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5）
2022-12-17 作者： 胡适
第五十八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六卷）》（5）
晋芳所记不甚正确。廷祚自记云：
初府君少聘于田氏，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为妇翁所器，不忍忘知己，为不娶者二十六年。后迫于王母之命，始娶徐嬬人。
京萼死时（一七一五），年七十一，廷祚已二十五岁了。娶徐夫人时，京萼不过四十多岁。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程廷祚出世的次年，他的父亲京萼游武昌，认识了陶窳，陶窳字甄夫，也是一个明末志士的儿子。陶窳的父亲陶泓，字秋水，官主事，改同知，曾从军，兵败后入滇，忧愤而死，遗命儿子们不得做官。陶窳一家住在云南的教化长官司，他二十六岁时（一六八二）才出滇，寻到他的巴陵故乡，把一个兄弟留在那边，他自己回到云南，把陶泓的棺材和一家人都接回巴陵。这个人的行为颇有点像《儒林外史》里的郭孝子。他后来不但把两个女儿嫁给程廷祚和他的兄弟嗣章，还介绍他读颜李的书。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程廷祚十岁，他的兄弟嗣章八岁。陶窳从浙江来游南京，访萼，谈了一天，别去。他见了廷祚兄弟很赏识他们，就托人写信来，要把两个女儿许给他们兄弟。
次年程廷祚的母亲徐夫人死了。京萼答陶窳书，决定婚约。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程廷祚十九岁。在这一年，北方颜李学的领袖李塨（恕谷，时年五十一岁）受了陕西富平县知县杨勤的聘请，到富平作幕宾。这时候，陶窳在商州知州沈廷桢的幕里。是年李塨和沈廷桢在省城会见。《恕谷年谱》里记沈廷桢来拜，自称后学，“天下惟先生一人”。
次年（一七一〇）李塨再往富平，闰七月游商州，沈廷桢迎入州署，这是李塨第一次认识陶窳。《年谱》中记：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廷弼）传》，言杀襄愍者，道学邹元标也。先生（李塨）因叹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沈廷桢留先生居商州讲学，辞之。执贽令其子永言，侄素存（都是陶窳的学生）从学，辞不获已，受之。
先生赠甄夫玉带，甄夫报以核桃砚（《恕谷年谱》卷四）。程廷祚作《外舅楚江陶公行状》（《文集续编》八）记，
罗田令沈君廷桢擢商州牧，公（陶窳）时教其子，与同去，凡三载，因遍游咸阳以南，览关西形胜，登太华绝颠，极目沙漠之表。……已而病目，几失明；愈后归武昌。
但此状中不提他在陕西见李塨的事，全篇也没有一句话谈起颜李学派和陶窳的影响。大概他作状时，已不很愿意宣传他和颜李学派的关系了。
《行状》中说陶窳
早弃制举业，独攻经史之学，能晰大义。善为诗文，旁及书画摹印，无不精妙。自号曰楚江陶者，尝自序曰：“陶者喜读书，每恨不生定哀间，与游夏诸贤相上下。雅不好仙佛，亦不喜濂洛，谓圣贤者贵于致用，安事虚谈性命，惫神章句耶？”
在这寥寥几句自序里，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颜李学者的气概。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陶窳带了家眷，从武昌迁居南京。次年（一七一二），陶家两个女儿嫁给程廷祚（二十二岁），程嗣章（二十岁）。嗣章字南耕，用力于史学，也颇有名。
结婚之后，程廷祚从他的岳丈那边得着颜元的《四存编》和李塨的《大学辨业》。他那时不过二十二三岁，还在一个容易受感化的时期，他读了这些书，又受了陶窳的直接影响，在两三年之间，他的思想起了绝大的变化。他变成了颜李学的一个青年信徒。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他二十四岁，在那年的冬天他发愤要编一部《闲道录》，闲是防护，这部书的目的是要防护正道。他拟定了编书的条例，写了一封信给李塨。这封信不曾收在《青溪文集》里，现在保存在李塨的《恕谷后集》里：
新安后学程石开顿首再拜，谨奉书
恕谷先生门下：
开少好辞赋，亦为制举文，其于学术之是非真伪，未有以辨也。弱冠后从外舅陶甄夫所，得见颜习斋先生《四存编》及先生《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盖圣学之失传久矣，数百年来，学者不入于朱，则入于陆，互起而哗。自习斋先生出举唐虞三代学教成规以正流失，廓清绍复之烈，未见有如之者也。先生嗣其后，自当若孟子之遵孔子。不然，则荒塞于战国之横义，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师，至今为烈也。夫物盛则衰。以先生师弟得二千载已丧之真传，乘数百年将更之气运，宜一呼而靡然从风。然而应者尚寡。非三代周孔之学必不可行于后世也，静坐读讲，其习进可以干禄，而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为教，则孝弟忠信，礼乐兵农，躬行力学，不得漫然虚大者也。又安肯违其所甚乐，而从其所不便耶？虽然，势极必返。愿先生省可己之文辞，绝无益之交往，保爱精神，以道自尊，而专肆力于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康其传，令天下不病于道之难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复。则先生之无负习斋，而大有功于当时后世者也。开也愚弱，未能即时北上担簦执贽，拟先撰《闲道录》以矢愿学之心。谨条录请正，临书不胜瞻依驰溯之极。
这封信是次年春天（一七一五）托人带去的。那时李塨住在保定蠡县，交通不便，这封信在路上担搁了差不多三个整年，直到丁酉年（一七一七）十一月初八日，才到得李塨的手里。
那时李塨已是五十九岁的老人了。他的老师颜元已死了（一七〇四）十四年了。自从颜元死后，他时时留心寻访可以付托颜氏学统的人。康熙丙戌（一七〇六），他的好朋友王源从广东回来，向他提起魏禧的话：
考古以证今，阅事以察里。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之不死。
李塨很佩服这几句话。他们从此更留意延览人才来“自大”其学派。他们起先看中了方苞与戴名世，尤其是方苞。戊子年（一七〇八），李塨写了一封最恳切的长信给方苞，劝他接受颜氏学说，书中说：
今塨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夹扶寡侣，传受尠人，……日为壹郁。以门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学，则登高而呼，所听者远，南中后进殊尤，必有闻风而兴起者。较之穷崖空谷之鸣流，虽厉莫闻，何啻霄壤？
最后说的更沉痛了：
今圣道之悠谬二千年矣，颜先生忽出而独寻坠绪以开吾徒，岂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圣之所启也。门下雅欲为不朽人，必不随场观笑。富贵既如浮云，文辞亦属春华。其所以仡仡自立者，必有在矣。继往开来，幸力自决。（《恕谷后集》四）
但方苞（戊子年四十一岁）没有这种“继往开来”的勇气；他的最高理想只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不久（一七一一）他又被他的同乡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子牵累下狱了，在狱里一年多（一七一一——一七一三），被清圣祖特别赦出。从此以后，方苞成了皇帝最赏识的一个文人，他在那提倡程朱理学的康熙帝和李光地的庇护之下，更不敢做打倒程朱的颜学领袖了。所以他不但没有接受李塨的恳切劝告，后来竟成了颜学的叛徒。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李塨的长子习仁死了，方苞写信给李塨，说这是攻击朱子的报应！他说：
