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塞洛梅大惨案，全体居民要举行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仪式。

  虽然环境不太好，卡拉斯一生和邻居们相处得还是很融洽。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他仍然对儿子很好，还对别人讲，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宗教。

  但是，在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是个倒霉的人，想当一名律师，但这个职业不允许新教徒参加，而他作为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要坚持自己的信条。思想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这位年轻人的思想被病魔深深地摧残了。他长时间独自散步，还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并经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家人正招待一个朋友时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用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几小时后，父亲发现了他，放在鞋子上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

  家里人绝望了。当时，自杀的人要被拖着脸朝下赤身裸体地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圣巴塞洛梅之夜后的早晨

  1572年8月24日前夜，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聚集巴黎，庆祝领袖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礼。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领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教徒2000多人。由于24日正值圣巴托罗缪节，因此这一血腥的夜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塞洛梅之夜”。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不甘心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他们站成一圈，商量着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就在这时，这场混乱被一个邻居听到了，他报警了。丑闻迅速传开了，愤怒的人群马上挤满了这条街，他们高呼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只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

  在小城市里无奇不有，况且在18世纪法国的乡下，空虚无聊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就像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所以，最荒诞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地松口气。

  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立即被捕了，因为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高级官员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犯人被他们送到镇公所，戴上镣铐，被扔到地牢里，这地牢是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第二天，他们对犯人进行了审查。所有人的话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动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以为他散步去了等等。

  但是，土鲁斯城的教士们这时也参与了进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恐怖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胡格诺派教徒嗜血成性，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但儿子却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所以他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了解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会认为，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一定会受到官方注意。众所周知，马克·安东尼身强体壮，正值20岁的年华，而他父亲已经60岁。他父亲实在不可能不经过任何搏斗或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能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去思考这不值一提的细节，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3周，然后，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把他埋葬了，因为，他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原因，这个已经死去的加尔文主义者被他们看做自己组织的成员，尸体被涂抹上防腐药料，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而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才用的形式。

  在这3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再三督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催促他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这个案件被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马克自杀5个月后，审判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自杀是否可能，但是，他的建议被12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判处用车轮撕裂的酷刑。

  卡拉斯被他们带到刑讯室吊起来，他的脚离地有一米高，他们使劲拽他的四肢，据官方报道，一直到“脱臼为止”。因为他坚决否认自己根本没犯过罪行，所以他们又把他放了下来，给他灌了很多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增大了一倍。他还是不承认，于是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他们要把他的胳膊和腿撕开。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躺在铁砧上，万念俱灰，地方官和教士还总是无休止地用问题来打扰他，老人用非凡的勇气继续为自己申辩，说明自己无罪。这种固执的谎话让首席执行官恼羞成怒，于是他放弃了对这个没指望的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他的家人没有被处死，因为这时人们的怒火已经平息了。卡拉斯的妻子的财产被剥夺了，她得到隐居的许可，在忠心不二的佣人的陪伴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非常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其余的孩子们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

  这起案子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离瑞士边界不远的只需几分钟路程的费内城堡里，自然也听到了这个案子。不过，刚开始他拒绝追根究底。他始终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自己的城里矗立着一个小小的私人戏院，他们把它视为公开的挑衅，是恶魔的建筑。所以，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他对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没有一点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不接受他的戏剧就更坏！而且，在他看来（许多人也有这种看法），那12位法官好像颇受尊敬，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处死一个无辜的人。

  住在费内的圣人伏尔泰很好客，来者不拒。卡拉斯事件结束几天后，从马塞来了一个商人，审判期间他正好在土鲁斯。他把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提供给了伏尔泰。伏尔泰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是怎样的可怕，自此，这个问题，他再也放不下了。

  勇气有很多种，但只有那些独一无二的人们才有资格得到一等功勋。面对整个社会，他们敢于孤军奋战，在最高法庭的宣判及审判被整个社会认为是合法、公正的时候，他们敢于大声疾呼，维护真正的正义。

  如果伏尔泰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为了自己的诉讼精心准备。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写信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理智，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等到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战斗开始了。

  首先，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伏尔泰认识大多数，他动员他们每个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之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他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著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已经精神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死前能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

  卡拉斯的儿子信奉天主教，伏尔泰随后又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帮助他逃出学校。最后，他以《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为题把所有的事实印成小册子，并且出版了，这个小册子是由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的，丝毫没有涉及伏尔泰。

  在后来对这个案件的修正过程中，伏尔泰还是谨慎地躲在幕后。可是，这场宣传战是他成功策划的，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家庭都关心起卡拉斯家的诉讼，各地为帮助被告而捐款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英格兰国王和俄国沙皇。

  最后，伏尔泰打了平生最艰苦的一仗，并获得了胜利。

  当时，法国王位被名声不好的路易十五占据着。好在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和伏尔泰站在了一起。但人们对一个死了的无名小卒的新教徒喋喋不休，使享乐至上的国王非常恼火。当然，只要国王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土鲁斯法庭就平安无事。为防止伏尔泰和律师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妄自尊大的他们采用高压手段。

  在这恐怖的9个月里，伏尔泰始终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把有关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全部交出来，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终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奉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无罪被处死的。经过艰苦的努力，人们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点钱。另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撤职了，这件事很含蓄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对这件事，法国政府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却义愤填膺。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桩错案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像卡拉斯那样清白却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很多很多。

  1760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款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这个罪行是耸人听闻的，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做划船苦工。13年后，他居然还没死，可见他是个非常健壮的人。有人把他的处境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从船上把这个可怜的人救走，送到瑞士。他的妻儿也在那里靠政府施舍度日，他们全家一直得到伏尔泰的照料，直到政府把没收一部分的财产退还给他们，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案件是关于绍蒙的，在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这个不幸的人被抓了，因为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做无期的划船苦工，可是，后来在伏尔泰的多方调解下，他被释放了。

  然而相对下面的案子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法国连遭践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绝迹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住在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错综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契都像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3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什么事都不懂专门爱瞎琢磨的傻子。1764年3月她离家出走，父母到处寻找，却杳无音信，几天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她想当尼姑，现在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因为长达几百年的迫害已经完全崩溃了。瑟文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且顺从地接受了无法改变的命运。可是，在修道院的不平常的气氛里，这个可怜孩子的最后一点理智也丧失了，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异常消极，好像四周总是有吓人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生命很让父母担心。不久，她又失踪了，两个礼拜后，人们从一口旧井中把她打捞了上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诬蔑和诽谤人们都深信不疑。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让瑟文一家知道，决定不能重蹈覆辙，于是他们仓皇出逃，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途中，最后，他们到了瑞士。但是，他们走得晚了一点。几个月后，通过缺席审判，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处以绞刑，女儿们被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一生流放。

