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二卷）》（2）

  第四十二章《胡适传统文学研究（第二卷）》（2）

  张先
  字子野，吴兴人，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官至都官郎中。有《安陆集》。词一卷，以《彊村丛书》本最完备。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苏轼的话，说：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今七年耳，子野，令举，孝叔皆为异物。……

  苏轼自杭州移密州是在熙宁七年（一○七四）。以此推之，张先生于太宗淳化元年（九九○），死时约在元丰初年（一○七八），年约九十。

  张先与柳永齐名。晁补之说，“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晁氏所谓“韵”，我们叫做“风格”。柳永风格甚低，常有恶劣气味；张先的风格也不高，但恶劣气味较少。

  晏　几　道

  字叔原，号小山，是晏殊的幼子。有《小山词》一卷，原名《补亡》，自跋云：“《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之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又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此段使我们想见他的词的背景。

  黄庭坚序《小山词》云：“其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恨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豫章文集》十六）
  但晏几道并不是什么轻薄子。黄序又说：“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仕宦之运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柳永
  字耆卿，乐安人（何寿慈说他是福建崇安人）。初名三变，或云后改名三变。他“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下）。景祐元年（一○三四）登进士第，为睦州掾官，官至屯田员外郎。

  叶梦得说：

  余仕仿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

  《四库提要》称柳永为词中之白居易，也是说他的词能通俗。柳永的词缠绵细腻，但风格不高，常有恶劣的语句。如我们选的第一首《蝶恋花》，末一首《少年游》，在他的词里要算风格最高的了。

  他的《乐章集》，有汲古阁本，有《彊村丛书》本。

  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三六）十二月十九日（一○三七），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七月二十八日。

  他的事迹，人多知道，故不详叙。可看《宋史》三三八。

  《东坡乐府》有汲古阁本，四印斋本，《彊村丛书》本。《彊村丛书》本是编年的，最有用。

  苏轼的天才最高，文与诗词都好，是文学史上一个怪杰。 他常说，他“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读他的作品的，应记得这句话。

  胡寅说：
  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芗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这一段话说的最好。词至苏轼而一大变。他以前，是《花间集》的权威的时代；他以后，另成一个新时代。若问这个新时代的词有什么特色，我们可以指出两个要点。

  第一，风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风格。上文胡寅说的一段话便是这个意思。《吹剑续录》说：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虽是戏谈，却很可写出苏柳的词的风格的不同。东坡以前的词只是写儿女之情的；下等的写色欲，上等的写相思，写离别；以风格论，轻薄的固不足谈；最高的不过凄婉哀怨，其次不过细腻有风趣罢了。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创立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既非细腻，又非凄怨，乃是悲壮与飘逸。胡寅说的“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勉强可以形容这种新起的风格。陆游说，“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这也可以形容苏词的风格。这种风格乃是学问与人格结成的，故不是那“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所能领会的。

  第二，“以诗为词”。陈师道说：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本是不满意于苏词的话。但在今日看来，这话很可以表出苏词的特色。词起于乐歌，正和诗起于歌谣一样。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词也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词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只当词是诗的一体，不必儿女离别，不必鸳衾雁字，凡是情感，凡是思想，都可以做诗，就都可以做词。从此以后，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这是词的一大解放。

  黄庭坚说：

  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陆游说：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声律耳。

  这两段都说的好。苏轼认词为诗的一体，不限于乐歌，故不喜拘拘裁翦以就声律。

  词至苏轼而范围始放大。至朱敦儒，辛弃疾，陆游，这一派遂成一大宗派。

  秦观
  字少游，扬州高邮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一○四九），死于元符三年（一一○○）（此据秦瀛所编《年谱》）。《宋史》《文苑传》称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苏轼在徐州，很赏识他，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安石也赞赏他。元祐初，苏轼荐他贤良方正，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后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章惇等得政，排斥元祐党人。他被贬逐，徙郴州，横州，雷州。元符三年放还，至藤州，醉卧光化亭。忽索水饮，家人以一盂注水进，他含笑视之而死。他有词三卷，有汲古阁《六十家词》本，朱氏《彊村丛书》本，高邮刻《淮海集》本。