《记》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欤？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毛奇龄），又吾兄所目击也。……倘鉴愚诚，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语，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见，以共明孔子之道，则仆之言虽不当，而在吾兄为德盛而体恭，所补岂浅小哉？（《方望溪文集》六）
后来李塨死了（一七三三），方苞不待请求，自己作《李刚主墓志》，说王源被他驳倒了，“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又说他从刑部狱里出来时（一七一三），曾力劝李塨，李塨也听了他的话。
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望溪集》十）
他这样诬蔑王源和李塨，大概只是要洗刷他早年和颜李学者往来的痕跡。他已是惊弓之鸟了，没有“仡仡自立”的勇气了。
李塨那时最佩服的是王源，但王源已死在客中了（一七一〇）。在程廷祚写信的那一年（一七一四），李塨新得了一位南方同志，他是武进的恽鹤生，字皋闻，学问见识都很好，又是诚心的信仰颜李之学，所以李塨很高兴。但恽鹤生那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究竟不是年富力强的后继者。后辈之中，只有一个冯辰（字枢天，清苑人），但也不是有“继往开来”的魄力的人。
在那个最盼望青年后起有人的时期，忽然一个寒夜里来了一个江南青年信徒的热烈同情的书信！李塨收到程廷祚来信时的欢喜，全流露在他的《复程启生书》里：
丁酉十一月朔后八日，安平门人赵渐逵持一函至，灯下展读，则发自金陵，甲午冬书，乙未春付邮，至今四载始达。鉴照高远，辞滚滚如江河。读已而喜，再三读不自休。向尝疑天意不可知，今乃知天之不丧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才逾弱冠，而卓见圣道如此，岂造物无意笃生者耶！
他很老实的倾吐他“求友”的心愿：
塨自二十一岁从游颜习斋先生，……犬马之齿今岁亦遂匆匆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怅，以远近问学者虽有其人，大率一长一解。求其明于心，行于身，宜畅于言语，发挥于事业，可全以付者，寥寥。
甲午冬，武进恽皋闻至，博淹，敦廉耻，一闻习斋学，遂共学，笃行著书，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乐。皋闻少余不及十岁，其与陶甄夫之与予交，年之先后仿佛也。及予老耄，而诸君亦就衰矣。非后进英奇使圣道相衍递嬗以至无穷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则习斋虽亡而不亡，谫陋虽衰而未衰也。庆幸私情，冀望无涯。
我们现在读李塨给方苞和程廷祚的两封信，还不能不感觉到他的苦心，他的热诚，他的悲哀，他的欢喜。对于那个不曾见面的江南少年程启生，他从此抱着绝大的希望。《恕谷年谱》在次年（一七一八，恕谷六十岁）记云：
看陶甄夫《秦关稿序》，内有云：“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岂南方信此道者已众乎？
这当然是引恕谷“日谱”的原文。陶窳这一句话正打在李塨的心坎上。他在壮年时曾到过江南，他现在想再去看看，究竟陶窳的话是不是太乐观了。在这一年（一七一八），他出去做了八十三天的通州学正，次年回到家里，决定要往南方去。《年谱》记云：
思身已衰矣，行道无望矣。广布圣道，传之其人，是余责也。南方学者多有兴起，当往观之。
他于八月二十日出门，先到安平县，见着赵伟业；次到枣强县，见着王宗洙；次到故城县，见着恽鹤生，互换他们的日记，各有评语。从故城到郑家口，见着刘敬庵，姬鹤亭。故城，郑家口都在直隶山东的边界上，从此入山东省，到武城县，见着刘天植，张熙甫。九月中，他回到枣强，仍由安平回家。他有诗云：
一鞭游历戒清途，为喜斯文近不孤。
到处入门攻礼乐，几人搔首问黄虞？
清河滏水天光远，蚕庙浆台草色枯。
坠绪茫茫俨有待，可能万里走。
隔了一年，李塨六十二岁（一七二〇），他决定搬家到南方去住。他进京去和方苞商量。那时方苞虽已赦免，虽已得康熙帝的信任，但已被改隶汉军旗籍（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才赦归原籍），不能回南方去了，所以方苞把他的南方田宅和李塨的北方田宅交换。方苞写了家信，付李塨带回南方去看田宅。十月中，李塨南行，十一月十七日到江宁，住方苞宅内。
他在南京见着程廷祚和别的朋友。这时候程廷祚已三十岁了。程廷祚自己也说：
某弱冠得读二家之书，壮岁晤刚主先生于白门，往复议论。（《青溪文集续编》《与宣城袁蕙纕书》）
这时候，陶窳已死了一年（一七一九），程京萼已死了六年（一七一五）了。李塨很属望于程廷祚，这一次南来的一个目的是要抓住这个年少才高的新信徒。他本已决定久住南方，所以他这一次在南京住的日子很短：十一月十七日到南京，十二月初六到高淳看田，又到宁国，在宁国知府黄瑶圃的衙门里过年，次年（辛丑，一七二一）正月初九才回到南京方宅，正月十七日就北上了。看《年谱》所记，李塨在南京作《赠张籲门序》（序见《恕谷后集》二），有程启生的长跋，此跋也不曾收入《青溪文集》，其中有几句话是值得注意的：
恕谷先生来金陵，请业问道者无虚日，而籲门与焉。夫先生之学追圣轶贤，其论道之始卒，非好深思者，或痼于旧说而疑之。籲门独以年少往来寓室，从游靡倦，必其好之笃而信之专也。……先生以成就后学为己任，……读此序许以大节，期以进道，惓惓然信乎大贤之用心也。因乐闻而系语于其后。
这篇跋很明白的承认李塨之学“追圣轶贤”，很明白的尊他为“大贤”，这是他信仰颜李学的最高点。跋中又说张籲门“以年少往来寓室，从游靡倦”，我们可以想见程廷祚当然也是那样“往来寓室”的一个。
不幸李塨南迁的计划竟不能实现。他从江南回来，曾有这样的观察：“一路见东省北省人之横诈，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祸之未艾也”。他南迁的意思是很坚决的。但二月初十日到家，闰六月他的老母亲就病了，七月里，他派他的长子习仁夫妇同方苞的妾南下。七月二十六，李塨的老母死了。习仁在船上得病，死在泊头。李塨大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从此以后，他抛弃南迁计划了。
大概当时北京的空气是尊信程朱的，北方一带逼近京城，空气很不自由。李塨壮年曾到南方，看见了毛奇龄，阎若璩，费密等人在南方提倡非正统的思想，都可以自由活动，所以他决心想把颜李学派的大本营搬到南方去。（李塨自作墓志，说“十四王子在西陲，使人两次千金延聘，避如江东”。大概避祸也是一个原因。）不幸他在一年之中两遭大丧，他最属望的长子之死使他伤心。一年之后，方苞又被赦免入旗的处分，恢复了原籍，互换田宅的原议大概也因此取消了，从此以后，颜李学的大本营仍继续在蠡县博野之间，因为交通上的不方便，李塨的“广布圣道，传之其人”的计划是不容易实行的。颜李学始终不得大发展，这个地域上的因子是很关重要的。
李塨决定不南迁了，此后程廷祚的消息，在《恕谷年谱》里只有这样一条：
丁未（一七二七），六十九岁。三月，南方诸友周昆来，李师柏，程启生，各有书来。
又有这样一条稍有关系的：
戊申（一七二八），七十岁。张籲门书至，言愿表章颜先生之学，望圣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带银二两，倩人抄先生诸著，将刊行。
戴望作《颜氏学记》，在程廷祚的小传里：
康熙庚子岁，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
“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先生者其势难于孟子，而其功倍于孟子。读其书则其语言行事之实可得而知也。”
戴望不曾说明他根据的是何书，这篇跋是可信的，但戴望说此跋写在李塨南游之后，似有可疑。程廷祚第一次上书给李塨，已说明他早已读过习斋的《四存编》了。不应到此时还跋《存学编》。跋中有“读其书则其语言行事之实可得而知也”一句，使我们疑心此跋是读《习斋年谱》和《习斋记余》等书的书后。大概李塨南下时带了颜元的遗著多种，程廷祚读后题此跋。“五百年间，一人而已”，这句话可见程廷祚在那时对颜李学的热诚信仰。