  万神庙先贤祠外景
  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

  这件案子被卢梭的一个朋友告诉了伏尔泰，处理完卡拉斯一事，伏尔泰马上就转到诉讼瑟文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是为瑟文辩护。这项工作耗费了伏尔泰整整7年的时间。土鲁斯法庭又一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伏尔泰不得不再次宣传，他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琳、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国王被迫询问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他始终不懈的上诉的第8年，当伏尔泰78岁的时候，瑟文被无罪开释，幸存的人可以重返家园了。

  就这样，第二个案件结束了。

  紧接着是第三个案子。

  1765年8月，在亚眠附近的阿布维尔镇子里，不知是谁把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架给折断了。3个男孩被怀疑犯了渎圣罪，于是下令抓他们，有2个被抓住了，另一个逃到了普鲁士。被捕的2个人中，稍大的叫巴尔骑士，他被人们怀疑是无神论者。因为在他的书堆里，人们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里面汇集了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这一点就很可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历史，他们寻找证据，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有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下跪、没脱帽敬礼吗？
  巴尔回答说确有其事，不过他不是有意要冒犯，他那时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

  法官就拷打他，因为年轻，他不能像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承认其中的一个十字架是他毁坏的，这样他因“不虔诚，在圣灵前故意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赞许渎神的书”等类似于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很残忍，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他的舌头，砍掉他的右手，慢慢烧死他，这就是150年前发生的事！它激起了民愤。即便是犯了所有列举在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来屠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大臣们。但是，国家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受尽了和卡拉斯同样的折磨后，巴尔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还是对他格外开恩。他的尸体、他的《哲学辞典》和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付之一炬。

  有些人对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日益增长的影响非常害怕，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倒是赏心悦目。它表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如果偏离正确与错误之间这条窄狭的道路而去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个后果是不可挽回的。

  听说这件事后，快过80岁生日的伏尔泰还是接受了挑战，他怀着过去的热情和充满正直的怒火投入到了这个案件中。

  巴尔因“亵渎”而被处死了。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存在这样一条法律。但是他没有找到，接着他又向律师朋友进行询问，这样的法律他们也找不到。慢慢地，人们明白了，为了杀死犯人，法官们用他们的邪恶狂热“发明”了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处决巴尔的时候，四处的谣言不堪入耳。现在，法官们在这场风暴的逼迫下只得审时度势，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迟迟不能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一直含冤未雪。案件的复审拖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他打出的这一击已经初见成效，就算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反对不宽容。

  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动和腐败的法庭的判决而做出的种种可怕的行径到此告终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要取得成功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法庭是抵挡不住伏尔泰这种进攻的。

  伏尔泰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雇用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参与其中，把敌人逼得进退两难。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二十六　百科全书
  有3个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的学说是：“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挤满了我们这个星球。他们不可以为自己着想，每当需要自己决断的时候，他们就头昏脑胀，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某个了解老百姓思想的人能统治这些民众，那么不仅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因为不用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车间、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融融。”

  这种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以及大主教，他们一般不会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工作努力，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上帝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有做一个统治者的权力。他完全有关照好自己利益的能力，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可众所周知，在处理国家的一些麻烦问题时，这个委员会出奇的慢。所以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因为他们不用总惦记着养家糊口。”这是第二种政治思想派倡导者的理论。

  当然，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但教堂却被他们变成了监狱。

  第三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眼光观察人，能认清人的真面目的人民。他们喜欢人的优秀品质，也清楚他的局限性。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长期观察，他们认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一般的人确实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不真实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要想加快人们智慧的增长，那就像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徒劳无益。他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这是很难得的，不过每当有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的机会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的钱用在学校和大学上。正确的教育会逐渐消灭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久远的弊病，这一点这些乐观主义者坚信不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样的事业。

  他们一般是写一部百科全书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步。

  有很多东西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大耐力，而这类东西大部分起源于中国，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也是这样。中国的康熙皇帝想博得臣民的欢心，他用一部5020卷的百科全书来达到这个目的。

  薄林尼是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人，他容易满足，书有37本就行。

  康熙
  康熙（1661-1722在位），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在启蒙方面，基督教时代最初的15个世纪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发明。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是圣·奥古斯丁的同乡，他耗费多年时间，完成了一本书，自诩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他采用诗歌的形式，以便于人们能容易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的事情。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可是，中世纪以后的18代子孙却把它们当成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记住了。

  两个世纪后，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又问世了，它出自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之手。从此，百科全书增长起来，速度是每100年两本。我不知道这些书的情况怎样。蛀书虫大概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在这方面它是最有用的家禽。假如这些书全部保存下来的话，在地球上，其他东西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艾西多尔

  他也曾撰写过一部百科全书。

  最后，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进入了真正的天堂。和现在一样，这些书的著者一般是一些一贫如洗的学者们，他们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8美元，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墨。特别是英国，更是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有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叫约翰·米尔斯的英国人，为了便于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一把，就想把伊弗雷姆·钱伯斯的成功之作《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为了达到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于是故意敲诈他的同伙，赶走了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然后自己盗印。即将出版的著作由他命名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且发了一系列颇能招徕顾客的漂亮书讯，很多人被吸引，很快预订单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做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接着就坐享其成。不幸的是，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太简单了，写一部大百科全书可没那么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可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呼小叫，要得到第一卷，一切弄得团团糟。

  危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医学万能辞典》很受欢迎。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雇用他。一本专科的全书就这样变成了《百科全书》。丹尼斯·狄德罗就是这个新编辑，这项本来艰苦乏味的工作变成了18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那时，狄德罗37岁，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该做的事却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上大学。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他就到巴黎当文人。经过短暂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娶了一个后来被证明虔诚得吓人的不可理喻的悍妇，这种结合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少见。不过，他得养活她，因此，他不得不做各种千奇百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誉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但是，在他的内心，这个拜勒的学生对他的自由思想还是很忠实的。很快，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政府发现了这个并不令人生厌的年轻作者非常怀疑《创世纪》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送进了万塞纳监狱，度过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监禁生活。

  直到获释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辩的人。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他看出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屈尊降贵。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好极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所有想得到的题目都具有最新消息，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每一篇文章。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事实上，他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不限时间地全权指挥。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合作者名单，在一张大页纸上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20年以后，虽然条件非常不利，但他终于写到了Z，完成了工作，这很少有人能做到。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没超过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不是当时很忙，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要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教会和政府官员们的谩骂让他痛苦，尽管如此，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稀有了。原因是好多人想要除掉它而不是想得到它。150年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颇深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吞没在怒吼声里，但今天读起来，却像喂奶的器官一样枯燥无害。不过，对于18世纪更为保守的教士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的嘹亮号角，让人们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

  当然人们进行了指责，是那种屡见不鲜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的家庭关系，是个放荡的恶棍。但是，1770年的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了解。“做好事，寻找真理”不但是狄德罗关于生活目的的主张，而且也被他作为座右铭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他纯正、朴实、努力工作，是美德的典范，那些高级教士和君王们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明显缺乏的。于是，官方就处心积虑地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附近打探情况，抄他的家，把他的笔记没收，有时甚至干脆禁止他工作。