  他的词，当时人推为在苏轼的词之上。晁补之说，“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叶梦得说他的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又说，“子瞻（苏轼）最善少游，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这话颇可玩味。秦观的词和柳永的词很相近；柳永的词能通俗，但风格不高；秦观的词的意境稍胜于柳词，但有时也还不免俗气。即如“山抹微云”一首，中多佳句；但下半阙的风格实在不脱柳永的气味。苏轼便没有这种俗气了。

  黄　庭　坚

  字鲁直，分宁人，自号山谷老人。生于庆历五年（一○四五），死于崇宁四年（一一○五）。治平四年（一○六七），他登进士第，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一○七二），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受知于苏轼。元祐初，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除秘书丞，国史编修官。绍圣元年十二月（一○九五），章惇，蔡卞等追究《神宗实录》中记载“新法”有失实的事，谪庭坚涪州别驾，安置黔州。徽宗即位（一一○○），起复监鄂州税。崇宁二年（一一○三），有人举发他所作《承天塔院记》有“幸灾谤国”的话，遂除名，编隶宜州。后二年，死于贬所。

  他有《山谷词》，以汲古阁本为最完全。

  黄庭坚的诗为江西派的祖师，影响至今不绝。他的诗多用古典，流弊甚大。但他做小词，却流利明显，绝不似他的诗。这是因为他的诗是流行于文人社会的，而小词是为歌妓们做的居多，故两种作品绝不似一个时代的产物，更不似一个人的作品。

  他的词的品格在柳永与秦观之间。他序晏几道的《小山词》，中有一段自述云：

  余少时问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我于法（佛法）中，当下犂舌之狱。（《豫章文集》十六）
  《山谷词》中确有风格很低的，如“奴奴睡也奴奴睡”等。但如《望江东》及《水调歌头》，意境已近东坡，不是柳永一派了。

  周　邦　彦

  字美成，钱塘人。据王国维所作《清真先生遗事》，他生于嘉祐二年（一○五七，何寿慈说他生于一○五六），死于宣和三年（一一二一）。他在太学时，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太学正。后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哲宗晚年，召还，除秘书省正字。徽宗设议礼局，以邦彦兼检讨。出知隆德府，徙知明州。徽宗颁《大晟乐》，召邦彦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宋史》称他“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南宋人陈郁说他“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今所传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毛晋汲古阁本）；《清真集》二卷，附集外词一卷（王鹏运四印斋本）；陈元龙集注《片玉集》十卷（朱孝臧《彊村丛书》本）。三本中，毛本收集最完备，朱刻本的注也有用。

  周邦彦是一个音乐家而兼是一个诗人，故他的词音调谐美，情旨浓厚，风趣细腻，为北宋一大家。南宋吴文英，周密诸人虽精于音律，而天才甚低，故仅成词匠之词，而不是诗人之词，不能上比周邦彦了。

  周邦彦多写儿女之情，故后人往往把他和柳永并论。张炎词中屡用“周情柳思”四字来代艳情。其实周词的风格高，远非柳词所能比。

  周邦彦读书甚博，词中常用唐人诗句，而融化浑成，竟同自己铸词一样。如我们选的《夜游宫》，上半用“东关酸风射眸子”，下半用“肠断萧娘一纸书”，皆是唐人诗句；但这两句成句，放在他自己刻意写实的词句里，便只觉得新鲜而真实，不像旧句了。南宋晚年的词人只知偷窃李商隐，温庭筠的字面，——张炎《词源》中有字面一章，——便走入下流一路。

  李　清　照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她是济南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曾以文章受苏轼的赏识；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女儿，也能做文章。她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一○八一）；二十一岁时（一一○一）嫁太学生诸城赵明诚。她自述他们的家庭生活道：“侯（即赵明诚）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子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金石录后序》）金兵南侵，他们带了他们的书画古器避到南方。建炎己酉（一一二九），明诚病死。她奔走台州，温州，越州，杭州之间；家藏书物，十去七八。绍兴壬子（一一三二），她年五十二，作《金石录后序》，叙他们夫妇的遭际甚详，那时她住杭州。甲寅（一一三四），她避乱西上，遂居金华。死时不可考，约在一一四○年以后。她有文七卷，词六卷，今皆不传。所传的只剩一些零散的诗词。

