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三卷）》（1）

  第四十四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三卷）》（1）

  说“史”

  《论语》十五，有这一段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何晏《集解》引包氏曰：
  古之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有马不能调良，则借人使习之。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凿也（此据日本古卷子本）。（邢昺正义本“古之史”作“古之良史”，又“借人使习之”作“借人乘习之”。邢疏说：“史是掌书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孔子言我尚及见此古史阙疑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人乘习之也。……”）
  又《论语》六，有这一段话：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集解》引包氏曰：
  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也。彬彬，文质相半之貌。（邢昺疏：“……‘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
  文与质的讨论又见于《论语》十二：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也？”（适按，末三“也”字作“耶”字读，就不用解说了。皇侃本，高丽本，日本古卷子本，都有最末“也”字。）
  《集解》引孔安国说：

  皮去毛曰鞹。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犬羊耶？
  以上三条，可以互相发明。我以为“史之阙文”一句的“文”字，也应该作“文采”，“文饰”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是说，“我还看见过那没有文藻涂饰的史文。现在大概没有了吧？”这就是说，“现在流行的‘史’，都是那华文多过于实事的故事小说了。”

  当孔子的时代，东起齐鲁，西至晋秦，南至荆楚，中间包括宋郑诸国，民间都流行许多新起的历史故事，都叫做“史”，其实是讲史的平话小说。最好的例子是晋国献公的几个儿子的大故事，——特别是太子申生的故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僖公五年至二十四年）才归国重兴国家的故事。这个大故事在《国语》里占四大卷（《晋语》一至四），约有一万八千字；在《左传》里也有五六千字。（旧说《左传》出于《国语》，是不确的。试比较《国语》，《左传》两书里的晋献公诸子的大故事，可知两个故事都从同一个来源出来，那个来源就是民间流行的史话，而选择稍有不同，《国语》详于重耳复国以前的故事，《左传》详于重耳复国以后的故事。）这个大故事，从晋献公“卜伐骊戎”起，到晋文公死了，还不曾完，文公的棺材还“有声如牛”，卜人预言明年的殽之战的大捷。这故事里，有美人，有妖梦，有大战，有孝子，有忠臣，有落难十九年的公子，有痛快满意的报恩报仇；凡是讲史平话最动人的条件，无一不有；凡是讲史平话的技术，如人物的描写，对话的有声有色，情节的细腻，也无一不有。这种“史话”就是孔子说的“文胜质则史”。

  又如鲁国当时就流行着许多史的故事，如季氏一族的大故事，从季友将生时卜楚丘之父的卜辞起，到鲁昭公失国出奔，——从前八世纪的末年直到前六世纪的晚年，一个二百年的大故事。试读“昭公出奔”的一“回”（昭公二十五年），从季公鸟的寡妇如何挑拨起季氏的内讧说起，次说到季平子与郈昭伯两家斗鸡引起仇恨，次说到平子如何得罪了臧孙氏一族，次说到这些不满意的分子如何耸动昭公决心要消灭季氏的政权，次说到阴谋的实行，公徒攻入季氏门，季氏的危机，次说到叔孙氏的家徒如何决定用武力去救援季孙氏，次说到孟孙氏如何犹豫，如何转变过来援助季氏，合力打败公徒，最后才说到昭公的去国出奔。这是很有小说意味的“史话”。

  此外，郑国有郑庄公的故事，有子产的故事，卫国有卫宣姜的故事，有卫懿公亡国的故事，鲁国有“圣人”臧文仲的故事，晋国有叔向的故事，还有那赵氏从赵盾到赵武的大故事。在《左传》结集的时候，那个赵氏史话里还没有程婴，公孙杵臼的成分，然而已很够热闹了。后来《史记》《赵世家》里采取了那后起的程婴，公孙杵臼大故事，于是那个后起的史话也就成了正“史”的一部分了。

  我们必须明白在孔子时代各国都有那些很流行，很动人的“文胜质”的“史话”，方才可以明白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一句话。“阙文”的史，就是那干燥无味的太史记录，例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类的史文，绝没有文采的藻饰，也没有添枝添叶的细腻情节。

  《仪礼》八，《聘礼》有这一段：
  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郑玄注，“史谓策祝”。）
  这里的“辞多则史”，与《论语》“文胜质则史”，都是指古代民间流行的“史的平话”，是演义式的“史”。

  这种“史的故事”，或“史的平话”，起源很古，古到一切民族的原始时代。商民族的史诗：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那是商民族的史的故事。周民族的史诗，说的更有声有色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诞（诞有“当时”之意）弥厥月，
  先生如达。（达是小羊）

  不坼不副，无菑无害。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履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这是人类老祖宗爱讲爱听的“故事”，也就是“史”。这生民诗里已有很多的藻饰，已是“文胜质”的“史”了。