  但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因为种种障碍而受到影响。工作终于完成了，就像狄德罗期待的那样，《百科全书》竣工了。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闻到了新时代的气息，认识到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就是《百科全书》。

  看来对这位编辑的形象，我有点夸大其词。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衣着褴褛，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都高兴得忘乎所以。当4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异常满意吗？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等很多人和他是同时代的，他的声誉远远比不上这些人。但是，假如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的影响就无法发挥。这不仅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把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告诉我们。它详细描述了很快就统治了全世界的那些思想。它标志了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耳聪目明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就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然而这些耳不聋、眼不花的人却不接受这种做法。他们全都顽固地坚持这样一个论调：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差很小，都按兵不动，这又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的作用是引人瞩目的，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最亲切友好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富兰克林被别人称为“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国家又与各种形式的进步为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相同的枯燥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的一切全变了。

  但是，变化的方式却出乎意料，这次斗争是要把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扫清，但参加斗争的人却不是奴隶。这是极个别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就像天主教压迫者对他们的痛恨一样，新教徒对他们恨入骨髓。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是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期望。

  18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中属于某个特殊派别的很少。为了个人方便，他们偶尔参加一些表面上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能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但是就思想来说，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对各种事物充满了敬畏，他们认为这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但他们却没有，为此他们经常后悔。

  古代民族的历史也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由于好奇，西方的人们会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向导。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们只听从自己良心的召唤，根本不管后果，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里，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着。

  《布鲁克豪斯社交词典》

  为词语提供音韵、解释、例句，讲解其用法的工具书。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1789年8月一个让人难忘的晚上，法兰西王国，这个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终于坍塌了。

  那是一个天气闷热的晚上，一周以来人们的怒火日益高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喜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鼎沸的时刻，特权阶层才把他们花了3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交出来。人民大众宣布赞成人权理论，这奠定了民众自治的基础。

  对法国来说，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灭亡。最具有进取心的人处在上流社会，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自己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们自愿辞去公职，能在各个政府部门里做点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已经很满足了。对他们来说，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已死。

  这究竟是福是祸，我也不知道。

  可是它死了，并且带走了一个看不见的残暴无比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这种统治一直被教会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后代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

  不用说，所有诚实的人们都被冲天的热情激励着。

  太平盛世已经不远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一切独裁政府的专横和种种邪恶都要被彻底清除干净。

  孩子们，前进吧，暴政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对于它的后果，还可以再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许多社会上的不平事都被彻底清除干净，一切都从头再来。但是，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不宽容”，它与检察官并肩而坐，穿着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庇尔式的发型，度过它罪恶的余生。

  一年之前，如果有人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怜过日子，可能也会出差错，他们就会被“不宽容”地送上绞刑架。

  今天，如果有人固执地认为人民的意愿有时和上帝相违背，他们也会被“不宽容”地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个玩笑是多么可怕！
  然而，这个大家都喜欢的玩笑换来的却是100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自由带领人民（德洛克罗瓦画）
  此画主题是歌颂1830年革命，在此可看到法国人民所具有的追求民主、热爱自由的精神。

  可惜，我要说的事并不新鲜。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文词雅句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一直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且很可能永远存在。

  为数不多的人坚持不懈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当的哲学结论，最终使他们摆脱常人的苦恼。

  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精神上的“淡酒”并不满足，总想寻找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只要能发挥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在数量上没有限制就行。

  令许多人大失所望的是，历史学家对于这个事实好像不明白。旧的城堡刚刚被愤怒的民众摧毁掉（这件事被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热情地进行了报道），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同样出于镇压和恐怖的目的建起一个地牢，它的卑鄙、暴虐程度和旧堡垒不相上下。

  就在这时候，刚好有一些民族，终于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把“永远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摆脱了，可惜又接受了一本“永远正确的书”的指挥。

  攻占巴士底狱
  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巴黎人民的三次起义在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旧的统治者打扮成仆人的样子，骑着马疯狂逃往边境。就在当天，自由党闯进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丢下的皇袍，迫使他们的前任流离失所的错误和残酷又在他们身上重演。

  这一切都让人沮丧，但这件事必须告诉大家，因为它的确是事实。

  不用说，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人权声明》的原则规定，对任何公民按照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宗教观点寻求道路和自由都不得干预，只要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不被他的观点扰乱就行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宗教派别的权力都是相等的。自此以后，新教得到了承认，不会因为和天主教徒在不同的教堂礼拜而招惹麻烦，但天主教作为国教，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方面，米拉博有准确无误的能力，他知道这个声名远播的让步并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他试图用一个人的革命来取代一场社会大变革，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对在8月4日晚上表示出的宽宏大量，许多贵族和主教后悔莫及，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整整两年过去了，直到1791年，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宗教派别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而这两年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长了。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都倒过来了。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前途广阔的国家制订了《宪法》，《宪法》要求无论教士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要像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严格地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是对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的直接亵渎。但是，先例或条约这类不值一提的小事，议会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教士只有两条路，宣誓效忠《宪法》或退职饿死。这个看来不可避免的命运被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他们十指交叉，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很多年，现在他们又模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的教民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比新教徒的生活好很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经非常混乱，顾不上采取措施对付《宪法》的敌人，甚至连敷衍了事都顾不上。他们好像都不想冒生命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被人们称为“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的神职人员，很快就鼓起勇气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这些，在300年前正是他们坚决拒绝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的。

  现在我们处在没有这种风险的1925年，回顾那个年代，认为它冷酷滑稽是难免的。由于议会很快就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所以当时官方并没有对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法庭的背叛和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恐慌，导致了从1792年9月2日到7日的一次次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就注定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臣民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国家要被出卖给敌人，哲学家们想按部就班地取得成果的打算这时也破灭了。接下来发生的巨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被无情无义的人得到，这一点只要是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熟悉。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出戏的主角竟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是楷模、美德的真正化身。

  就像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点过时的警告一样，法国开始明白新主人的真面目时，已经太晚了。

  到这里，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几个方面对这场革命进行了研究，但是要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力量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就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

  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愉快和光明支配的，有人认为人类只尊重蛮横力量这一个东西。从今往后的几百年，我们也许会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法国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这一点好像是肯定的。

  有些人想用理智建立一个充满人性的世界，但他们要么寿终正寝，要么死在他们原想授予荣誉的人手中。在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销声匿迹的同时，无知的新至善论的倡导者名正言顺地成了国家的主人，这项崇高的使命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宗教的敌人取得了胜利，这些人基于某种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他们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怒不可遏，敌人的气味使他们脸色发白，早已忘却的狂怒又被重新唤起。还有些人认为，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对教会和它的作品进行摧毁。这件事一点希望也没有，最多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行动，但它符合革命心理的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仍在每天发生。因此基督的旧历、万圣节、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星期和月份，都被法律的一纸公文废除了，一年被重新划分为10天一段，每10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脊梁。