但程廷祚对于颜李学的热诚，不久就受了外面环境的影响，起了一种大变化。他好像是变的胆小了，有点怕惧了，不敢公然攻击宋儒了，更不敢攻击程朱了。这个态度的转变起于程廷祚到北京。雍正甲辰（一七二四），他三十四岁，他第一次游北京，住了几个月（《青溪文集续编》三，《储恕齐传》）。雍正丙午（一七二六）他三十六岁，又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文集》十二，《余公墓表》），到次年丁未（一七二七）才归去。这两次在北京，也很可以到保定蠡县去看看他那位最崇拜的李塨，还可以到博野去拜祭那位“五百年间一人而已”的颜元的坟墓。然而他两次都悄悄的走了，都不曾绕道去蠡县。直到他第二次回南的那一年（丁未）三月间，他才有信给李塨（《恕谷年谱》，引见上文）。这种冷淡的态度不是很可以注意的吗？恐怕蠡县的同志们早已感觉到这种变冷淡的态度了。所以在李塨的最后十年中，好像他不提起从前热烈期许的程启生了。年谱里时时提起的是恽鹤生；蠡县新建的“道传祠”里，也只有恽鹤生的生像，算是颜学的第三代传人。青年信徒之中，李塨最期望的是那位新来的二十四岁（一七二三）的刘调赞（字用可，威县人）。他在母丧期中，破戒作诗答刘调赞：
…………
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岂遂竟浮沉！
雄才欲负千秋业，高足应登万仞岑。
每度长宵悲坠绪，从今收泪付球琳！
他把当年对程廷祚的热烈期望转移到这个二十四岁新信徒身上去了。
程廷祚的态度的转变起于他的北京之游，这是他自己后来明白承认的。有一位宣城袁蕙纕，大概也是一个颜李学信徒，曾写一封信去责备程廷祚，质询他为什么不宣传颜李的教旨。程廷祚有一封信答复他，这封信徼幸保存在他的《青溪文集续编》里，是最有趣味的思想史料。他说：
前接手示，意气勤恳，真有道有识之言也。去古逾远，居今之世，议今之学，则或以生今反古为戒。然孔子论礼乐则从先进，语为邦则采夏殷，孰谓圣人于问学之际而有所禁忌乎？第可为知者道耳。
承反复于某不以颜李书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盖学者束缚于功令，而习见之蔽锢于其中也，非一日矣。某弱冠得读二家之书，壮岁晤刚主先生于白门，往复议论。未几游京师，而当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诋程朱”相唱和者。夫孔孟既没，程朱奋乎百世之下，以斯道为己任，此诚圣贤之徒，而非可以妄加以讥评者也。第其学出于遗经，参以己意，与杏坛亲炙者有间，故于圣道不无离合。数百年以来，卒未有窥其底蕴者。……国朝颜李崛兴，乃能举其是非得失之大者，以与六经证其异同，而冀幸学者之一语。可不谓先圣之功臣而宋贤之益友欤？……
然而闻“共诋程朱”之说，不可不为大惧也。某之惧非敢不自立而甘于狥俗也。《易》称“时”义之大，故君子时然后言。《论语》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当举世未能信从之日，而强聒不舍，必有加以非圣之谤而害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当举世未能信从之日，忽有闻而爱慕之者，而亦不与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视其道之终晦，亦不可也。凡某之不敢轻于有言，皆为道谋，而非计一身之利害也？
兹幸遇足下研精圣学，不以成见自画，独有乐乎恕谷之书，且裒辑之，以广其传，真斯道之幸，前哲之幸，而区区之诚寤寐弗谖者矣。（《续编》七）
这封信的重要性有几点：第一，它证明程廷祚确有“不以颜李之书示人”的事实。第二，他自己承认他的态度转变是见李塨之后不久他游北京之时。第三他承认，他所怕的是“共诋程朱”的罪名，因为这是违犯“功令”的大罪名，可以被人“加以非圣之谤而害其道”。他因为爱护颜李之学，所以“不敢轻于有言”，并非计一身之利害。第四，他自己宣言他还是尊信颜李之学的。遇到适当的时期和适当的人才，他还是要传播颜李之学，不肯“坐视其道之终晦”。
我们审查他的著作，可以相信这四点都是真实的。关于他对程朱的态度，和他的继续保持颜李学者的立场，我们在下篇另有详细的说明和讨论。我们在这传记的部分，只要指出他在雍正初年两次到北京之后，他的态度确是变了，变的更小心了。从此以后，他不愿担负“共诋程朱”的恶名，所以在形迹上渐渐和颜李学派中人疏远了，也不敢公然攻击程朱了，甚至于“不以颜李之书示人”了。
他说他“游京师，而当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诋程朱’相唱和者”。这位“当代名儒”是谁呢？无疑的，是方苞。方苞和程廷祚同是安徽人，又同是住家在上元县的，所以程廷祚到了北京当然去拜访这位“当代名儒”。方苞那时正写了他的《与李刚主书》，发表他的怪论：“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程廷祚也是没有儿子的（他结婚已十多年了，尚无子女；后来纳妾袁氏，也是二十年不孕：他竟终身无子），也许不免受了这种怪论的影响。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雍正时代那种猜忌惨酷不容忍的空气，容易使这位新进学者望而生畏。程朱的道学变成了专制帝王的护符，就更可怕了。程廷祚说他的小心是“皆为道谋”，也许是真诚的解释。（我们不要忘了颜李一派人是屡次被政治大案牵累的。李塨自记他最后的南下是有意逃避十四王子的聘请的；他的《杨仁澎传》记的张万载一案也牵涉到李塨和他的门人王孙裔。）
我们可以说，程廷祚的态度变和缓了。他要用和缓的，积极的方法来重新建立颜李学。不过在表面上他已走上了经学家的路子，专力治经学，也不废诗古文的努力。这两方面都是颜元反对的，但李塨已开其端，程廷祚走的更远了。
程廷祚在父亲死后（一七一五），丧期过后，就和他的兄弟嗣章同中了秀才。他下了六次乡试，都不中举人（《文集》九，《答陶元玉书》）。雍正末年（一七三五）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王鋐举他应试。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他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是四十五岁了。考试失败后，他回到南京，从此不应乡试，专心做经学的工作，同时整理他自己的思想，想组成一家之言。他的兄弟嗣章这时候在外边作大官的幕宾，每年收入很好，所以能供给他的费用，使他可以专心著书。
他这以后三十多年的生活，可用年表方式记出：——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他到北京应试。他那时正开始著作他的《易通》。
寓居郊南之东岳庙，其地人跡罕至。偶思离卦，觉旧解不安于心，因画其卦而悬之壁间，出入思维。夜分，忽梦有人服如古王者，授以玩索之法。惊寤，挑灯录之。翼日覆视，则无卦不当用其法。此纪元之岁八月初旬事也。（《文集》十一，《与许方亨书》）
这一年他北上南下时，两次过淮安，认识了程晋芳（鱼门），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常常有书信往来，见于他们的集子里。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方苞（那时七十岁）告老出京，回到南京故宅。他在南京住到他死（一七四九），凡八年。在这八年中，程廷祚和他往来很密。方苞做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时（一七三六），曾拟有纂修条例六条，作为《群经旧注纂集》的总例：——
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
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
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
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
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
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