  古代的传说里常提到“瞽，史”两种职业人。《国语》的《周语》里，召公有“瞽献典，史献书”的话，又说：“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周语》里，单襄公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很可能的是古代说故事的“史”，编唱“史诗”的“史”，也同后世说平话讲史的“负瞽盲翁”一样，往往是瞎子。他们当然不会做历史考据，止靠口授耳传，止靠记性与想象力，会编唱，会演说，他们编演的故事就是“史”，他们的职业也叫做“史”。

  春秋时代以至战国时代各国的许多大规模的“史”的故事，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就是这些“瞽史”编唱出来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经过《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诸书的收采，居然成了历史了。（我们不要忘了古代还有“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的传说。）中间虽然出了几个有批评眼光，有怀疑态度的大思想家，如孔子要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然而孔子自己说的尧舜，说的泰伯，也还不是传说里的故事吗？孟子自己大谈其舜的故事，象的故事，禹的故事，也还不是同“齐东野人之语”一样的“史”吗？

  总之，古代流传的“史”，都是讲故事的瞽史编演出来的故事。东方西方都是这样。希腊文historia，拉丁文historia，也是故事，也是历史。古法文的estoire，英文的story与history，都是出于一个来源的。

  王梵志的《道情》诗
  我在《白话文学史》里特别注意王梵志的白话诗，曾从各种诗话笔记里辑出他的诗，又从敦煌出现（巴黎和伦敦藏的）的四种王梵志诗集里选出他的诗（《白话文学史》页二二九——二三六）。

  今天偶然读皎然和尚的《诗式》，其论“跌宕格二品”，分“越俗”与“骇俗”二品，其“骇俗”条云：
  其道如楚有接舆，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

  王梵志《道情》诗：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贺知章《放达》诗：

  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

  王梵志此诗确是好白话诗，最末两行更是大胆的好句子。我当年竟不曾知道这首诗。可算是太疏忽了。（皎然与韦应物同时，是八世纪后期人。）
  一九五九，二，十三
  能禅师与韶州广果寺

  《全唐诗》第十册有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诗，钞在这里：
  谪居窜炎壑，孤帆淼不系。别家万余里，流目三春际。猿啼山馆晚，虹饮江皋霁。湘岸竹泉幽，衡峰不囷闭。岭嶂穷攀越，风涛极沿济。吾师在韶阳，欣此得躬诣。洗虑宾客寂，焚香结精誓。愿以有漏躯，聿薰无生慧。物用一冲旷，心源日闲细。伊我获此途，游道回晚计。宗师信舍法，摈落文史艺。坐禅罗浮中，寻异南国裔。何辞御魑魅？自可乘炎疠！回首望旧乡，云林浩亏蔽。不作离别苦，归期多年岁。

  宋之问又有《游韶州广果（一作界）寺》诗：

  影殿临丹壑，香台隐翠霞。巢飞含众鸟，砌蹋雨空花。宝铎摇初霁，金池暎晚沙。莫愁归路远，门外有三车。

  这个韶州广果寺正是能大师住的寺。日本入唐求法和尚圆珍于大中七年（八五三）至十二年（八五八）从唐国请去的佛教典籍之中，有《禅门七祖行状碑铭》十五件合一卷；此十五件的子目记在圆珍的两个总目录里。其第十五件题作：

  大唐韶州广果寺悟佛知见能禅师之碑文

  故此诗题作“广果寺”，不误。

  伪作《六祖坛经》的人已不知此寺名，故敦煌本《坛经》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第一章也说是在大梵寺。其末章说“大师于新州国恩寺造塔”，又说：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

  此最古《坛经》里说了三个寺名，而没有广果寺。

  北宋本《坛经》（日本的“兴圣寺本”，即宋乾德五年丁卯〔九六七〕惠昕本）开卷仍作大梵寺，卷尾则作“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三更时于新州国恩寺圆寂”。但《坛经》传授一节删去法兴寺之名。此本也无广果寺之名。

  契嵩以后的改本《坛经》（如《大正藏》之德异本）开卷即改作：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琚）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

  宝林即宝林寺。其第七章有云：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曹叔良）遂于故基重建梵寺，延师居之。

  其第八章首云：

  时祖师居漕溪宝林。……

  其第十章云：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次年……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至三更，……奄然迁化。

  此本里也无广果寺之名。这些和尚们作伪书，是用不着作考据的。闭门捏造地名寺名人名，岂不更方便更省事吗？
  宋之问贬为泷州司马（殿本《唐书》本传误作陇州，百衲本亦误。《全唐诗》小传不误）在神龙元年（七○五）。第二次他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他游韶州见慧能，当在贬泷州时。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