  但这段时间很短。

  雅各宾俱乐部里，四壁空空，这种虚无缥缈的主张，任凭怎样不断地解释和辩解还是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都忍耐不了。既然旧上帝对人们的要求不能满足，那何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理智女神出现了！

  人们后来才弄明白她的真实身份。在当时，一个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的女演员，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她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她被人们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崇拜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出逃失败的路易十六一家返回巴黎

  1791年6月22日清晨，路易十六一行人在数千名国民卫队的伴随下启程返回巴黎。

  至于圣母，几百年来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宽容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一双怜爱的手把她藏了起来，使她没被送进石灰窑烧成灰浆，自由女神的塑像现在立在她的位置上。这个塑像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是一个非专业雕塑家的得意之作。但这并没有结束，巴黎圣母院还领教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4个柱子和1个屋顶，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不幸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真理的火炬”就在哲学圣堂里熊熊燃烧，意在用这火光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不到6个月，“最后的时刻”就来了。

  1794年5月7日早晨，上帝又重新确立了，法国人民正式接到了通告，灵魂的不朽再次被公认为一条信仰。6月8日，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匆塑造出来的新上帝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的罗伯斯庇尔发表了欢迎词。他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鲜为人知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更有甚者，有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名叫凯瑟琳·泰奥特的修女，宣布救世主即将到来，还把救世主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名字透露了，她因此而被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趾高气扬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日益完善。

  巴黎圣母院正外立面

  圣母院的正外立面风格独特，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雄伟庄严。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三条装饰带又将它横向划分为三部分，中间是“国王廊”，雕有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28尊雕塑。

  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闪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就像宗教法庭时代一样，叛国罪和异教罪在法律中又被视为一体，法律规定，只要被怀疑犯有这两种罪的人都将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是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在后来的6个星期中，在断头台刀下丧生的有1400人之多。

  剩下的事情大家非常熟悉。

  罗伯斯庇尔认为，在他认为的一切美好事物中，自己是完美的化身，在品质上是有思想的狂热者，所以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生活在同一星球的权利。随着时间的脚步，他对罪恶的仇恨与日俱增，甚至扩展到致使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地步。

  最后，美德的敌人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开始反攻。经过一场短暂的生死较量，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被毁灭了。

  自此，法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削弱了。当时，法国人民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宗教方面的事情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了。如果做到既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又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那么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真的。由186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可以发现，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并且给那些企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支持，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是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因为他们，趣味读物有了极好的素材，不过，这只能证明他们是心机枉费。

  二十八　莱辛
  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场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交战双方是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

  这次战斗，革命军取得胜利，而且战果辉煌。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联盟军的步兵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连续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皇家军首先撤退，晚上向北方撤走了。参加这次战斗的人中有一个叫歌德的，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年轻的歌德把对这一天的回忆录出版了。他那时站在洛林的泥浆里，泥浆又稠又粘，虽然没过脚踝，他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将永远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一点也没错，在永远值得纪念的那一天，受上帝青睐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参加人权运动的斗士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像鸡一样落荒而逃。他们扛着枪，穿山越岭，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这种思想带到了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

  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下这样的言词。这场革命的领袖已经死去大约150年了，我们尽可以拿他们来取乐。甚至我们还可以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可是，人们经过那些日子的煎熬——他们曾在某一天早晨聚在自由之村高兴地手舞足蹈，随后又像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长达3个月——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漠然的态度。他们刚刚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把乱得像鸡窝似的假发梳理一下，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这种可怕的灾难重演。

  但是，他们必须先掩盖过去，以对抗敌手的成功。这个过去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那个含混的说法，而是自己偷偷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如今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而把狄德罗先生的书当成废品卖掉，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提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加以掩盖，以便使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痕迹不至于暴露，真可以说用心良苦。

  哎呀，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那就是戏剧舞台，就像摧毁一样文字材料的常见情况一样，这比那些说东道西的谣传更加糟糕。为了《费加罗的婚礼》，他们曾经说了成套的好话，现在再说从不相信人人平等的理想会实现，未免过于幼稚。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但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次证明这点。

  这出戏及其成功所证明的东西，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

  这出著名的戏剧在18世纪后期迎合了民众的感情。作者是德国的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因此经常逃学。他的父亲是路德派的牧师，闻讯后把他叫回家，问他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感觉当医生还不如成为牧师，因此父亲的每项要求他都保证做到。但他回到莱比锡后，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借贷担保。这些人后来从城里销声匿迹了，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莱辛被迫逃到了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要经受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首先，他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稿费很低的神学刊物写稿。后来，他的一个有钱的朋友准备做环球旅行，请他做私人秘书。而他们刚一起程，7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了回家的第一辆马车。再次失业的莱辛流落到了莱比锡城。

  但莱辛非常善于交际，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的新朋友。这个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把敏锐的洞察力给予了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使他看到了慢慢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精神。可是，在库内夫战役中，克莱斯特被打死了，这又把莱辛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只好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下来，莱辛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主人是布雷斯勒现在称为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因为驻防生活很枯燥，他就以认真钻研斯宾诺莎的著作为消遣，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流传到国外时，他已经去世100年了。

  然而，日常生活还是解决不了。莱辛这时已经将近40岁了，他想结婚。他的朋友们提议任命他为皇家图书馆的馆员。而此时，因为多年前的事，莱辛已经深受普鲁士宫廷的欢迎。第一次访问柏林时，他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非常慷慨，乐善好施，没有一点架子。他允许莱辛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糟糕的是，莱辛离开柏林时，因为匆忙，非常偶然地把手稿打在了自己的行李里。于是，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的伏尔泰立刻嚷嚷自己被盗了，他的最重要的手稿被那个年轻的德国人偷走了，要求警方必须监控边界等等，完全是一个客居外国的情绪激动的法国人的样子。几天内，他丢失的稿件被邮递员送来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个直率的年轻条顿人对敢于对他的诚实进行质疑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按理说，人们应该很快忘记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但是在18世纪，巧克力罐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直到20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还是不喜欢他那位爱找茬的法国朋友伏尔泰，当然也就不会同意莱辛到宫廷来。

  离开了柏林，莱辛到了汉堡。这里有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的谣传。但是这项规划没能实现，绝望中的莱辛接受了一个工作，是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里当馆员。那时，他居住在沃尔芬布泰尔，这是个不大的城市，不过，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一流的。它存有1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恶意诽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根源当然是无聊。在沃尔芬布泰尔城，人们都不十分信任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快，莱辛再次陷入困境。原因不是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有人传闻他出版了一系列文章来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