  李清照是中国最著名的女子，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所以相传有她改嫁张汝舟之说，清儒俞正燮替她抱不平，曾作《易安居士事辑》（《癸巳类稿》内），替她辩诬。后来陆心源和李慈铭也都有辩诬的话。改嫁并非不道德的事；但她本不曾改嫁，而说她改嫁了，那却是小人的行为。故我们摘出诸家替她辩诬的几个根据，附在这里。一、旧说她嫁张汝舟，是綦崇礼作合的。但绍兴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礼的女婿谢伋寓台州，自序《四六谈尘》，称清照为“赵令人李”，那时，她已六十一岁了（俞氏说）。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张汝舟因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得罪除名，后人因疑此妻李氏即清照。李慈铭指出《系年要录》明载此事在绍兴二年九月朔，而清照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十月朔，尚自称“易安室”；“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三、李慈铭又指出她在绍兴三年五月上胡松年诗，有“嫠家祖父生齐鲁”之句，是她以老寡妇终，已无可疑。

  清照论词，对于北宋诸大家，多有不满。如论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如论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晏几道，贺铸，黄庭坚，秦观诸人也都免不了她的批评。她自己的词在当日很受人崇敬。如辛弃疾（也是济南人）有时自称“效李易安体”，可见她的影响。

  向镐
  字丰之，河内人，有《乐斋词》一卷，有湖南思贤书局刻的《宋元名家词》本。

  他的事迹不可考。《词综》选他的词，把他放在叶梦得之后，大概他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的人。《宋元名家词》把他的姓名写作向滈，今从《词综》及他书作向镐。

  他的词明白流畅，多有纯粹白话的词。有几首竟全用土话；如《青玉案》，如《摊破丑奴儿》，竟不很可懂。此与秦观，黄庭坚的土话词同是给当日的歌妓做的，故极力求浅近。后人但知注古典，而不肯注土话，故日久言语变迁之后，那些当日最浅俗的词反不能懂了。

  朱　敦　儒

  字希真，洛阳人。少年时以布衣负重名。靖康时（一一二六），召至京师，不肯就官，辞还山。南渡后，寓居嘉禾。高宗召他，他又辞。避乱客南雄州，屡次征召，方才应征。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后被人劾罢。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他上疏告归。秦桧当国时，喜欢奖用诗人，他的儿子秦熺也好文学；于是除敦儒为鸿胪少卿。秦桧死后（一一五五），他也废黜了（《宋史》四四五）。

  他的生死年岁不可考。他的《樵歌》三卷里，只有两首词有甲子可考。最早的是政和丁酉（一一一七）洛阳西内造成，他代洛阳人作望幸之曲（《望海潮》题）。又绍兴丁丑（一一五七）有中秋赏月的《柳梢青》词。此外无甲子可考的，有“七十衰翁，告老归来”（《沁园春》），“好笑衰翁年纪，不觉七十有四”《《如梦令》），“屈指八旬将到”（《西江月》），“今年生日，庆一百省岁”（《洞仙歌》）。大概他活到九十多岁。《宋史》说他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告归；以“七十衰翁，告老归来”之句参考起来，他大概生于神宗元丰初年，约当一○八○；死于孝宗淳熙初年，约当一一七五。

  《宋史》称他“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汪叔耕说他的词“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花庵词选》说他“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

  他的《樵歌》三卷，有王氏四印斋刻本，朱氏《彊村丛书》本。我们看他的词，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时期，——“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巵”的时期。第二是南渡时期，颇多家国的感慨，身世的悲哀，——“南北东西处处愁；独倚阑干遍”的时期。第三是他晚年闲居的时期。这时候，他已很老了，饱经世故，变成了一个乐天自适的词人：“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把恨海愁山一齐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这一个时期的词有他独到的意境，独到的技术。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

  辛弃疾

  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一一四○）五月十一日，死于宁宗开禧二年（一二○七）九月十日。

  他生时，宋已南渡十余年了，和议已快成功了，山东已久在金人统治之下了。他十岁时，从蔡松年（字伯坚，晚号萧闲老人，官至右丞相，工诗词，为金朝一大文家，有文集。）受学，与党怀英同学，人称“辛党”。党怀英后来仕于金朝，做到翰林学士承旨，为金朝一个名臣。辛弃疾不忘宋，有志南归。恰好金主亮南征，大败而回，被人杀死（事在一一六○）。那时山东豪杰并起，耿京自称天平节度使，用辛弃疾掌书记。他劝耿京决计归宋，耿京就派他和贾端奉表南归。高宗大喜，授他为承务郎，用耿京知东平府，节度使如故。他北回复命时，耿京已被部下张安国杀了去降金国。他回到海州，约会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径赴金营，在人丛里把张安国捉了；金兵追他不上，他把张安国送到“行在”，斩于市。高宗改差他江阴签判。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岁（一一六二）。