这个条例大致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方苞颇自喜，他至南京时，虽然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他还有做《五经集解》的雄心。他自己治《仪礼》，又请程廷祚用他的“六条”去编纂《周易集说》。这部书费了他十年的功夫，到方苞死后才编成，改称《大易择言》。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他六十一岁，江苏巡抚保举他应“经明行修”的召试，他到北京，又不中选。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他重订他的《易通》，又作《象爻求是说》。次年（一七五三），他的《晚书订疑》写成。又编定他的《青溪诗说》。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他六十四岁，大病了一次，几乎死了。
次年（一七五五），他开始做他的《论语说》。这书最可以表现他的思想。他自己说，此书改订于丁丑（一七五七），又改订于戊寅（一七五八），凡四次改稿，始成定本。
他作《晚书订疑》时，还不曾见着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程晋芳替他寻得《疏证》，他读了觉得不能完全同意，就写了一篇《尚书古文疏证辨》（《文集》四收有此文）。
他死在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三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七岁。
程晋芳说：
后十年，弟南耕老且聋，不能远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蹶。先生处之泊如也。其状貌温粹，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与人居不为崖岸，而自不可犯。（《墓志》）
这是他的朋友对他的做人的印象。关于他做学问的方法，他自己曾对袁枚说过这样两句格言：“理见一层，更有一层。心细一分，还有一分”。这已是乾隆时代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他的朋友，他的集中有《与吴敏轩书》，又有《金孺人墓志》，金孺人就是吴敬梓的姊姊。《儒林外史》里用气力描写的庄绍光就是程廷祚。那是一个朋友的写生，虽然不是严格的传记，究竟可以使我们知道他的朋友对他作如何看法。
《儒林外史》里写庄绍光的朋友卢信侯因为收藏禁书，被官军围捕。卢信侯就是《青溪文集》里常提起的刘学稼。刘学稼名著（后来改名湘煃），字允恭，湖广江夏人，是一个算学家，曾在梅文鼎门下学算学天文。他又是一个颜李学者。李塨最后南下的那一年（一七二〇），曾往宁国看田宅，《年谱》记云：
刘允恭持门生帖来视。允恭，旧日门生，此时从梅定九学数也。言定九欲来拜，八十八岁不能行，请先生往一晤。……明日乃同允恭往会定九。定九称格物之解极是。将别，定九凄然留曰：“吾以先生为转气运之人，故使子弟群瞻，且有许多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见矣。”
刘著学算学的成绩是一部《五星法象编》，程廷祚曾替他作序（《文集》六；又《续编》八，《寄陶嵇山书》）。他又喜欢研究风水，曾为程廷祚到各地去看风水，替他的祖宗选择墓地。他留心山川形势，所以藏有一部顾祖禹的《方舆纪要》抄本；并且亲自到无锡顾家去借出原本来校勘，“时盛暑，蚊蚋蔽体，两目尽肿赤，不停笔。自比于王胜之之于司马《通鉴》。”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刘著带了这部《方舆纪要》到南京，住在程廷祚家里。这部书本来不算是犯禁的书，却被一个顾煜在总督范时绎处告密，说刘著“交匪类，藏禁书”。总督“令中军王英发兵围廷祚宅，取其书以去”。这个案子后来拖延了七年多，刘著才被释放。程廷祚有《纪〈方舆纪要〉始末》一篇，记此事颇详。这就是《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写的几百兵半夜包围庄征君住宅，捉拿卢信侯的故事的真相。我附记此人此事，只是要介绍《儒林外史》和颜李学派的人物的关系，并且要人知道程廷祚虽然不公然宣传颜李学，他实在是常和颜李学者往来。
这个刘著大概是一个热心的颜李学信徒。《程廷祚集》中有《与刘学稼书》，开端一段说：
前接手示，滚滚数千言，志趣甚高，议论甚大。所望于弟者甚殷以隆。吾党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时人之所及知。即此一书，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几何人哉？……（《文集》九）
这一段似有可以注意之处。刘著的“滚滚数千言”大概也是期望程廷祚担起振兴颜李学的责任来。此书末有“来书言欲卜筑湖南，决意入山”之语，大概是在刘著出狱之后，他自己要“入山”去了，所以希望程廷祚作一个负荷颜李学的领袖。程廷祚答书颇替宋儒辩护，我们可以推知刘著来书必有攻击宋儒的话。答书又说：
弟自迩年以来，始深知学问之难，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轻议；后来茫茫，亦未敢轻议。
他这时候难道真已抛弃了南方颜李学的领袖的资格了吗？还只是因为刘著“禀气粗豪，未能琢磨纯粹”，以致到处闯祸，所以程廷祚有点戒心，不敢在这位“吾党畏友”面前说真诚呢？
二
我相信程廷祚始终是一个颜李学的信徒，不但有他的《与宣城袁蕙纕书》可以为证。还有别的证据。他的兄弟程嗣章做了一部《明儒讲学考》，程廷祚作序文，说明儒不外于朱陆两派：
夫道果出于尧舜以来之所世守，则一而已矣。今曰：“即以物以穷其理”；又曰：“六经皆我注脚”。起圣人而折衷之，其是非离合何如也？纷纷之议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学者不出二端。……崇祯之季有吾家云庄先生起于新安。国朝康熙中，有习斋颜先生起于博野。习斋动必以礼，敦善行而不怠，率门弟子讲求礼乐兵农之实学。孟子有言，彼所谓豪杰之士也！云庄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独阐性命之微，而谓之极数。学者鲜能得其途径以入。……朱陆而后又有两派，因附识于此。（《文集》六）
这里前面略评朱陆两派，深表不满意，后面对于颜元特别称赞，这可见程廷祚不完全讳匿他敬信颜学的态度。
他有一篇《与家鱼门（程晋芳）论学书》，态度更明显了：
愚闲居更订说经旧稿，因念圣经莫不切于人道，而体有不同。故学《易》多蔽于象数，学《诗》每眩于比兴，盖所致然也。惟《论语》一书以问答之体，质言学问政事，而立为教学之准则，……万世以下，欲求实德实行者，于此乃有所持循而无陨越也。……后儒诠解，非学究之陈言，即名士之清谈，而得其要领者未之见焉。
愚近作《礼乐论》（《文集》三），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
要之，后世学者所为，不失之高，则失之卑；之于歧趋则易，致于中道则难。其逸出于此者，则机变巧伪，无所不为，以为人害。盖三代之所以不复见者在此数端，而皆根于礼乐之废。足下能不助我盱衡而嗟叹哉？
宋儒之学根本既与三代有异，而复好为高论，与魏晋习尚似异而实同。然在魏晋，出于庄老本不自讳，而宋人之于佛氏则陷于不自知。此庄老之害道者浅，佛氏之害道者深，而受其病者亦如之。程明道以言性便不是性，罗仲素令人观未发气象；此两先生岂真欲托足空门，乃渐染于其说而抱黎丘之惑也。（黎丘之鬼能效人子弟之形，有丈人为鬼所惑，以鬼为其子，而以其子为鬼。见《吕氏春秋》。）俗儒但知掊击陆王，而不知“阴释”之所由来，亦何足以定其论而服其心乎？
今日者，其人已往，其书具存，明者自能辨之，何必深求？而其作为训诂，遗累圣经者，则不可以不论。
颜李师弟立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而非其人孰与捄学术之敝耶？
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续编》七）