  这些文章是以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它们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写的。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小心行事，避开一切争论，因为他对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感到惶恐不安。莱辛按主人的要求做了，但是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立场鲜明地加以论述，于是，莱辛开始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阐述他的看法。

  这出戏诞生于小镇子的娱乐室里，名为《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能找到它，在那里，它的名称是《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久以前，有一个伊斯兰教的王子，他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里榨取一大笔钱。但是让他苦恼的是，没有剥夺这个不幸的人的财产的正当理由，于是，他想了一个诡计。他派人找来这个受害者，大力赞赏他的学识和智慧，然后问他，在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中，他认为哪个最真实。这是个令人尊敬的老人，他没有直接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我来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富翁，有一个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这个戒指戴在哪个儿子手上，他的全部财产就由哪个儿子继承。后来他的儿子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戒指一代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长达好几百年。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3个儿子，而且他都很喜爱，他无法决定这无价之宝该由谁来继承。于是，他让一个金匠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那只一模一样的戒指。临终时，他躺在床上，叫来3个孩子，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把自己当做了那个戒指继承人。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他们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他们都有戒指。这制造了许多争吵，最后把这件事交给法官处理。因为3个戒指一模一样，法官也无法鉴别真伪，所以案件就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末日。阿门。”

  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被莱辛拿来证明他的“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的信念。和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相比，人的内心世界更有价值，所以，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谁也没有权力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也没有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的权力。

  这个思想虽然在1778年备受青睐，但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在大风暴中，小诸侯们想方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他们为了使丧失的声望得以恢复，拱手把土地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凭借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成为精神支柱，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实实在在的反动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那些想按照半个世纪前的宗教宽容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最后终于失败了。结果也只能是这样。事实上，各国大多数人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把工商业彻底破坏和各种关税都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需要和平，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们想做生意，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不再被逼喝从橡树上挤出的恶心的汁液。只要能享受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宁可对一些不方便的小事加以容忍，比如向每个戴有铜纽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对官方打扫烟囱的助手都用“先生”来称呼。

  但是，完全是出于需要才有这种谦卑的态度，人们经过漫长的动荡年代要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然而，仅仅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和对上帝任命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彻底忘记，那可就错了。

  反动独裁者都玩世不恭，他们的政府也具有这种思想，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以为然，主要要求表面的墨守成规和秩序，因此，平民百姓就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地思考。但他们不准把个人的见解公开，必须保持缄默，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没有暗探藏在沙发底下或炉子后边。但是，他们一方面可以饶有兴趣地谈论当时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从被正式检查、反复斟酌、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1600年，于是，他们就又会悲惨地摇摇头。

  自从公元1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无所知的主人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主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又在做。由于有人站在装饼干的大桶上言辞激烈地攻击政府，这些主人命令搬走大桶，认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一有可能，出言不逊的讲演家就被他们送进监狱，并处以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但在许多方面，这些主人只是轻率、浮躁的傻瓜，因为他们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

  其余的人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都会回避公共游憩场，躲在偏僻的酒馆里或城市中拥挤不堪的公共旅店里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相信这里的听众更加谨慎，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也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些许权力，又时刻害怕自己的官方声望就此丧失，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事了。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会因为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被这个小插曲打断而高兴。因为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褪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仍然还是一个国王。但对一个三等城市的市长来说，如果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可笑的自命不凡的人，一个受人们嘲笑并陷入困境的人。所以，要是有人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却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依然昂首挺胸的人，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对现存秩序公开质询的人来说，他们的处境就糟糕透顶了。

  他们的谋生之路立即被羞耻地剥夺了，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驱逐出境，妻儿全部留给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某些人带来很大不便，那是一大批真挚的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不过，时间是伟大的清洁工，这些和善学者们制服上的能被地方警察发现的污渍全被它除去了。今天，人们能够记住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主要原因是他干涉了一个人的学说，这个人是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的行动准则要能变成宇宙规律，按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受到“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的推崇。昆布兰公爵在做汉诺威的国王时，把一个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流放了，因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因为这昆布兰公爵臭名昭著。梅特涅的声誉也很差，因为他对音乐领域有了怀疑的行为，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不幸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快乐帝国”博得了整个世界的好感，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已经被人们忘记了，有比光彩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约翰·施特劳斯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更重要的东西。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奥地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徒马上找到了用武的地方，那是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块沃土。可是，等到鲁道夫二世成了皇帝，这一切全变了。

  这个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这个统治者认为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一点意义也没有。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出奇，不可理喻，他的帝国却因此而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选费迪南德做皇帝时，这种变动就发生了。因为他是哈普斯堡皇室中唯一多子的人，所以有了当君主的资格。在统治初期，他还参观了1219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马尔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中心的著名的天使报喜馆。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费迪南德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言而有信。1629年，他再次宣布天主教是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西里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同时，匈牙利和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的嫁妆都是大量欧洲地产。费迪南德于是着手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群居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直到18世纪下半叶，新教徒还能在匈牙利保持独立，因为他们拥有特兰西瓦尼亚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可是对于教皇的不断干涉，就连这些思想呆滞的人最后也厌烦了，他们很想冒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我已经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说过，在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看来，教会体制是彻底错误的。评论家们认为，因为教会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而他们又是教区居民推选出来的，所以在殉道者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由于罗马主教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在教会委员里享受优惠的待遇，因此他们接受他。但他们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种荣誉性的权力，因此教皇不应该认为自己和其他主教相比可以高高在上，而且不应该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应有范围之外。

  为了对付这种思想，教皇使用了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方法，结果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不少勇敢的改革者因此而丧命。

  这个问题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这种思想被约翰·范·抗泰姆给复苏了。他是财大气粗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以弗布罗纽斯这个拉丁文的笔名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曾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后来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求学。他到那里时，正赶上纯加尔文主义被怀疑在老城堡中存有自由派。后来，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被允许进入神学界，还发表了赞扬宗教宽容理想的讲演，就在此时，这种怀疑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最起码，抗泰姆的推理方法具有独创性。

  他说：“只要上帝愿意，就可以随意引导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观点。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万能的科学定律，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而上帝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假如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意愿。”

  抗泰姆是否受到了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这很难说。但是，在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后来，他在主教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把自己的思想发展了。

  很快，抗泰姆的书于1764年2月就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谴责，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时他得到了玛丽亚·泰雷兹的支持，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这场运动在奥地利繁荣起来，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最终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把它赐予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也是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的惊人天才可以在错误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最近200年以来，要想让奥地利的孩子们再把新教徒当做自己的手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家长在哄孩子睡觉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就让新教徒把他们领走，这使孩子认为，新教徒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尾巴的人。同样，约瑟夫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他身边总是包围着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因此，他突然表现出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是大胆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财富的第一人。

  3个月以后，他做了更骇人听闻的事。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被他扩展到了犹太人那里，让他们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这些犹太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幸运儿。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没有结束，对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来说，现在奥地利成了他们的天堂。