  他历官至四十岁时（一一七九）已作湖南安抚使。四十六岁（一一八五）改江西安抚使，在江西三年，被弹劾去官。

  他是有英才，有作为的豪杰。他在湖南时，因军政久敝，自请别创新军，名湖南飞虎军。政府允许之后，他就用五代时马殷的故垒，盖砦栅；招步军二千，马军五百；战马铁甲皆备。政府中有人反对，说他“横敛”；孝宗特降御前金字牌，令即日停止。他接到金牌，藏起不发表；一面督促监工的人如期造成。那时正当秋雨，造瓦赶不及；他下令：“自官舍神祠外，一应居民每家取瓦二片。”不到两天，就成功了。“军成，雄镇一方。绘图缴进，上始释然”（《宋史》本传）。

  他帅江西时，恰遇灾荒，他的赈济榜文只有“闭粜者配，劫米者斩”八个大字；一面拿出公款，叫士民公举有才干可靠的人，领款去运籴粮米，不取利息，限月底运到。到期，城下粮船连樯而进，米价自减，民赖以济。朱熹称赞他此事“虽只严法，便有方略”（本传，参《年谱》）。

  他罢官后，居上饶。三年后，起复为福建安抚使（一一九一）；帅闽三年，又被弹劾，乞祠而归。初居上饶，后移居铅山县。五十九岁，又起复为浙江安抚使（一一九三）；帅浙六年，进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一二○四）；又出知镇江府，江陵府。

  开禧初（一二○五—六），韩侂胄议伐金，当时一班有志恢复中原的人都赞成他，辛弃疾也是赞成的一个。侂胄生日，他有《清平乐》贺词云：

  如今塞北
  传得真消息：
  赤地人间无一粒，
  更五单于争立。

  熊罴百万堂堂，

  维师尚父鹰扬；

  看取黄金假钺，

  归来异姓真王！

  开禧二年（一二○六），韩侂胄的北伐军大败；次年主和的人把韩侂胄杀了，送头去议和。那时辛弃疾已死（一二○七），言官追论他依附韩侂胄，朝廷尽夺他身后应得的一切恩典。直到宋末，才追赠少师，谥忠敏（《年谱》，参本传）。

  他有《稼轩词》，王氏四印斋刻本最佳。此外有毛氏汲古阁本，有辛启泰辑的《稼轩集》本，附有诗文，年谱，及补遗的词。朱氏《彊村丛书》翻刻辛辑的补遗词，但未刻词集。

  他是词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做长调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现。古来批评他的词的，或说他爱“掉书袋”，或说他的音节不很谐和。这都不是确论。他的长词确有许多用典之处；但他那浓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气，往往使人不觉得他在那里掉书袋。试看吴文英，周密诸人，一掉书袋，便被书袋压死在底下，这是何等明显的教训！真有内容的文学，真有人格的诗人，我们不妨给他们几分宽假。

  至于音律一层，也是错的。词本出于乐歌，正与诗本出于乐歌一样。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词也应该脱离音乐而独立。苏轼，辛弃疾做词，只是用一种较自然的新诗体来做诗；他们并不想给歌童倡女作曲子，我们也不可用音律来衡量他们。

  辛弃疾的长词，或悲壮激烈，能达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动，能传曲折的意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长调难做的好，往往有凑句，有松懈处，有勉强处，虽辛弃疾亦不能免。我们选他的长调，删弃较多，选择最慎，只留了一些疵瑕最少的。