  一九六○，一，六夜

  附记：

  房融的《韶州广界寺》诗
  房融，则天时宰相，神龙元年贬死高州。《全唐诗》第二函第六册有他的诗一首，题为《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一作《过韶州广界寺》：
  零落嗟残命，萧条托腾因。方晓三界火，遽洗六情尘。隔岭天花发，凌空月殿新。谁令乡国梦，终此学分身？

  诗不好，但此题可备参考。此“一本”似应题作《过韶州广果寺上人房》？
  张说
  张说诗（《全唐诗》第二函第五册）有《书香能和尚塔》一首：
  大师捐世去，空余法力在。远寄无碍香，心随到南海。

  明刊《张说之文集》七此诗题同，其总目及卷七目，诗题皆同，此诗与韶州的能大师似无关。

  王荆公的有为主义
  我常引王荆公的诗句来说明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例如他和寒山诗的“只缘疑遮个”一首，又如他答晏殊题汉阴丈人画诗云：

  赐也能言未识真，
  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橰俯仰妨何事？
  抱瓮区区老此身！
  他的文集里，如《答司马谏议书》，如《太古》，如《老子》，诸文都很明白的提倡一种有为主义，明白的颂扬人工开物成务的功绩。

  这几天偶然翻读南宋昆山龚明之的《中吴纪闻》，其卷三有“方子通”一条，说：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

  溪流怪石碍通津，

  一一操舟若有神。

  自是世间无妙手，
  古来何事不由人？
  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所喜也。

  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朱长文，字伯原，即《续图经》作者）皆为一时所高。……年八十三而卒，有诗集行于世。……

  方子通前两句不很明白，意思似是说：滩多怪石，碍行舟，而有特别训练的舟人仍能操舟“若有神”，不受怪石的障碍。“古来何事不由人？”确有合于王荆公的政治思想。

  一九六○，八，廿九
  龚开之自序题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序中说“今年九十有二”，可知他生在元祐六年（一○九一）。

  《豆棚闲话》笔记

  豆棚闲话
  圣水艾衲居士编

  鸳湖紫髯狂客评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十三种

  民国廿四年十二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校点者戴望舒
  主编者施蛰存
  发行人张静庐
  今天从启明书局沈志明借得此书，略记其内容，寄给赵元任兄，作“老天爷”曲的参考资料。

  此书作者评者均不可考。鸳湖在嘉兴，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即杭州西湖。作者评者当是一人，可能是杭州嘉兴一带的人。

  此书内容是十二篇短篇小说，其第七篇题为《首阳山叔齐变节》，说叔齐在山上挨饿，“委实支撑不过”，就趁伯夷后山采薇去了，他逃下山去，被一群“顽民”包围着，他“袖中脱落”一张自己写的投诚呈子稿儿，众人拾起从头一念，大家拳头巴掌雨点相似，打得头破脑开。但叔齐终于“自信此番出山却是不差，待有功名到手，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未为晚也”。这种写法是可以推知此书写作大概在明朝亡后不久，约在康熙的初年，即十七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此中十二篇都不是好小说，见解不高，文字也不佳。其中第十篇题为《虎丘山贾清客联盟》，有二十三首打油的苏州竹枝词，又写那些“老白赏”（一名蔑片，一名忽板，即是帮闲的“清客”，与后来的“老白相”的意义不同），说话往往用苏州土白，可以说是很早的苏白小说。

  “老天爷”曲子见于第十一篇，题为《党都司死枭生首》。此篇写崇祯时代“离乱之苦”，其中叙述“流贼”的一长段里，有这一节：
  那时偶然在路上行走，却听得一人唱着一只边调曲儿，也就晓得天下万民嗟怨，如毁如焚，恨不得一时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愿哩。他歌道：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此下紧接着叙

  四下起了营头，枝派虽记不清，那名字绰号也还省得。如
  大傻子　刘　通王老虎　王国权

  老回回　马进孝过天星　徐世福

  闯　工　高汝岳闯　将　李自成

  （此下还有三十一人的绰号姓名）

  我看此名单与那只“边调曲儿”都是从当时流传的记载“流寇”的书里钞出的。下文又记“流贼”的组织，如“凡四十岁以上，不论男女，一概杀了。只留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上下的，当作宝贝”。又如“始初破城，只虏财帛婆姨。后来贼首有令，凡牲口上带银五十两，两个婆姨者，即行枭示。残破的地方，抛弃的元宝不计其数”。这些记载好像也是根据旧记载。

  《豆棚闲话》的文章很平凡。“老天爷”曲子必是当时流行的“边调”，革命歌，必不是那位很平凡的作者写得出来的。

  一九六一，二月四日半夜

  与顾颉刚书五札

  一
  颉刚兄：
  顷复一片后，偶忆及曹纶似系林清“逆案”内人，检查果然。附上劄记一则，请看。

  我想一考高鹗。此人在嘉庆辛酉已为“侍读”，不知有法子考出他的籍贯与中进士入翰林的年月吗？有清代“进士题名录”一类的书可查吗？此人中进士当在乾隆（五五）庚戌与嘉庆辛酉之间，闻国子监有进士刻石，今天本拟去查看，不幸我从雍和宫出来时天已晚了。若有“题名录”一类的书，便可有此一行（《耆献类征》无高鹗传）。你明日若寻得着《船山诗草》，请钞他《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诗的全文。此诗当在乾隆戌申以后。