  但愿这是真的。在常识问题上，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可能有一个飞跃，但奥地利的农民一直认为犹太人和新教徒是他们的天敌，这种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因为古往今来他们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颁布一个半世纪了，但和16世纪相比，天主教会以外的人地位依然不利。按理说，犹太人或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成为军队总司令。事实上，他们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顿饭都不可以。

  对这份一纸空谈的《法令》就说到这儿吧。

  二十九　汤姆·佩恩
  曾有一首诗歌在某地流传，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着奇迹。

  这个说法对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讲，它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17世纪的前半叶，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人，他们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不知内情的参观者并不把他们当做基督徒，而认为是摩西的追随者。这些开拓者和欧洲国家被宽阔寒冷、波涛汹涌的大西洋隔开了，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统治，是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中达到了极点。

  乍一看，似乎不可能说这些令人尊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有很大功绩。而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曾有过的敌对情绪，在对抗爆发之前的《美国宪法》和其他许多文件里，这种宽容倾向被讲得很明白。事实是，因为17世纪的镇压很恐怖，就注定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反作用，这作用对自由思想是相当有利的。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突然间都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也不代表他们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不过，他们的头领差不多都是新思想的代表，他们都很有能力、很有谋略，他们的宽容思想都建立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上面，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拔地而起。

  如果他们的对手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不会这样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区的事情始终错综复杂。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的一些胡格诺教徒被派来了，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野也被英国的各个宗派相中，他们都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小天堂。

  这对各种宗教的发展很有帮助，不同宗教之间很平衡，各派移民者的头上都被强加了一种互相忍耐的形式，这是一种最原始最初级的形式，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有一些体面的绅士是靠坐收渔利发财的，这个发展对他们来说实在可恶。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多年之后，他们还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他们没得到什么，但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好像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的信条。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在我们国家，那些很少却勇气十足的反对者是最易受攻击的。

  思想传播得很快，甚至要传播一种能使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见解，只需一只小小的80吨重的双桅帆船就足够了。虽然18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却有充足的书籍。在13个移民区中，有一些聪明的人开始明白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听不到。他们的先知是那时的书商。他们表面上的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也不公开脱离已有的教派，但是时机一到，他们立刻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老王储的最忠实的信徒。那个老王储以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为理由，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这三件事是“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知道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公共舆论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法庭，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的思想就被他们写进文件里，被置于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弗吉尼亚的公民是善良的，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而他们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点弗吉尼亚的公民并不知道，否则，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然而，托马斯·杰弗逊，那个最成功的政治家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他宣讲的一些理论，比如说宗教不能用武力或暴力，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所有的人都有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的同等的权利等，都只是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的重复。

  后来，人们又听到“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为条件”、“国会不应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禁止自由运用宗教”之类的邪说，这种做法得到了美国反叛者们的默许和同意。

  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政教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需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

  不过，就像奥地利或其他类似地方一样，这里的平民百姓比领袖保守得多，领袖们只要稍稍偏离老路，他们就掉队了。在许多州，那些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还继续受到限制，而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置本国宪法于不顾，依然排斥持异见者。所有这些不幸很快降临到一个叫汤姆·佩恩的头上。

  汤姆·佩恩
  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1774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起航驶往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

  汤姆·佩恩对美国的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他体内流的是英国人的血，是个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是个叛逆者。

  他在40岁时访问各移民区。在伦敦时遇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被建议“西行”，他接受了。1774年，带着本杰明的亲笔信，他起航前往费城，帮助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理查德是富兰克林的女婿。

  汤姆是个资深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发现自己处在了漩涡中，那是考验灵魂的重大的漩涡，但他的头脑很清晰。有关美国人不满情绪的凌乱材料被他收集到一起，融入一本小册子中，很短却很亲切。它通过普通“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该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协力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立刻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有个完全自由的民族，它叫“美国”，它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宣战。

  独立战争一结束，佩恩就回到欧洲，把政府的种种愚蠢行为告诉给英国人民。当时，在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恐怖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不信任的眼光审视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叫埃德蒙·伯克的人被这一切吓破了胆，他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此文刚一发表，佩恩马上义愤填膺地予以回击，写了《人的权利》一文，结果，他被英国政府通令受审，罪名是叛国罪。

  与此同时，崇拜他的法国人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但他非常乐观，接受这项荣誉，来到了巴黎。他住在这，一直到被罗伯斯庇尔怀疑才离开。佩恩急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名为《理智时代》的书，因为他知道自己随时随地有被捕或砍头的可能。在即将入狱时他发表了书的第一部分，然后在10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完成了书的第二部分。

  佩恩把真正的宗教称为“人性的宗教”，他认为，无神论和盲信主义是真正宗教的两个敌人。在表达这个思想时，他又受到了大家的攻击，1802年，他回到美国后，受到了人们的极端仇视，被人们称为“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直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这名声还继续着。

  他没出什么事，既没有被绞死，又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这千真万确。只是没有人理睬他，当他鼓起勇气要出门时，大家就鼓动小孩子向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被人们唾弃和遗忘。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写了一些小册子，那是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

  相对于好的开端来说，这个结局好像是最悲惨的。

  但这种典型的事例，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屡次三番地发生。

  个人的不宽容在公众的不宽容的愤怒刚刚发泄完时接踵而来。

  官方已经终止了死刑，但又诞生了私刑处死。

  三十　最后一百年
  这本书如果在20年前写一定很容易。那时，大多数人几乎把“不宽容”当做“宗教不宽容”的同义词，如果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那么大家都会认为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然后爆发了战争。

  世界的变化很大。

  我们得到的是十几种不宽容的制度，而不只是一种。

  对同伴的残酷形式有上百种，而不是只有一种。

  刚刚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的社会，又陷入了更为痛苦的境地，要忍受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及很多不值得一提的不宽容，10年前的人们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它们存在。

  直到最近，还有很多好人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中，他们把发展看做一种自动时针，认为只要偶尔表示一个赞赏，就用不着再上发条，这种想法好像太恐怖了。

  他们凄惨地摇着头，嘟嚷着：“虚荣，虚荣，全都是虚荣！”他们对人类本性所表现的惹人厌恶的固执抱怨不已，人类代代受到挫折，却总是不能吸取教训。

  他们直到彻底绝望的时候，才加入快速增长的精神失败主义者的队伍，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依附于某个宗教协会，用最悲惨的语调宣布自己的失败，并对以后的社会事务不再参与了。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他的宽容大度众所周知。某年愚人节，一家报社说马克·吐温辞世了，许多人信以为真，前去凭吊。后来得知被骗，众人纷纷谴责这家报社。马克·吐温却诙谐地说：“他们说得千真万确，只不过把日子提前了一些。”

  对这种人我不喜欢。

  和懦夫相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将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说到这里，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我们对自己不能撒谎。