这是一篇最重要的传教文字。程廷祚和程晋芳做了三十多年（一七三六——一七六七）的朋友，晋芳是侄孙辈，程廷祚看他聪明好学，所以很敬爱他。他对于外人不敢宣传颜李学，现在对于这个有点才气的侄孙却想做点传教的工作。他把李塨传注的诸经送给程晋芳看，并且明明白白的说李塨的思想正可以和他自己的思想互相发明。他在这里很不讳饰的承认颜李师弟“非无所见者”，并且很坚决的宣言：
非其人孰与捄学术之敝耶！
我们读了这种宣言，不能不相信程廷祚始终是一个颜李学的大师。程晋芳始终不能接受颜李的思想。他的《勉行堂文集》有《与家绵庄书》四篇，其第三篇即是答此书的，书中承认颜李也有很长处，但道统仍须归程朱！他作程廷祚的墓志，竟一个字不提及他和颜李学派的关系，这是他很对不住他的死友之处，与方苞有同样的卑污。后来他作《正学论》七篇，其第二篇提起颜李，竟引方苞的《李刚主墓志》为定论了！
李塨劝方苞奉颜学，程廷祚劝程晋芳信颜李之学，结果都恬得其反。但这只是方苞，程晋芳的失败，于李塨，程廷祚毫无损失。
程廷祚的颜李学当然是一种变换过的颜李学，不是原始的形状了。变换不一定是进步，也不一定是退化。变换只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结果。最明显的结果，最明显的变换是颜李学的宗教成分大减少了。颜李门下人人各有日记，各有功过格，有过用黑圈记出，这都是晚明的宗教风气。颜李都反对理学家的静坐主敬，但他们都要“习恭”：他们自律的戒条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李塨晚年改为“小心翼翼，惧以终始”。我们在程廷祚的著作里，在程晋芳做的《墓志》里，在《儒林外史》的描写里，都看不出程廷祚有这样的举动。大概他的见解已能跳出这一方面的颜李学，显然“动止必蹈规矩”，已不受那种变相的袁了凡宗教的束缚了。
其次，是他对于程朱的态度变的比颜李和缓多了。上文已说过，他自己承认他不愿得“共诋程朱”的罪名，在这一点上，他和颜李的见解很不相同。颜元说的最明白：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之意。自一南游（颜元南游，至河南为止），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李塨读书较多，学问较博，眼光较阔大，所以他能承认
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时势积渐莫能自主。（见他《与方灵皋书》）
但他对于宋儒，对于程朱，还是很明白的批评攻击。他晚年（六十九岁）还对方苞说：
颜先生学之切实，君所素许也。但谓宋儒是圣学，则天下无是非并立之理。请问其以主静为主敬之功是禅宗否？某存诚是愚诚否？其穷理是俗士之诵读否？以“六艺”为末务粗迹而专讲性天，背圣学否？以致聪明人尽归无用，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辈安谢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怒谷年谱》卷五）
颜李的态度这样明显，程廷祚当然明白。不幸他受了方苞的影响，又怕得罪“功令”，所以他对于那位本家祖宗（程子）和那位同乡大贤（朱子），总不能不存一点宽恕的态度。他的态度是根据于他的历史见解的：他承认两宋的道学运动在历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说，汉儒和宋儒各有他们的历史地位：
“六经”出于秦火之余，先汉诸儒抱残守缺，又能求其名物度数，转相训释，使欲明经者有所由入。其功不可诬也。然圣人之道以是存，不以是尽。宋儒有见于此，盖自孔子之没千数百年而众喻于圣人之可学而至者，濂洛诸君子之力也。……
盖汉代人主悬利禄以诱进天下之通经学古，而士之有志者亦惟以为圣人之道尽于章句训诂，未尝反之身心而自验其是非离合也。
宋世诸子自谓得不传之绪于遗经，虽其所见未必一一合于圣人，而皆能用心于内。其所谓主敬存诚，致知力行者，大端与孔孟之旨相近。视汉儒之学苟以哗世取宠，相去远矣。故其徒多谨身寡过之士，遭时多故，至于摈斥死亡而不丧其所守者，往往有之。语其末流，如扬雄，刘歆之无耻者，曾见几人乎？……（《文集》三，《汉宋儒者异同论》）
这个见解，他又在别处详细说过（《文集》十，《上督学雷公论宋儒书》）：
凡史所谓“儒林”，大抵以待解说经义，著有成书者，而其人之邪正，学之纯驳，率置弗问也。呜呼，儒所由名，其尽于是而已耶？……
宋室之兴，濂溪明道诸先生相继并出：其所讲求，超然异于前代。于是儒者之门户始扩而大之，以上跻乎孔孟堂。当此之时，史家虽欲不为立“道学传”，可乎？
他认清了宋朝的道学运动在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划分时代的运动，值得另立“道学传”这是有历史眼光的话，但他的特别赞扬宋儒就同颜李学的根本立场相冲突。他说：
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严义利公私之介，专务于存诚主敬，致知力行，孜然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者，此诚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经之是非离合，则宋儒之末节也。
这一段极力颂扬宋儒的话，我们试比较上文引的颜元李塨的两段话，就可以知道程廷祚实在离颜李的思想很远了。
他是不佩服宋儒的经学的；至少他觉得宋儒的经学是可以胜过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还是他的不敢诋毁程朱的心理作梗。他觉得：宋儒的尊严在于躬行道德的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可推翻的；但经学的方面本来不是宋儒的专长，推翻宋儒经学的某一部分，不算是诋毁，不算是违反“功令”。他说：
明道无解经之书，无损于明道也。伊川，朱子之所尊崇，乃朱子于伊川《易传》，攻辩不遗余力。以解《易》而误，亦无损于伊川也。……
然则朱子设有解经之误，后人援伊川《易传》之例，岂所以获罪于朱子哉？……
《记》有之：“事师有犯无隐”。今于无可非议之处而有訾謷，则过于犯矣。若已见其可议，而曲为之覆，则近于隐矣。皆非事师之道也。
且《孝经》曰：“君有争臣，父有争子”。君臣主义，父子主恩，皆不能无争。曾是学问之地而容附乎？朱子有知，当亦无取于此。
考朱子《诗传》刻于最先，本义又未修改；后来议论多所异同，晚年有“平生注经不免误己误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闻。然则朱子绍圣学之真传者，自有在矣。……执经义以商酌是非离合，此格物致知之急务，先贤殆所乐闻而不能无望于后人者。鄙见如是，曩曾以质之望溪先生，先生曰，然。（以上均见《上督学雷公论宋儒书》）
这一大段议论，只是要争得驳难宋儒经学的自由。宋儒的躬行道德，我们可以不加非议，甚至于可以认为“无可非议”。但我们必要争取“执经义以商酌是非离合”的自由。这一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大让步。其实这是一种手段，是在那个时代不得不如此的一种策略。这个时代起来的“汉学运动”采取的正是这种策略。苏州惠氏一门的口号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正是这一边让步一边进攻的策略。欧洲近世学者向教会作战，也采取同样的战略：他们把信仰（faith）的世界完全让给教会，他们只要争取那理智（reason）的世界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他们甚至于把整个精神的世界让给教会，只要求保留一个物质的世界给他们去研究。这个策略是最聪明的：等他们把物质的世界征服了之后，那个所谓精神的世界也要归到他们掌握之中了。
十八世纪的汉学家的策略确有这种意义。他们情愿“百行法程朱”，来换得“六经尊服郑”的自由。其实他们何尝完全尊崇服郑？他们抬出“汉人去古未远”的口号来压倒程朱的权威；他们的目标只是要争取“执经义以与宋儒商酌是非离合”的自由而已。这里面的战略的意义也是要让出信仰的世界来换得理智的自由。躬行道德属于信仰世界，商榷经义属于理智范围。其实国家的“功令”只规定了一切考试场中的“经义”必须用朱子的《四书集注》，朱子的《诗集传》，《易本义》，蔡沈的《书集传》等等。“功令”并不问你赞成不赞成宋儒的道学。程廷祚和当时的“执经义以商酌是非离合”，正是“功令”所不许呵！正因为说经的自由是“功令”所不许，所以当时的学者必须力争。为了要争得说经的自由，他们很巧妙的放出一种烟幕弹来，说程朱所以“绍圣学之真传”其实不在经学而在躬行道德。我们都一致承认程朱的“道学”是无可非议的了，难道政府还不许我们在经学上给程朱做个诤臣诤子吗？