  曹楝亭有《楝亭诗钞》，今不知有传本否？
  适　十，四，三

  二

  颉刚兄：
  两信都读过了，第一信送还。此信我本想录副寄出付印，但昨得上海信，知《红楼梦》二十五日可出版，不及加入，不如留待再版时即用你的《曹寅传》作一个附录。你此时甚忙，可不必录副了。

  作《曹寅传》，我极赞成。汉满的文化关系史上，纳兰成德与曹寅父子都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都消受得起一篇好传。况且你这篇传一定可表示搜集材料的步骤与方法，可以给后来学者开一点新法门。

  《曝书亭集》有许多关于曹寅的材料，送上请看（已钞读书片四页，未钞者看折页处）。最重要的是《仪征县儒学碑》，此时曹寅年五十，可惜立碑年月不载集中，须另检；或县志有之，否则须托人去访此碑年月。查序也很重要，因此可知曹寅死在康熙四十九年与五十三年之间，这比我“康熙五十年至六十年之间”的假设更近了。

  我关于你这信，有几点小注：

  一、诗局即是《全唐诗》局，设在扬州。《先正事略》《汪绎传》：“乙酉，奉命校《全唐诗》扬州。”乙酉为四十四年。查慎行的《杨中讷墓志铭》云：“癸未假归，适丁父艰，服未阕，奉校刻《全唐诗》之命，开局扬州。”中讷与慎行之弟嗣，皆是当时“校对官”。曹寅为“校阅刊刻官”。《全唐诗》卷首有进书表：“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翰林院侍讲臣彭定求，编修臣杨中讷，臣潘从律，臣汪士鋐，臣车鼎晋，臣谢树本，臣查士，庶吉士臣俞梅等上言：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等校对。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此年月亦可纪（校对官中尚有汪绎，沈三曾两人。书成已不在局，故未列入表内）。但《观古堂书目》所谓“三十六年”，乃是四十六年之误，康熙帝《全唐诗序》年月为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叶目误四为三，似不足据。《书目答问》作“康熙四十六年敕编”，可证。

  “三十六年”之说固误，但扬州诗局于康熙四十八年刻成《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五十年刻成《全金诗》七十四卷，皆见《书目答问》。可见诗局到五十年还未撤，只不知《全金诗》（此即《中州集》补本）刻成时曹寅已死否？若五十年他还在，他死的年代更易定了。

  二、《江宁府志拾补》里的“尚衣监”，疑即“织造”的“雅”称。

  三、你考查康熙南巡次数，甚是。我初疑第一二次未到江浙，今始知不然。谢谢你。我在考证里说曹寅接驾大概不止一次，果然。

  四、《有怀堂集》里《曹使君寿序》称及“董织造”，你以为是曹寅的后任。但《楝亭记》中称曹玺为“其先人董三”，我至今不懂。今见“董”字，颇引起前疑，似可注意，将来或可得确解。

  现在听说罢工事有早日收束的希望，不知究竟如何？你此时如即欲归去，望勿使曹家事的考索阻你的行期。

  适十，四，十三

  三

  颉刚兄：
  两信及曹集都收到了。我在津馆看《楝亭集》，颇有所得：
  一，曹寅生于顺治一五年。

  （证一）《拥书图记》：庚辰四十三岁；（证二）《二郎庙碑》：“庚寅五十三岁。参看《鸡鸣寺浮图碑》。此碑中“壬寅”似是“癸卯”？
  二，曹寅的生日为九月七日——“予与龙川先生同日。”

  三，死在五十二年五月以前。如你所说。

  四，曹寅任盐院是“奇”年十二月受事，至“偶”年十二月卸事。

  （证）（一）《五华江南录》：四十四年五月，他尚任盐院。（二）《松巅阁记》：“四十三年甲申，余视鹾扬州。……乙酉冬予差满。”（三）《周易本义序》：“康熙五十年嘉平月，书于淮南使院。”（四）《鸡鸣寺浮图碑》与《仪征县东关石闸记》。

  五，《东皋草堂记》写曹寅兄弟所受田都在宝坻之西，武清之东北（顺天府）。此事可与《红楼梦》五十三回黑山村乌庄头进年例一节参看。

  六，郭振基序“今公子继任织部”一句，似不足证明曹顒为寅子。我想顒是侄而立为寅后。珍儿死于辛卯（康熙五十），时寅已五十四。《哀诗》中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之语，似此时寅尚无他子，故顒立为后。既立而幼子生，——假定雪芹是寅之子，——爱宠之极，故名之曰“天祐”或“天祜”。生不久，寅即死；或生于寅死后，亦未可知。这个假定，你看如何？