  毫无解决的办法。

  最起码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在当今社会，人们要求药到病除，希望借助数学、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把地球上的一切困难快速而又顺利地解决掉。但是，看待历史我们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知道文明不会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开始，也不会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消亡，因此感到是有希望的。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论断，让人感到悲哀绝望，比如“人类一直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没有过变化”，“和4000年前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些都是违背事实的。

  这是视觉上的一个错误。

  进步的道路经常中断，但是，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之度外，根据我们掌握的有关2万年历史的一点具体材料，对这段历史作个冷静评价，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确实千真万确，但事情总是从不可名状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级完善的境界，这个看法是毋庸置疑的，是坚定的，甚至于世界大战的严重错误也动摇不了。

  人类的生命力顽强得令人难以置信。

  它的寿命连神学也比不了。

  总有一天，他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历经沧桑、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法规。

  母狼哺婴铜像
  相传罗慕路斯兄弟遭仇家追杀，被丢在台伯河岸。后来被一只母狼发现，母狼哺乳养育了他们。后来兄弟俩长大，建立了罗马城。虽然这只是传说，但罗马人民为纪念他们，在罗马城中建起了这座母狼哺婴铜像。

  这一代人会被许多精神罪恶扰乱，人类将学会如何消灭这些罪恶。

  历史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秘密揭示开来，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毁灭它。

  这首先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是教育的问题。

  当然这听起来有点像老调重弹。最后这一个世界，人们的耳朵灌满了教育，人们甚至有点厌恶这个词。他们留恋过去，那时的人虽然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慧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纯粹的事实积累被看做是现代孩子们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这些，我想说的是，对历史善意大度的了解孕育了对现时的真正理解。

  不宽容只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力图证明过这一点。

  一只狼与众不同，无论是弱狼还是强狼，一群狼都不能容忍，它们一定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一个吃人的部落不会容忍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子带来灾难的人，会野蛮地把他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胆敢质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的人不能长时间居住于这个神圣的国度里，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的爆发中，这位闹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服毒来结束生命。

  有些法律是从罗慕路斯以来就必不可少的，如果古罗马允许几个毫无恶意的狂热者去践踏它，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只能与它的传统自由政策背道而驰，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不宽容的事情。实际上，教会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完全靠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而生存，因此它被迫走向镇压和凶残的极端，导致许多人宁可忍受残酷的土耳其人，也不愿要慈悲的基督教。

  重重困难总是包围着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伟大战士，但是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就绝不能对一切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持宽容的态度。于是，他们以“改革”的名义，试图或者说已经犯了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丢掉权势也同样是因为这些错误。

  过去了多少个时代，生命本应是光荣的历程，却成了可怕的经历，而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直到现在，人的生存还完全被恐惧笼罩着。

  我再说一次，所有的不宽容都是因为恐惧。

  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方法和迫害形式，都起因于恐惧，竖起断头台的人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的表情都极端痛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惧的集中表现。

  这个事实一旦被我们看清，这个问题就立刻有了解决的方法。

  在没有恐惧笼罩的时候，人们是非常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迄今为止，人们很少有实践这两个美德的机会。

  不过我认为，不能活着看到这两个美德的实现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毕竟太年轻了，年轻得滑稽可笑。这些美德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是不合情理、不公正的。

  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

  它使我们在该有耐心的时候愤怒。

  它使我们在该表示怜悯的时候说出尖酸刻薄的话。

  在撰写这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力量诱惑人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万万不可。

  生命是稍纵即逝的，而布道却容易冗长。

  某种意思用一百个字表达不了，那还是不说的好。

  宽容的桥梁

  宽容是一座桥梁，当你从桥这端走到桥那端时，你会发现世界如此宽广。

  我们的历史学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史前时代他们侃侃而谈，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又信口开河虚构一段黑暗时期，还创作颂歌赞美想象中的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因为这种错误，他们心怀愧疚。

  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和那些知识丰厚的博士巧妙组成的画面不适应，如果他们偶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会低声下气地说几句话道歉，嘟嘟囔囔地说：“真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只要时机一到，就像公共马车给火车让位一样，这种情况就会全部灰飞烟灭。”

  这话听起来倒很顺耳，不过是假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自尊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我们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我们的精神健康反而更好些。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目标迈出第一步，那目标还隐藏在未来的山岭中。

  只要这个世界还笼罩着恐怖，谈论黄金时代、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

  只要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还存在不宽容，要求宽容简直就是犯罪。

  等到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盲目崇拜一纸空文等不宽容现象都变成“天方夜谭”的时候，宽容统一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可能要1万年，2万年，甚至10万年。

  但不论怎样，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当人类获得第一个胜利，即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胜利被载入史册的时候，它就会接踵而来。

  后记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25年《宽容》出版了。现在几乎成了古典作品，他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做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尽力试着说明，在近10年里，宽容的理想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有仇恨、残忍和偏执的生存空间！这一切肯定不是没缘由的，如果确实有原因而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说出来吗？

  我答复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是一件难过的事，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

  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哪页和这本15年前写的书分手，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把最后一章删去，理由是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错，这毋庸置疑。确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与其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为我的结束语伴奏，还不如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

  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和出版商一样，我对前景也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在这世界上留很多年，我想应该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向往，而1940年又是怎样把这种光辉的梦想彻底打破的。这才是唯一公正的方法。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他们应该知道。

  通了几次信后，出版商被我说服了，他相信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下面的内容就是我写给出版商的对《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7年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丑巫婆的大锅”，里面汇集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成了大杂烩，除非我们发明一种能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来解毒，否则，我们全都会被它毒死。对于这个令人作呕的容器中倒入的各种成分，我做了仔细的研究，对这个讨厌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我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观察。那个臭气熏天的大杂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只有剩下的少数几个国家是民主的，和那里的居民一样，我对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也迷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灌进旁观者的喉咙里，虽然这些旁观者对他们毫无妨害。很明显，这些旁观者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是，如果他们不假装高兴并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会立刻被杀。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把我耐心观察的结果告诉你。

  为了把这个问题的起因弄清楚，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强干、令人尊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来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看一下记录，看可以找到什么。

  你养猫、狗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养它的家庭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在这里，我提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走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它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关系密切。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训练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因素，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非常荒唐地珍视着。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揪下它身上的一撮毛，但是却不允许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如果谁这么做了，它就会立刻狂吠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的粗毛大猎狗，知道自己会被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狗敢于跨越界限（它所认为的能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区域）一步，它就会向那头凶狠的大兽猛扑过去。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暴跳如雷。

  对那些森林居住者的习惯，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很熟悉。我从他们口中得知，野兽具有集群本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多么有利，它们也不会容忍外面的野兽加入。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中，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用于对付一条陌生的鱼出现的情况，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允许一条外来的鱼加入。