这一个根本策略的意义弄明白了，我们才能谅解程廷祚对宋儒，对程朱的态度的转变。程廷祚对程朱的崇敬，有时候真可以令我们吃惊。例如他对刘著（一个颜李学的老同志）说：
元明以来，学者稍知有贞观注疏者，即无不极诋宋儒。然以弟观之，可以当得“人”字者，究竟宋儒为多。何则，彼固尝致力于存诚遏欲而以实德实行为事者也。至若解经之得失，乃其末节。……弟于程朱经学多所异同，而卒不能昧其本心，议及于宋儒之所得者，良有由耳。……（《文集》九，《与刘学稼书》）
我们初看这样的赞语，岂能不疑心他背叛了颜李之学？但仔细一想，宋儒的躬行岂不都根据他们的经说？存诚遏欲，致知力行，无一不是宋儒的经说的结果。如果宋儒说经的结果真是一些“可以当得人字”的人格，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宋儒之处呢？
所以我疑心程廷祚的恭维程朱多少总有点不很诚意，多少总带几分策略作用。他的真意在他给程晋芳《论学书》（全文引见上篇）里可以看出来。他在那里说：
宋儒之学根本既与三代有异，而复好为高论，与魏晋习尚似异而实同。然在魏晋，出于庄老本不自讳，而宋人之于佛氏则陷于不自知。此庄老之害道者浅，佛氏之害道者深，而受其病者亦如之。程明道以言性便不是性，罗仲素令人观未发气象；此两先生岂真欲托足空门，乃渐染于其说而抱黎丘之惑也。
这才是对一个朋友倾吐他心里要说的话。这才是他的颜李学派的根本立场。我们读了他晚年（此书之作当在《论语说》著作时期，故已在他的晚年）说的老实话，不能不承认他对宋儒的和缓态度是一种手段，一种战略。
我们看程廷祚在经学上攻击宋儒的激烈，更可以明白他还是一个反对宋儒的学者。我们必须明白：攻击宋儒的经学正是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宋史》《道学传》这样赞叹宋儒治经的功绩：
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遣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
自从元朝仁宗时代（一三一四）规定了用朱注“四书”来考试经义之后，明清两朝都继续用程朱一系的经说做取士的标准书。程廷祚认清了经学是宋儒道学的最坚壁垒，所以他和同时的汉学家都向这里进攻。所不同者，汉学家往往惑于“去古未远”的喊声，往往过于相信汉代经师的荒谬的见解。程廷祚经过了颜李学的大解放，他的治经的目标不是要复古，是要切于人生实用，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人生与社会，所以他不肯迷信两汉经生的见解，处处要自己寻出一个他认为满意的说法。
例如《周易》之学，汉学家抛弃了宋朝的“道士易”，却乖乖的回到西汉的“方士易”，岂不是以暴易暴！程廷祚在易学上用力最久，他一面抛弃了邵雍，周敦颐，朱熹的象数之学，一面他也不承认两汉的互卦，卦变，卦气之说。他颇采用程颐的《易传》，也颇采纳王弼的说法，又受了明末一个程云庄的易学的影响。他主张《周易》是一部论人事的书，“易”的本义只是“简易”，“易”的精义只是“生生之谓易”一句话。老氏说“长生”，释氏说“无生”，易道只说“生生”（《文集》一，《易论续编》一，《易论》）。他批评宋人的易学道：
宋代诸君子……于刚柔易简之理全不能明，而顾取陈希夷之太极图，邵康节之先天，及刘牧之河图洛书，诸怪妄之说以自矜微妙。岂足以胜佛老哉！（《文集》十，《寄家鱼门书》）
他治诗，治仪礼，都有批评宋儒的态度。最厉害的是他对于朱子的《论语注》的攻击。他对程晋芳说：
后儒诠解（《论语》），非学究之陈言，即名士之清谈，而得其要领者未之见焉！
试想这些“后儒诠解”之中最有权威的是那部全国尊信了六百年的《朱子集注》，就可以明白这一句评语的十分大胆了。
在这攻击宋儒经学的方面，程廷祚不失为一个继承颜李遗风的自由思想者。在那个汉学时期，他是独立的；他的立场是颜李的立场，不是汉学家的立场。他的见解是创造的，建设的，哲学的而非经学的。他是颜李的继承人；他是戴震的先导者。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他的建设的哲学思想了。
我们可以先看他晚年修改四遍然后定稿的《论语说》。他在《论语说》自序里说：
《论语》者，六经之统会，大道之权衡，所以正教学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则于不可过者也。自尧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为司徒之命，典乐之设，为三物之所宾兴。（三物是六德，六行，六艺，见《周礼》《地官》。）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为四教，以诗书执礼为雅言，以孝弟谨信汎爱亲仁余力学文为弟子之职业；其道易知，其教易从，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文集》六）
这寥寥几句话是颜李教旨的纲领，凡曾治颜李学的人都能一见就认得。“率天下以立人道”一句话是程廷祚自己提出的最扼要的纲领。
《论语说》（有金陵丛书本：《颜氏学记》卷九摘录）是一部很平实的《论语》解，很平和的指驳朱注的错误，很平和的陈说他自己的见解。书中偶引李塨的话，都称“恕谷先生”，可见他并不隐讳他对于颜李学的敬礼。全书的宗旨只是要剥去宋儒的心性玄谈，把《论语》恢复成一部平平实实“立人道”的书。例如第一章“学而时习之”，朱注有“明善而复其初”的玄谈；程廷祚只说“古者学必有业，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又如“子使漆雕开仕”一章，宋儒注一个“斯”字，说是“指此理”，又说什么“心术之微”；程氏只依古注说“斯”指仕进之道。又如“克己复礼”一章，宋儒解“己”为“身之私欲”；程氏只说“视听言动即己也”。
《论语说》中有几个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是说“性无义理气质之分”。这是颜元的性论。程廷祚说：
人资血气以成形，谓之气质。气有美恶而皆不能无偏，因偏以流于习，而去性始远矣。古圣贤设教，惟于人之气质加以矫偏救弊之功，不言复性而性已复。
此种性论，老老实实的承认气质是性，是颜李学的嫡派。后来戴震论性也从这里出发。第二是说“理”。程廷祚说：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犹前圣之言天道也。若《大传》之言理，皆主形见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与穷理，与理与义，皆条理之谓，无指道之蕴奥以为理者。宋人以理学自命，故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
说理为脉理条理，是李塨之说（见于他的《周易传注》，《传注问》），程廷祚的话，上承颜李学，下开戴震的新理学。
程廷祚有《礼乐论》两篇（《文集》三），和他的《论语说》最有关系。颜元的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大贡献，就是主张“动”的教育，反对静坐的理学：他要人习动，要人“犯手去做”。颜李之门学习礼乐都要人动手动脚去实做实习。程廷祚《论礼乐》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说：
今夫礼乐之为物也，不生于人而生于教矣。孩提而知歌咏，少长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官百骸，生而用无不具。故典折以赴礼，则一身之用行焉。鼓瑟射御，则两手之用行焉。