  若如此说，我在《考证》里说的雪芹之生年当推下许多年，著《红楼》之年也当推下。

  另有详记，你回京时可看见。

  有一事极快人意。严范孙先生见我的《考证》稿本，曾加两笺，中一笺云：“乾隆庚戌会榜有张问陶，无高鹗。有《国子监题名碑录》可证。”此条我们虽已证实，但他的口气似说他家有此书刻本或钞本，故我作书去问他。他的回信说：“国子监据《题名碑》刻为木版，每两科续刻一次，中式之人各领一部。弟所藏截至光绪癸未科止。自顺治初起，附全明一朝。”这书我一定去寻几部来！

  适　十，五，五

  四

  颉刚：

  《雪桥诗话》“通政孙”一句的来源，我七月间到上海时，当亲自设法一问。杨君似有《四松堂集》及《懋斋诗钞》。

  《八旗文征》，此时无法取查。《八旗人诗集》至今未访得，书店多说无此书，敦诚兄弟的书，也没有寻着。

  袁枚之致误，与你上面说的上元，江宁两县志所以致误，同一道理。曹家四代做织造，而曹寅最有名，上、江两《志》误记曹顒为曹寅，而袁枚又误记曹顒（或頫）为曹寅。这种“箭垛式”的人物，历史上常有。（西史中古时代常有此种人。古代的周公，亦是此例。）大概当时的人多晓得有一个“曹织造”，却不大知道有四个“曹织造”，故凡有什么曹织造的事，人都归到曹楝亭身上。是以君子恶作长人，天塌下来时，总是他顶着！

  我现在想雪芹是曹頫之子。《红楼梦》第二回说：“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时，遗上一本，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又额外赐予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职，令其入部学习。如今已升了员外郎。”赦即是顒，政即是頫。《八旗氏族通谱》说：“曹頫，原任员外郎”，这是一证。《上元江宁志》“玺在殡”一段，应当如你说作寅，此与“遗上一本”一段相合，可算是二证。雪芹既以宝玉自况，贾政当是他的父亲，而贾政明是那先未袭职的次子，决不是曹顒。这是三证。你前函说第二回“那一段话除了‘长子袭官’数语为有意错乱外，其余便写实了曹寅”。现在依我的说法，这一段话，便没有一句不着实了。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回到曹寅闻珍儿殇的诗。“世出难居长，多才在四三。”似是说他自己的儿子虽居长，但不如三四个侄之多才。“亚子”二字仍当本义解，“次子”或“幼子”，指曹珍。依此，则曹寅的子侄辈略如下表：
  （1）顒（2）頫——霑　（3）颀
  （寅子）（寅子）（宜子）
  （4）天祐　（5）珍
  （宜子）（寅子）
  这是我自己修正我在天津所得的第六条。

  至于你疑心《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雪桥诗话》里的雪芹不像，我觉得并不难解释。凡是孤冷的人很少是生来孤冷的，往往多是热闹的生活的余波。周敦颐，程颢，张载多是做过一番英伟少爷的人，都反动到主静主敬的生活里去。阮籍，刘伶大概也是如此的。

  传闻之不可靠，大率皆然。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论此最痛快。

  寄上上海《晶报》《红楼佚话》四则，可见人对于“传闻”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此中第四则说有人见一本，说后来宝玉与湘云为婚，此可见前人必有疑“白首双星”一句，而据以补《红楼梦》者。此本近日我也听见人说过，但皆无从追求到底。崔述以“打破沙锅问（纹）到底”自豪，真不容易！