  关于动物学，我不是很精通，但我掌握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在某个所谓的历史时期，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我研究人类在那时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一直都是“群居动物”，一些同路人结成了某种排他性集团，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属于这个集团，他的成员和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苟合时，他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偶尔会由于经济上的需要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但这种安排坚持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有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才能使人们不顾艰难险阻而聚集在一起。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这段历史。由于自己都远远比别人优越，没有任何共同理解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所以，每个团体、部落、宗派和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而且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我给你举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

  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人从一开始称呼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呢？这种例子多得吓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还有更荒谬的“属于上帝的人”。在其他人眼里，埃及人是卑贱的小农，而他们却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人”。犹太人也用“上帝的人”来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的芬兰也叫“苏密”，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意思也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有许多部落，其中，塔希提岛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们也用“上帝的人”称自己。波利尼西亚同西亚远隔千山万水，北非和北欧也相距万里，这些地方的居民在种族上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明显地看不起其他人类，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而别的人是异己，不体面，应该被鄙视，甚至可能的话还要远远躲开。

  乍一看，希腊是这个耸人听闻的规律中的一个例外。不过，他们自负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嫡系后裔，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对本种族的人很尊重。但他们对所有非希腊人都很蔑视，粗俗无礼地把其称为异己，甚至于那些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心胸豁达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被他们认为是低劣的人，这从他们不屑地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就可以看出来。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愚昧落后的水平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不相上下。那些土著人一直没学过3以上的数，却得意忘形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因此，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那是愚蠢至极的。

  对于这种傲慢无礼的可恶的形式的限制，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是不接受的。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没有旁人高！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对这一点，他们从不屑于做一点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足够了。对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大呼小叫是有失身份的。罗马对此，至少在这方面是毫不在乎的。

  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值得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人，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除了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举足轻重的问题的特定信仰。结果，不论大小，每个集团都总是居住在铜墙铁壁的城堡里，外界和外来的影响被他们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挡在外面。

  美国已经独立150年了。的确，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最危险的极端行为毕竟被我们避免了。可是，如今偏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飞快地走向定型，但好像我们并没有从世界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就在我们的大地上，各个种族还是紧密团结成一个整体，各自为政，好像从来不知道《人权宣言》一样。对于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宗教团体似乎从没谈论过，它们不但强行限制自己成员阅读和思考的自由，还置全体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于不顾，自己定起法律来。在方寸之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能看到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人们始终认为它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显然，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些过早。近6年以来，因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对未来最乐观的人们相信，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回到了几乎是地地道道的中世纪。

  这个发现并不使人愉快，但不久前，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也因此不会改变。”确实这样，所以面对这些最讨厌的发展时，让我们勇敢起来，做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找到对付它们的方法！
  从广义上讲，“宽容”这个词一直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异常发达的人才会购买它，这些人在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看到整个人类具有非常广阔绚丽的前景。这本书一开始，我引用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的话，他们和他一样向我提出这样的质问：既然我们仰望看到的是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是同一星球的旅伴，既然我们同住在一个蓝天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能找到答案，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彼此仇视呢？但是，假如我们有勇气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词，那些不宽容帮派（坚信通往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他们的那条路）的首领就会立刻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那是狭窄的小路）的人注定要永远下地狱，于是，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镇压，来警戒别人不受他们的怀疑的影响，使别人也去尝试“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的路途。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是4世纪的人。自此，对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思想高尚的人有时用提高嗓门的办法来捍卫。有时（但时间很短），他们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思考，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求拯救的方式，但这种宽容的态度从来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一直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下层对来自上层的干预不甘心接受，这些干预者便凭借传统的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假如没有其他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经常需要警方出动，以防流血事件的发生。

  美国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所有的美国人对他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一代人最后得到了回报，但等他们死后，在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像潮水般涌进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他们不仅带来了这里必需的强壮臂膀，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种问题上独断专行，绝不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对大陆资源的勘探，以至于认为一切问题都能在这口大熔炉中得到解决。但是，任何物质的熔化，都是缓慢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物质都顽固，最不愿意被液化。最终便出现了这个局面，各种各样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不宽容比中世纪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也只不过是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来“说服”异教徒。

  这样，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在前几页说过，并不信赖对烦恼的事情采取置若罔闻的政策。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又要慢慢制定出细致的长远计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手足无措了，因为文明再也不能经受类似于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连续打击了。

  从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像飓风一样，不仅把大多数人类组织摧毁了，而且使许多人穷困潦倒甚至死去，这些损失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除的。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中毫发无伤的人，只顾兴致勃勃地修理自己的房屋，对别人变成废墟的大厦根本不加理睬。最后，在周围饱受打击的被遗弃的房屋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然后，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一些不健康的陌生人，他们在一些凄凉的地窖废墟里，把一些被抛弃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而这些人都是在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的荒凉灌木丛里长大的。

  重建工作既然已经滞后了许多年，我们就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它。世界大战后，和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世界迫切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但结果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因此，应运而生了许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使我们记起了一些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和臭气熏天的羊肠小道里发展起来的，至今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不堪，就逃了出来，潜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子里。对此，我们就像17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一样，毫无准备。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怪眼圆睁，闯入学校，传授宽容学说的哲学家被他们处死了，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对那些自诩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的诅咒。

  不错，现在我们像过去一样吃惊和绝望。现在，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席卷了整个地球，我们再想清除已经为时过晚。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承认它们存在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多少年来，有种很古老的人类性格一直在沉睡，它等待着重整旗鼓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归来，而且因为受了长时间的压抑，它的狂暴、愤怒和残忍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强烈，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瘟疫看做这种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

  我们恐怖的眼神面前的图景就是这样。为大西洋祝福吧，因为它的辽阔，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风暴中，我们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稍有不慎，病毒就会登上海岸，把我们消灭。

  “我们能做些什么？”刚才我这样问自己。依我之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耍嘴皮子是没用的。幻想自己如何优越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快崩溃的进程。因为我们的怜悯和长时间的容忍态度会被民主的敌人误解为单纯的软弱，他们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等到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才会明白，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灭亡的。就像对着一群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的白蚁花言巧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一样，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理论的人大谈特谈宽容，但实质上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不，按我对当前形势的理解，现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是我们鼓励敌人进来了。我们是他们的保护人，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以致他们反对自己的保护人的力量绰绰有余，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还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角落里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迫切地感到负有绝对的责任——他们休养生息，保存实力，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能把这看成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许多领土被我们暂时丧失了，所以，最起码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做好再次发动启蒙运动的充分准备。

  这样，在宽容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苟且偷安、对局面漠不关心的生活，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侥幸心理。它们不仅有发生的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还数见不鲜。我们是一支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军队，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再次为带来最后的永久的理性而奋勇前进，使它的威力得到发挥，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工作，是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我不否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斗争中最艰巨的，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千古。这场光荣之战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拥戴，因为他们，人类才从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和怀疑、恐惧结合，那最谦卑温顺的人也会被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牲畜，变成与宽容的理想势不两立的死敌。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