  他的小令最多绝妙之作；言情，写景，述怀，达意，无不佳妙。辛词的精采，辛词的永久价值，都在这里。所以我们选他的小词最多。

  陆游
  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生于一一二五，死于一二一○，年八十六。

  陆游年十二，即能做诗文；以荫补官；孝宗时，特赐进士出身。

  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素有志恢复中原，屡为炎陈进取之策。诗人范成大帅蜀，用他为参议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礼法。他在蜀甚久，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知严州；绍熙元年（一一九○）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一二○二）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免奉朝请。明年书成，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陆游为南宋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早年慷慨自喜，有志于功名，故所作诗词多悲壮激烈。晚年渐归闲适，描写自然界景物，清丽可喜，与杨万里，范成大同为“自然诗人”的大家。他的词也有激昂慷慨和闲适飘逸的两种境界。刘克庄论他的词，曾说：“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绝少。”（《后村诗话》续集）
  《放翁词》，有《四部丛刊》的《渭南文集》本，有汲古阁本。

  刘过
  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江西庐陵人。《桯史》说他“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桯史》又记嘉泰癸亥（一二○三）刘过在中都，时辛弃疾帅越，遣使招之，他不能去，作《沁园春》寄辛，辛大喜（即我们选的第一首《沁园春》），邀他去，馆燕弥月，临别赠他千缗。

  当时韩侂胄当国，有意伐金。国中有志恢复者多附之。词人如辛弃疾，陆游，刘过皆赞扬此举。侂胄想提拔刘过出来做官，曾派他使金，但他终死于穷困之中。

  他的词属于辛弃疾一派，直写感情，直抒意旨，虽不雕琢，而很用气力。

  他有赠老娼的《贺新郎》一阙（今不录），自跋云，“余试牒四明，赋赠老娼，至今天下与禁中皆歌之。江西人来，以为邓南秀词，非也。”此可见他的词在当时的风行。

  他的《龙洲词》，有汲古阁本，《彊村丛书》本。

  姜夔
  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人。父噩，绍兴庚午（一一五○）进士，知汉阳县。他自孩幼时，从父到汉阳，后来他的全家遂流落在夏口，他的姊姊也嫁在此地。他少年时常在汉阳。淳熙丙申（一一七六）有过扬州的词。此后他往来长沙，汉阳，合肥，扬州，苏州，吴兴，杭州之间。在他集中有年月可考的词，最早的是淳熙丙申（一一七六）；最晚的是嘉泰壬戌（一二○二）。吴潜有吊他的词两首，自序云：

  犹记己卯庚辰（一二一九——一二二○）之间，初识尧章于维扬。己丑（一二二九）再会嘉兴。自此契阔。闻尧章死西湖，尝助诸丈为殡之。今又不知几年矣。（《榆园丛刻》本《白石道人歌曲》附录）
  以此考之，他大概生于一一五五，死于一二三五，死时年约八十岁。

  姜夔精通音律。庆元五年（一一九九），他进《大乐议》于朝廷，今载于《宋史》《乐志》；又进上他自作的《圣宋铙歌鼓吹曲》十四首，诏付太常收掌。他的歌曲颇为当时所称赏；他自己制曲颇多。他有《垂虹》诗云：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小红是范成大赠他的歌妓。

  他的词长于音调的谐婉，但往往因音节而牺牲内容；有些词读起来很可听，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如他的《暗香》，《疏影》二曲，张炎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词源》）。但这两首词只是用了几个梅花的古典，毫无新意可取，《疏影》一首更劣下，故我们都不采取。

  姜夔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与词序皆有诗意。但他的词往往不如他的小序。如《扬州慢》一首，序云：

  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

  但那首词的本身远不如这几句小序能使我们想像当日扬州的荒凉景象。又如《凄凉犯》的序云：

  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予客居阖户，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

  那首词也远不能达出此种荒凉意境。一个有诗意的词人，所作词乃远不如词序，我们所以不能不说他牺牲意境而迁就音乐了。

  他的词最用功夫，如《庆宫春》自序说“过旬涂稿乃定”。我们选的几首，大概可以代表他的好处，而很少他的短处。

  《白石道人歌曲》刻本甚多，许氏《榆园丛刻》本最好。

  史　达　祖

  字邦卿，号梅溪，原籍汴人。韩侂胄当国时，史达祖做他的堂吏，颇擅权。韩败（一二○七），他也贬死（《四朝闻见录》及《浩然斋雅谈》）。

  他的事迹别无可考。今本《梅溪集》有嘉泰辛酉（一二○一）张鎡的序，序中有“余老矣，生须发未白”的话。集中无年月，只有《东风第一枝》题“壬戌开腊望雨中立癸亥春，与高宾王各赋”；壬戌为嘉泰二年（一二○二）。大概史氏生当一一五五上下，死于一二二○左右。《浩然斋雅谈》载他的《清明》二绝句，有“榆羹杏粥谁能办？自采庭前荠菜花。”可见他后来很苦。《四朝闻见录》说韩侂胄失败后，史氏被“黥”；我们看他的《满江红》词中“一钱不直贫相逼”的话，可见他失败后的穷况。