  适　十，五，三十
  五

  颉刚兄：
  得书甚喜。敦诚弟兄诗四首，另纸钞上。

  另钞上《日记》一则，可考见敦诚的时代。

  你说“大观园非随园”，我觉得甚有理。当访袁枚所修《江宁府志》一看，以决此疑。京馆无此志。

  《随园诗话》说大观园即随园，似也不致全无所据。此事终当细考。

  你的《随园诗话》有“明我斋读而羡之”，“我斋题云”等话，大可注意。我家中三种本子，皆无此二语。你这本子定是一种有研究价值之本。望便中多寻别本一对。

  大学学生王小隐说，曹雪芹的子孙现住济南，已改旗姓，但族谱上尚有“五世祖雪芹府君”，其家又有雪芹遗稿钞本。我已叫他去搜求，不知有效否。如真系“五世祖”，则雪芹为寅之孙无疑。若能得遗稿，我真要狂喜了！
  适　十，六，廿八
  关于《红楼梦》的日记五则
  一
  单不广先生送来《雪桥诗话续集》卷下，内页二三有一条使我狂喜：
  敬亭家有西园，起四松草堂，筑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甫得太庙受爵官，即投闲色养；日引文士，分韵擘笺，不间晨夕。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底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这条使我们知道：（一）曹雪芹名霑；（二）他是曹寅之孙；（三）《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轩笔麈》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的材料。我们有许多假设，都经不起这一条的推翻！但我更高兴。因为袁枚的两条诗话虽然误记一代，却因此得一个更可靠的参证，这是一可喜。又因为袁枚误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可以推翻这种似是而实非的根据了，这是二可喜。上回我已觉得曹雪芹的世次发生问题（日记页二二以下），故说曹寅五十四岁时尚无儿子。我因此断定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以后，但我那时说“假定袁枚说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的话是不错的”。现在我这点怀疑果然证实了！袁枚果然错了一代，这是三可喜。

  二

  今天买得《八旗人诗钞》。此诗是铁保编的，但后来书成时被嘉庆赐名为《熙朝雅颂集》，故书店竟不知有《八旗人诗钞》一书。我前日无意中翻得铁保的《惟清斋全集》，始知此书改名的事。此书成于嘉庆九年，共百三十四卷，自是清朝一代文献的一部重要书。《雪桥诗话》所称诸满人，很多在此集中。曹寅居一卷，但曹雪芹与高鹗皆不入选。高鹗与铁保同时，自不入选。但雪芹不入选，殊不可解。

  诗钞中有敦诚，敦敏兄弟诗一卷，中有他们与曹雪芹赠答的诗四首，录于下页。诗中“秦淮残梦忆繁华”，“扬州旧梦”等语，皆可供考证。“于今环堵蓬蒿屯”，“残杯冷炙”等句，可见雪芹贫状。

  赠曹雪芹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是烟霞。

  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

  新愁旧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访曹雪芹不值

  敦敏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佩刀质酒歌有序

  敦诚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闻贺鑑湖，不惜金龟掷酒垆；
  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鲸吸。

  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珰。

  秋气酿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

  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瓮塞何可当。

  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

  身外长物亦何有，鸾刀昨夜磨秋霜，
  且酤满眼作软饱，谁暇齐鬲分低昂。

  元忠两褥何妨质，孙济缊袍须先偿，
  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遗王祥。

  欲耕不值买犍犊，杀贼何能临边疆；

  未若一斗复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
  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

  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

  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寄怀曹雪芹

  敦诚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日魏武之子孙。

  嗟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绝，且着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翦烛风雨昏：
  接?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尊。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三

  买得杨钟羲编的《八旗文经》六十卷。此书刻于光绪辛丑（武昌），共文五十六卷，作者考三卷，叙录一卷。卷二十三有高鹗的《操缦堂诗稿跋》，跋尾书“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壬寅小阳月”。

  作者考云：“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一号雪樵，世居沈阳地方，隶汉军正白旗。工部尚书曹玺子。……甥富蔡昌龄，字谨斋，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称甥而不及子孙，可怪。

  卷三十九有敦诚的《拙鹊亭记》，作于辛丑初冬；有《松亭再征记》，作于戊寅正月；卷五十六有他的《祭周立厓文》，中云：“先生与先公始交时在戊寅己卯间，是时先生……每过静补堂，……诚尝侍几杖侧。迨庚寅先公即世，先生哭之过时而哀。……诚追述平生，惝恍若梦。回念静补堂几杖之侧，已二十余年矣。”

  今表列这些年岁如下：
  （前）（后）
  康熙　乾隆
  戊寅　三七　一六九八二三　一七五八

  己卯　三八　一六九九二四　一七五九

  庚寅　四九　一七一○三五　一七七○

  辛丑　六○　一七二一四六　一七八一
  《雪桥诗话》记清宗室永忠（臞仙）为敦诚的葛巾居作的辛丑诗，直书为乾隆辛丑。今检原诗（《八旗人诗钞》二五），并未明言乾隆辛丑。以意推测起来，大概是不错的。敦诚有挽曹雪芹诗，大概比雪芹年轻。

  四

  买得石印的雍正帝《朱批谕旨》六十册，偶一翻阅，见第四十八册有雍正元年三月苏州织造胡凤翬奏摺一篇，内称“今查得李煦任内亏空各年余賸银两，现奉旨交督臣查弼纳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办六十年分应存賸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零，并无存库，亦系李煦亏空。……所有历年动用银两数目，另开细摺，并呈御览。……”李煦任苏州织造最久，又任淮盐甚久，尚至如此亏空。一年之亏空至六万余两，其总数可想！曹家之败，当亦是因此。颉刚推测曹雍正六年以后尚有一番官况，似不确。