今也礼乐之教既亡，人之与生而俱生者，则力遏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终日匡坐而诵读，无升降上下之节，无屈伸俛仰之容，则一身废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习，则两手废矣。是天与人以形体而莫不坏于有生之后。性命之理不顺，人道之纪不修，谁实为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莫弊于今之教法。（《礼乐论》上）
他的《礼乐论》也只是要用礼乐来提倡一种动的教育，要人运动一身和两手。他老实说，诵读“六经”不能替代两手一身的训练。他要人取“士礼所载，酌而行之”。要人考究琴瑟笙磬等乐器而复用它们。我们在《儒林外史》的记载里可以看见程廷祚和他的朋友们在南京实习礼乐的情形。
程廷祚的晚年已是汉学极盛的乾隆时代了。大胆批评的“反理学时期”已过去了，新起的学人都只准备从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的方面做他们的朴学工作，都打定主意不谈义理，不作玄谈，不作建设哲学系统的梦想了。这个时代的新风气正是章学诚讥笑的“襞绩补苴”的考证学风气。
在这个空气里，只有两个人还想建设一种新的理学：一个是程廷祚，一个是戴震。后者似乎是很受了前者的影响，所以程廷祚的建设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我们的特别注意的。
程廷祚的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经解和他的文集中。但他有七篇论文，题目是：
原人，原心，原气，原性，
原道，原教，原鬼神。
自成一个系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的最有条理的叙述。他在《原人》篇里说：
人生于天地之中。……形者，天之所生也。性者，天之所赋也。而吾之身日与天地相依附。……古之言人道者，曰父天而母地，曰事天如事亲。圣人所以垂世立教者，其言不过如是而止。而其实则有不尽然者。火附于薪，火灭而薪存，则火与薪犹二物也。子生于父，父衰而子壮，则子与父犹异体也。若夫人之生也，本于天地之一交：天地自一交以后，糟粕者成其形，以精者立其性，而天地之所知所能，遂举其全而畀之于人。且不但此也，天地之知能自是遂退谢于无为，而世界任人之辟之，民物任人之奠之，鬼神任人之所以酬酢之。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始成物而前，则人在天地。知始成物而后，则天地在人。而谓仅如薪火之相附，父子之相属也乎？
这是他的“立人道”的哲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嫌古来的立教者都把人的地位看低了，看的太轻了。他承认“天地一交”而生人，但天地的工作尽于这一交。从那一交生人之后，天地就退舍了，就让位了，就把天地的知能全都托付给“人”了，就把整个世界交给“人”去开辟奠定了。未有人之前，“人在天地”。有人之后，“天地在人”。这是程廷祚最大胆的创说：古来说“人”的地位，没有比他说的更尊贵的。
在《原心》一篇里，他说明人何以这样尊贵：
欲尽人之所以为人，当先知人之所以异于物。欲知人之所以异于物，当先观天地之知能。天地之知能何在乎？谓其能覆能载也，谓其能布四时而行日月也，谓其能历久而不灭也。吾以为皆不在是。
夫天地之知能，莫大于能生人，而尤莫大于能生人之心。心者，知之所载也，气之至清者也。……《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夫物生于天地之交。……惟于一交之中而人物乘之以生；又惟一交之中，其纯粹而清明者独钟于人而不钟于物。……然则所谓中者，是天地至清之气也，是天地之知能也。来交以前，天地无此知能。既交以后，天地亦无此知能。其端惟在于人心而已矣。天能生人而与以人之心，此人之所以不如天地也。生于天地而能全有天地之知能，此天地之所以不如人也。
人惟有此心知，故学天而至于天，学地而至于地。以及天地所不知不能者，而皆知之，皆能之。岂天故纵之以至此欤？……
这也是他的大胆创见。世界有人以后，岂但“天地在人”而已，因为人有心知，所以能学天学地，甚至于能知天地之所不知，能为天地之所不能为，所以可说天地“不如人”了。
这个最尊贵的人是他的“立人道”的哲学的人生观。
程廷祚继承颜李的气质一元论，所以很明白的反对宋儒的理气二元论。在《原气》篇里，他说：
自后儒之论兴，而天下乃群然贵理而贱气。……夫气安可贱乎？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吾见夫天地之始也，见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穷也，见夫万物之生死消长也，无非气者。……
太极亦气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为性，则气之外无性也。又曰“浩然之气”，不曰理而曰气，则气之外无理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领道于阴阳则气之外无道也。
这是最澈底的气质一元论，最澈底的唯物论。他说：
后起的儒生。徒见其后来条理之分明，文理之灿著，及群然贵理而贱气，曰，此气质之性也，此形气之粗也。噫执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这是说理只是条理，文理，还是继承李塨的主张。后来戴震完全从这里出发。
关于性，他另有《原性》篇：
人乘天地之气以生。天地虽有不善之气，而生人之气则无不善。性也者，其气之至善者乎？
……二气相遇，阳必求阴，阴必求阳，天地之性也，即夫妇之性也。相求相感之际，其性既真，其情自密，必有绸缪交构于无间而不可以伪为者。夫绸缪交构于无间，此至善之气也。人乘此至之气以生，而谓性有不善者，岂惰也哉？……
然则性之义云何？曰，人之所以生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言性者，天之所以生物，即物之所以有生。……
然性之能不在五常，不在万事，而在于能知，知在于能爱。（适按，此处似衍一个知字。）爱非独爱其亲爱其兄之谓也。吾观于能言之孺子，无知之野夫，其无所闻见则已耳，其目所乍见，耳所乍闻者，则必求明其故于心，而属属乎其若迫。此其心必有不忍遗乎物，不忍外乎物者。则万物一体之大原备于此矣。……
这种性论，也是纯粹唯物的看法。后来戴震论性，说“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完全是和程廷祚相同的。
有了这个唯物的宇宙观，有了这个最崇高人的地位的人生观，我们可以看看程廷祚如何论“道”与“教”。《原道》篇说：
囿形以言心，则不知心，胶理以言性，则不知性。离天以言道，则不知道。……
道者何也？道者，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者也。天地一交而生生不已：至善之原由此开，而物感之端亦由此启。其端则有三：饮食也，男女之欲也，乐生而恶死也。是三者名为物感，而亦发于至善之性。惟其感物既深，则渐流渐远，以及于陷溺，而天下之祸烈矣。
圣人曰：吾将夺而饮食，禁而男女，杜而乐生恶死之心，毋论断断有所不能，即能为之，亦必暂效于前而终败于后，是与于天下之祸者也。不如因其所感而利导之，以益明夫至善之所在。而“道”之大用行焉。
至善者，天之命也。天无乎不爱，而有至善。人无乎不爱，而有至善之性。道也者，广其爱而节其爱者也。
无以“节”之，则饮食也，兄之臂亦可也；男女也，搂东家之处子亦可也；乐生恶死也，凡可以得生者无弗为也。
有以“广”之，故一饮食也，必至于民饥则由己饥；一男女也，必至于内无怨，外无旷；一乐生恶死也，必至于无一夫不获其所。……
故曰，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也。
他的道是“人道”。他的教也是“立人道”的教。《原教》篇说：
教者，圣人之事也，率天下之人以尽性至命，而位天地，育万物者也。
这就是他的《论语说》自序说的“率天下以立人道”。
人为天地而生，天地待人而立。彼释老者亦人耳，而乃置天地民物于度外，以独善其身，吾知圣人必大有不忍于此矣。……
生生之谓易。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以生生为学。今释氏则曰“无生”，老氏则曰“长生”。然则开辟以前可以无此一交；开辟而后，可以止于一交，天何为而无不交，无不变，而有此不已之命，生生之易哉？……彼二家者，极其能不过独善其身而止，而以天地万物为物。谓之其学，可也，不可以为教也。