  张炎称史达祖的词“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张鎡说他的词“妥贴轻圆，辞情俱到。”当时的风气注重咏物词；在今日看来，他的咏物词只有《双双燕》勉强可取，余皆不足取。我们取他几首情感较厚而套语较少的小词。

  刘　克　庄

  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生于一一八七年，死于一二六九年。

  他是世家之子，用“郊”的恩典得补官，曾知建阳县，师事真德秀。他作《落梅》诗，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言官以为讪谤，他几乎得大罪，遂免官。所以他后来有诗“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

  端平初（一二三四——一二三六），他做到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自此以后，他屡进屡退；当时党争甚烈，他也免不了党争的影响。一二四六年，他被召为大府少卿，理宗赐他居第，并特降旨，“刘某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可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令与尤焴同任史事。”后又兼崇政殿说书，并兼中书舍人。他参劾宰相史嵩之，有直声，但终以此去位，知漳州。后除秘阁修撰，福建提刑。一二五一，被召，任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不久，仍兼说书及史馆事。不满一年而去。

  一二六○，他又被召权中书舍人；除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不久又兼史馆。理宗很赏识他的文学，御书赐他，有“赋典丽而诗清新，记腴赡而序简古”的话。

  一二六二，除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是年他力求去，遂除宝章阁学士，知建宁府。一二六四，以焕章阁学士致仕。那时他的左眼已瞎了。一二六七，右眼又瞎了。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一二六九）死，年八十三岁。

  刘克庄少年即负文名，叶适说他的文学“当建大将旗鼓”。晚年更巍然为当时一大宗匠，他的“行状”所谓“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

  他的诗明白流畅，为宋诗的大家。他最佩服辛弃疾，陆游（见他的《诗话》），故他的词最近这一派。这一派的长处在于有情感，有话说；能谋篇，能造句；篇章皆有层次条理，造语必求新鲜有力。如云：
  未必人间无好汉，
  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
  这种锻炼而不涂脂抹粉的造句法，岂是吴文英一派人所能梦见的！

  他有文集二百卷，传本不多。近年《四部丛刊》中收有影钞本《后村大全集》，流传始稍广。但此本多错误。他的词有汲古阁本，《彊村丛书》本。《彊村》本最完全。

  吴　文　英

  字君特，四明人，号梦窗。他的生平事实都不很可考了。他的词中只有从端平丙申（一二三六）到淳祐辛亥（一二五一），这十几年是有年代可考的。他有“寿秋壑”的词不少，秋壑是贾似道，大概他尚及见贾似道的盛时。周密有《拜新月慢》《寄梦窗》，序中说此词作于景定癸亥（一二六三）。故我们可以说吴文英死时约当一二六五。毛晋跋《梦窗丙丁稿》，以残本《莺啼序》（淳祐辛亥）为梦窗绝笔，那是错的。（此词全本另见于乙稿，名《丰乐楼》；毛氏先刻丙丁稿，后乃见甲乙稿，竟不及改正。）
  吴文英的词在当时已颇风行。尹焕作序，说，“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周邦彦），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大概周邦彦与吴文英都是音乐家，从音调的方面看去，这两人可以相提并论。但从文学的方面看去，吴文英就远不及周邦彦了。周是诗人而兼音乐家，吴能制曲调声而不是诗人。《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张炎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话真不错。我们试引他的词集中的第一首作例：
  绀缕堆云，清额润玉，记人初见。蛮腥未洗，梅谷一怀凄惋。渺征槎去乘阆风，占香上国幽心展。遗芳揜色，真姿凝澹，返魂骚畹。一盼千金换，又笑伴鸱夷，共归吴苑。离烟恨水，梦杳南天秋晚。比来时瘦肌更消，冷薰沁骨悲乡远。最伤情，送客咸阳，佩结西风怨。