  五

  今天松筠阁送来《四松堂集》一部。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此本系最初的稿本，上有付刻时的校记，删节的记号，改动的添注。刻本所收，皆打一个“刻”字的戳子。此本真不易得，比刻本还更可贵。（刻本未收的，上贴红纸，或白纸。）首页有“南皮张氏所藏”之印。

  卷首有敦敏作的《敬亭小传》，摘录如下：

  敬亭，名敦诚，别号松堂。

  ［据《岁暮自述五十韵》，生于雍正甲寅（一七三四）。乾隆甲子，年十一（一七四四）。“二月辞家塾，负笈宗黉游。”］
  乾隆戊辰（十三，一七四八），年十五，出继宁仁为嗣。

  乙亥（二十，一七五五），年二十二，宗学岁考入优等。

  丁丑（二十二，一七五七），随父司榷山海，住喜峰口，有《松亭纪游》一卷。

  丙戌（三十一，一七六六），补宗人府笔帖式，旋授太庙献爵之职。

  辛卯（三十六，一七七一），三十八岁，值继母丧，以病告退。筑四松草堂，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作《闲慵子传》以自况。

  又嗜酒，别构小屋，效村垆式，悬一帘，名葛巾居。

  戊申（五十八，一七八八），五十五岁；……踰三年，五十八岁 （辛亥？一七九一）死。

  乙卯（六十，一七九五），弟桂圃拟刻其遗诗遗文。

  丙辰（嘉庆元，一七九六），敦敏作传。纪昀作序。（纪序有“年甫五旬而奄化”之语，此本旁添一“余”字于“旬”下。）
  ［《考证》说，“敦诚大约生于雍正初年（约一七二五）”，此系因为我在一个书店里翻看《纪集》不曾记得“年五旬余”一句，且《纪集》未载作序之年，故我误算十一年。］
  ［《考证》记他“死于乾隆五十余年（约一七八五——一七九○），亦不精确。］
  书中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寄怀曹雪芹》诗，题下旁注一“霑”字。“嗟君”作“君又”。“扬州旧梦久已绝”，绝作觉。下贴一笺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蓟门落日松亭尊”，尊作樽，下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按此语，此诗作于乾隆丁丑。其下一首《烈女墓》，序言作于丁丑十二月，可互证。

  《赠曹芹圃》（注）即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此诗上贴红笺，未刻。此诗前第五首注“辛巳”年，为乾隆二十六（一七六一）。

  《佩刀质酒歌》，已钞。此诗下第二首《南村清明》，下注“癸未”（一七六三）。此诗当作于壬午（一七六二）。

  《挽曹雪芹》（注）甲申（一七六四）：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此诗上贴红笺，亦未刻。此诗极重要，《雪桥诗话》所引五六两句，乃从《鹪鹩庵笔麈》卷上转载的。《笔麈》原文如下：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

  若不得此稿本，则不能知四个要点：
  （一）雪芹死于甲申（二九，一七六四）。

  （二）死时年约四十，或四十余。

  若四十岁，生时当雍正二年（一七二四）。

  若四十五岁，生时当康熙五八（一七一九）。

  ［《考证》说“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一七六五）”，只差一年。］
  ［《考证》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纪至多不过比他们大十来岁，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这个猜想还不大错。］
  曹寅死于康熙五一（一七一三），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不及见曹寅了。《寄怀雪芹》注诗有小误。盖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

  （三）曹雪芹死后似无子，一子已殇了。

  （四）他死后尚有“新妇飘零”。

  乾隆庚子四五（一七八○）有《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拾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一篇。中有句云：
  诗追李昌谷。（注）谓曹芹圃。……又狂于阮步兵。（注）亦谓芹圃。此诗亦未刻。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书店若敲我竹杠，我既记下了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他若讨价不贵，我也不妨买了他，因为这本子确可宝贵。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无论如何，我现在才知道刻本于我无大益处。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一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这种附会的“红学”又可分作几派：
  第一派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他们说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当时名士冒辟疆的妾，后来被清兵夺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台山去做和尚去了。依这一派的话，冒辟疆与他的朋友们说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说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这一派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以上引的话均见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的《提要》）
  这一派的代表是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这一派的根本错误已被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之后，页一三一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证明了。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孟先生引据了许多书，按年分别，证据非常完备，方法也狠细密。那种无稽的附会，如何当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红楼梦索隐》说：

  渔洋山人《题冒辟疆妾圆玉，女罗画》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费陈王八斗才”，亦为小琬而作。圆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转之义，故曰圆玉。女罗，罗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与死别不同矣。（《提要》页一二）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里引了清初的许多诗人的诗来证明冒辟疆的妾并不止小宛一人；女罗姓蔡，名含，狠能画苍松墨凤；圆玉当是金晓珠，名玬，昆山人，能画人物。晓珠最爱画洛神（汪舟次有《晓珠手临洛神图卷跋》，吴薗次有《乞晓珠画洛神启》），故渔洋山人诗有“洛川淼淼神人隔”的话。我们若懂得孟先生与王梦阮先生两人用的方法的区别，便知道考证与附会的绝对不相同了。