程廷祚的思想骨干，大致如此。这个骨干，我们现在看来，是很浅近的，很简单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两点：第一，中国思想家很少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有条理的体系的；程廷祚的思想已是比较最有系统的了。第二，浅近与简单都不是毛病；颜李一派的根本立场正是要打倒那五六百年的精微玄妙的清谈，重新回到粗浅平实的实德实行，实学实习，颜元说的最好：
学之亡也，亡其粗也。愿由粗以会其精。
程廷祚的思想，大致还是用颜李学的简单立场。加上他自己的思考，组成一个浅近简单的系统。他承认“气一元”的宇宙观，天地万物只是一气，气外无理，气外无性，气外无道。天地之气一交而生物生人，人所分得的气质最清，知能最高，能知天地之所不知，能为天地之所不能为。他并不愿再进一步去探讨天地如何产生人的心知：他只说，天地一交而生人，有人以后，这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了。人的使命是“立人道”。人道之端不过是饮食，男女之欲，乐生恶死之情。人之道只是要“因其所感而利导之，以益明夫至善之所在”，只是要“广其爱而节其爱”。这个思想体系的粗浅简单，正是它的最伟大之处。他敢于抛弃那无数精微玄妙的义理，他肯舍弃那无数“囊风橐雾”的玄谈，那正是颜李学的伟大。
这里面，“气一元”论是出于颜李的旧说，毫无可疑。从那“气一元”论引伸出来的，如说气质形色是性，如说气外无理，也都是颜李说过的。程廷祚自己的贡献，至少有两点。第一是他特别崇高了人的地位，特别看重人的心知的重要。人的心知能窥探天地的秘密，学天而至于天，学地而至于地，其知能可以驾于天地之上。这是颜李不曾说，也许不敢说的。颜李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宗教，还脱不了中古宗教的范围。程廷祚的“天地在人”的宗教才是“立人道”的新教旨了。（他的《原鬼神》一篇，还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人对鬼神的迷信，他说：“鬼神之正而灵者，精气之属也；其不正而灵者，游魂之类也”。但他的结论也不过是“上天下地，阴阳运行，万汇杂揉，鬼神起灭，皆人心之所为也”。）
第二，颜元李塨虽然都反对中古宗教的“无欲”说，也反对宋儒的“无欲”说，然而他们师弟都不免受了这种无欲的宗教的影响。他们都承认“形色天性也”的话，又都说他们只反对“私欲”。其实“无欲”与“无私欲”的界限很不容易划清。例如颜元的日常仪功里，“不为子嗣比内”是应记过的。“不为子嗣”而同妻子睡觉，是“私欲”。“为子嗣比内”就不是“私欲”了吗？李塨年谱里记他二十二岁时，
闻卖桃，动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丧身”。止之。
推此例说来，“一饮一食，可以丧身”，何不绝饮食呢？“男女之欲，也可以丧身”，何不绝男女之欲呢？程廷祚好像没有这种狭陋的宗教戒约，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能诗善画的艺术家，他的早年的家庭环境就没有这种村学究讲道学的陋气。因为这个原故，程廷祚不但在行为上抛弃了那种“袁了凡功过格”的宗教，并且在理论上也扩大了颜李对于人欲的见解。他老实承认“饮食，男女之欲，乐生恶死”都是“发于至善之性”的物感。这是很大的解放。试看他论男女之欲：
二气相遇，阳必求阴，阴必求阳。……相求相感之际，其性既真，其情自密。必有绸缪交构于无间而不可以伪为者。夫绸缪交构于无间，此至善之气也。
试用这段议论来比较颜元“不为子嗣比内”的戒律，我们就可明白程廷祚已把颜李学格外“人化”了。
后来戴震的思想即是继续程廷祚已开始扩大解放的思想。戴震说：
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体之欲，皆生而见乎才者也，天也，是故谓之性。……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乐，爱隐感念，愠懆怨愤，恐悸虑叹，饮食男女，郁悠蹙咨，惨舒好恶之情，胥成性则然，是故谓之道。（《原善》中，一）
又说：
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待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孟子字义疏证》中，二一）
这都是完全接受了程廷祚的性论与人生观，不过戴震说的更大胆，更透切罢了。
本来程朱一派的基本路子只有两条：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颐语）
朱子说，这两句话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实这两条路的来历很不同：格物致知是程朱开辟的一条新路，而“主敬”却仍是中古宗教遗留下来的一条老路。说来说去，程朱终逃不出“主一”，“无欲”，“主静”，“静坐”的主敬方法。颜李的革命运动大声疾呼的指出这种主敬的工夫是佛老的遗毒，这是不错的。然而颜李推翻了“主敬”，而建立了“习恭”，他们始终没有逃出那个主敬的中古宗教态度。程廷祚虽然还没有公然攻击那个宗教方面，——有时候，他还颂扬宋儒的主敬存诚，——然而他的著作里完全不看见那个“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颜李宗教了。戴震再进一步，大胆的指出程朱（陆王更不用说了）之学实在还只是走了主敬的一条路，而忽略了那格物致知的理智主义的新路。他说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戴震不曾提及颜李，但他对于颜李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必定也是嫌他们跳不出程朱主敬的圈子，整天做那变相的主敬的工夫，而忽略了学问上的努力。戴震自己走的路只是那纯粹的致知进学的新路，只是那“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充人之心，知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这才是纯粹理智主义的大路。颜李之学，到程廷祚而经过一度解放，到戴震而得着第二度更澈底的解放。解放的太厉害了，洗刷的太干净了，我们初看戴震的思想，几乎不认得他是从颜李学派出来的了！
一九三六，四，七夜。
附记
我在十多年前（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写《戴东原的哲学》时，曾推测颜学与戴学的媒介是程廷祚（商务印书馆本，页二二——二四）。那时我只知道程廷祚与戴震同是程晋芳的朋友，但没有别种证据。现在读《青溪文集续编》，见程廷祚有两处提及戴震：一处是他在《六书原起论》（《文集》三）中说“转注”，用“近日新安戴东原说”，一处是他在《与家鱼门论万充宗仪周二礼说书》（《文集》十一）中，说“闻里中戴东原素留心经义，足下早与往复，望走札问之”。后一事当在程廷祚未见戴之前；前一事当在他们已相知之后。戴受程的影响是很可能的。
附注一
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十二卷，有道光丁酉（一八三七）程兆恒刻本，有民国四年（一九一五）蒋国榜金陵丛书排印本。续编八卷，有道光戊戌（一八三八）程兆恒刻本，但传世甚少，金陵丛书亦未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组现借得孙人和先生所藏《青溪文集》及《续编》，共二十卷，影印流通，并搜集程廷祚的集外文，及碑传文字，附在全集之后，不久即可出版。
附注二
本文写成付印之后，我查得宣城袁蕙纕名谷芳，曾为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作“后序”，见袁集的旧刻本；又有《答随园先生书》，见袁枚的《续同人集》。袁枚有答他的信两篇，一见《文集》，一见《尺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