  这一大串的套语与古典，堆砌起来，中间又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个纲领；我们只见他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原来他说的是“玉兰花”！
  清朝词人之中，张惠言不喜梦窗；周济却把梦窗抬的很高，列为宋四大家之一。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所以我选他的词，特别加严，只取了一首最本色的。

  《梦窗词》刻本颇多，《彊村丛书》本校勘最精。

  蒋捷
  字胜欲，宜兴人。宋末德祐年间（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他曾中进士。宋亡之后，他隐居不仕。大德年间（一二九七——一三○七），有许多人推荐他，他总不肯出来做官。

  他住在竹山，人称为竹山先生。他颇有些著作，有《竹山词》。（《彊村丛书》本是用黄尧圃藏的元钞本刻的。）
  蒋捷受了辛弃疾的影响，故他的词明白爽快，又多尝试的意味。辛弃疾曾作《水龙吟》，每韵脚用“些”字收。《竹山词》中有“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的《水龙吟》。我们选的《声声慢》，用了十个“声”字，其中八个用在韵脚。这虽是受了辛弃疾的“些”字词的影响，其实是一首无韵词的尝试。现在我们选他的词，偏重那些富于试验的精神的。

  词到了宋末元初，许多词人都走入了纤细用典的咏物路上去。蒋捷的咏物词颇能自出新意，也肯自造新句。如《贺新郎》咏秋晓云：“起搔首窥星多少。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这是很美的描写。

  王　沂　孙

  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词综》）。元至元中（一二七七——一二九四）曾作庆元路学正（延祐《四明志》）。张炎《湘月》词自序，“戊子（一二八八）冬晚，与王中仙曳舟溪上。”又周密《志雅堂杂钞》记“辛卯（一二九一——一二九二）十二月初夜，降仙；……问王中仙今何在，曰，在冥司。”这可见王沂孙死年约当一二九○年。

  他有《花外集》，一名《碧山乐府》，一名《玉笥山人词集》。今本有鲍刻《知不足斋丛书》本，有王刻四印斋本。

  清代的词人张惠言，周济等皆极推崇王沂孙。周济把他列为宋词四大家之一，并说：“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即用典故）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其实我们细看今本《碧山词》，实在不足取。咏物诸词至多不过是晦涩的灯谜，没有文学的价值。张惠言，周济等用汉儒说“三百篇”的方法去看宋人的咏物词，刻意求微言大义，故觉得碧山咏物的词多君国之忧，黍离之感。清朝晚年有一位端木埰，把他咏蝉的《齐天乐》逐句加上解释，最可代表这一派的谬见。如云：
  “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慨播迁也。“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全文引见王鹏运的《花外集跋》。）
  这真是信口开河，白日见鬼！作者不过是做了一个“蝉”字的笨谜，却偏有这班笨伯去向那谜里寻求微言大义！

  王沂孙曾做元朝的官，算不得什么遗民，遗老。张炎挽他的词说：

  蝴蝶一生花里，想如今醉魂未醒，夜台梦语秋声碎。……

  这样一只花蝴蝶，遭际亡国之变，有点感慨，如《高阳台》一词所表示，那是很自然的。我们正不必去深求什么微言大义。

  凡咏物的词或诗，固然“最争托意”，但托意不是用典，也不是做谜。如陆游咏梅云，“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咏杜鹃云，“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这是托意，这是咏物诗词的正轨。至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的咏物词以至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等等，都只是做谜，都只是做八股，不是托意。

  张炎
  字叔夏，号玉田生，是南宋功臣循王张俊的六世孙。（袁桷《赠张玉田》诗注说是循王五世孙。今从江藩丁丙考正。）曾祖张鎡，字功甫，即当日预谋杀韩侂胄者，亦有文名。祖含，父枢，皆工文学。枢字斗南，号寄闲老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今不传了。张炎述他父亲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他曾赋《瑞鹤仙》，有“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之句，“扑”字不协律；改为守字，乃协。他又有句云，“琐窗深”；“深”字不协，改为“幽”，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词源》下）。