  《红楼梦索隐》一书，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评他了。但这书中还有许多绝无道理的附会，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如他说：“曹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当在乾嘉时代。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庆时所作可知。……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提要》页五至六）但他在第十六回凤姐提起南巡接驾一段话的下面，又注道：“此作者自言也。圣祖二次南巡，即驻跸雪芹之父曹寅盐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对，故有此笔。”下面赵嬷嬷说甄家接驾四次一段的下面，又注道：“圣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驾四次，特明为乾隆时事。”我们看这三段“索隐”，可以看出许多错误。

  （1）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
  （2）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一六八九），到四十二年曹寅才做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

  （3）《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
  （4）《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

  第二派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作代表。蔡先生说：
  《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索隐》页一○）。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页三至四）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系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彖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翠缕说：“知道了！姑娘（史湘云）是阳，我就是阴。……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对于君主，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页九至十）

  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张。以后便是“阐证本事”了。依他的见解，下面这些人是可考的：

  （1）贾宝玉，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康熙帝的太子，后被废）。（页十至二二）
  （2）《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字与礽字形相似也。……（页二三至二五）

  （3）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页二五至二七）

  （4）薛宝钗，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页二八至四二）

  （5）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页四二至四七）

  （6）王熙凤影余國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页四七至六一）

  （7）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页六一至七一）

  （8）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从徐柳泉说）。……（页七二至八七）

  （9）惜春，严荪友也。……（页八七至九一）

  （10）宝琴，冒辟疆也。……（页九一至九五）
  （11）刘老老，汤潜庵（汤斌）也。……（页九五至百十）

  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记得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因为做谜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齐和梁两朝都是姓萧的；其次，把“萧萧下”的“萧萧”解作两个姓萧的朝代；其次，二萧的下面是那姓陈的陈朝。想着了“陈”字，然后把偏旁去掉（无边）；再把“东”字里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谜底！你若不能绕这许多湾子，休想猜谜！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國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举一条例来说明这种“索隐”（猜谜）法的无益。蔡先生引蒯若木先生的话，说刘老老即是汤潜庵：

  潜庵受业于孙夏峰（孙奇逢，清初的理学家），凡十年。夏峰之学本以象山（陆九渊）阳明（王守仁）为宗。《石头记》“刘老老之女婿曰王狗儿，狗儿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势利，便连了宗。”似指此。

  其实《红楼梦》里的王家既不是专指王阳明的学派，此处似不应该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学。况且从汤斌想到孙奇逢，从孙奇逢想到王阳明学派，再从阳明学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从王家想到王狗儿的祖上，又从王狗儿转到他的丈母刘老老，——这个谜可不是比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谜还更难猜吗？蔡先生又说《石头记》第三十九回刘老老说的“抽柴”一段故事是影汤斌毁五通祠的事；刘老老的外孙板儿影的是汤斌买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孙女青儿影的是汤斌每天吃的韭菜。这种附会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凤姐给刘老老二十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徐乾学赙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凤姐又送老老八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惟遗俸银八两。这八两有了下落了，那二十两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还送了刘老老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这一百两可就没有下落了！因为汤斌一生的事实没有一件可恰合这一百两银子的，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三派的《红楼梦》附会家，虽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说：
  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卫（成德官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

  又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纂》三十八）说：

  《红楼梦》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适按此谕不见于《东华录》，但载于《通志堂经解》之首。）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

  钱静方先生的《红楼梦考》（附在《石头记索隐》之后，页一二一至一三○）也颇有赞成这种主张的倾向。钱先生说：
  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倩影？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

  这一派的主张，依我看来，也没有可靠的根据，也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1）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西历一六五四），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传，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

  （2）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进士，年十九。徐乾学做的《墓志铭》与韩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说。乾隆帝因为硬要否认《通志堂经解》的许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说他中进士时年止十六岁。（也许成德应试时故意减少三岁，而乾隆帝但依据履历上的年岁。）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
  （3）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

  （4）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石头记索隐》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们试读姜宸英祭纳兰成德的文：
  兄一见我，怪我落落，转亦以此，赏我标格。……数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时嫚骂，无问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恶。激昂论事，眼睁舌挢，兄为抵掌，助之叫号。有时对酒，雪涕悲歌，谓余失志，孤愤则那？彼何人斯，实应且憎。余色拒之，兄门固扃。

  妙玉可当得这种交情吗？这可不更像黛玉吗？我们又试读郭琇参劾高士奇的奏疏：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骗，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以觅馆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厌之谿壑，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清史馆本传》，《耆献类征》六十）
  宝钗可当得这种罪名吗？这可不更像凤姐吗？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钱静方先生说的好：“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