  张炎幼承家学，又和当日的词家往来，商榷音律，“用功逾四十年”，故能卓然成为元初一大词人，上结四百年的词史的终局。他的词偶有注年月的；如《临江仙》序云，“甲寅秋寓吴，时年六十有七。”此甲寅为元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以此推知他生于宋理宗淳祐戊申（一二四八）。《词源》后有钱良祐一跋，说“乙卯岁，……玉田张君来寓钱塘县之学舍，……相从欢甚。”又此跋作于丁巳正月，跋中不言玉田已死。乙卯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丁巳为四年（一三一七），那时张炎已七十岁了。《珊瑚纲》记张炎为陆辅之家伎卿卿作《清平乐》，“后二十一载，至治月日，辅之致政归，则叔夏，卿卿皆下世矣。”（引见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四，页十三。）此虽不记为至治几年，然至治仅有三年（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三），我们可以说张炎死时约当延祐末年（一三二○），年约七十三岁。

  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云：

  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风神散朗，……贵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四十岁），丧其行资。……尝以艺北游，不过；失意亟亟南归，愈不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

  宋亡时（一二七六），张炎方二十九岁。戴表元说他至近四十岁时始丧其资产，大概他破产在宋亡十年之后。他于至元庚寅（一二九○）北游，仅留数月，次年即南归。戴表元说他“以艺北游”，是他对于元朝并没有多大的恶感。但他是宋功臣之后，身遭国变，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感是不能免的。王昶说他“不屑屈志新朝，仅而后免”（《书张叔夏年谱后》），那就不近事实了。（许增驳正王昶之误，见他刻的《山中白云词》附录逸事。）
  袁桷赠他诗，自注“玉田时来鄞，设卜肆。”此可见他的贫穷之状。但这是因为他的遭际不佳，并不是因为他决心不仕新朝，自甘隐遁。舒岳祥于大德丁酉（一二九七）赠他小序，说他曾“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幞被而归。”这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不遇的赵孟，而不是郑思肖一流人了。

  词到了宋末，已成了末运。吴文英，王沂孙一派的昹物词，古典词，成了正宗；词家所讲究的只是如何能刻画事物，如何能使用古典，如何能调协音律。这一类的词和后世的试帖诗同一路数；于是词的生气完了，词要受当时新起的“曲子”的淘汰了。

  我们试看张炎作的《词源》，便知道当时词人所注重的全都是些技术上的末节。即如上文引的张枢改字的故事，“琐窗深”的“深”字初改为“幽”，次改为“明”，方才协律。以音乐论，这也许是很精明的讲究。但从文学上立论，“幽”字改为“明”，竟是和原意恰相反了。窗子本是幽暗的，现在因为要协音律，所以变为光明的了！这岂不是大笑话吗？

  词本是从乐歌里变出来的。但它渐渐脱离了音乐，成为一种文学的新体。苏轼，辛弃疾诸人便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王沂孙诸人又把那渐渐脱离音乐的词，硬送回到音乐里去。他们宁可牺牲词的意思来迁就词的音律，不肯放松音律来保存词的情意。于是词就成了少数专家的技术，不能算是有生气的文学了。张炎在当日以咏物词著名。他的咏物词确有很工的。如咏春水云：

  鱼没浪痕圆；
  流红去，
  翻笑东风难扫。（《南浦》）
  邓牧说：“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以张春水目之。”又如咏孤雁云：
  自顾影欲下寒塘，
  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

  写不成书，

  只寄得相思一点。（《解连环》）
  人也称他为张孤雁。又如咏雪霁云：
  才放些晴意，
  早瘦了梅花一半。（《探春慢》）
  又如咏白莲云：

  满湖烟月，一汀鸥鹭。

  记小舟夜悄，
  波明香远，

  浑不见花开处。（《水龙吟》）
  这都是十分用气力的刻画。但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来，这种咏物诗词只是一种做谜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术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了意境和情感，只是工匠的手艺而已。所以我们不取这一类的词，只在这里讨论一会。

  我们选张炎的词，只取那些有情感或意境的。如第一首《西湖春感》，意境和情感都还衬得住那和美的音节，所以远胜于“春水”，“白莲”诸篇。

  张炎的《山中白云词》八卷，有龚翔麟刻本，今不易得。有许增《榆园丛刻》本，最佳，附有《词源》二卷。有朱孝臧《强村丛书》本，有江昱的《疏证》，最可供参考；但删去“龚本”所载别本异文，是其缺点。王氏四印斋刻的《双白词》本，不甚佳。

  白话诗人王梵志

  宋人笔记里屡次提起王梵志的诗，读者往往不大注意，都以为他是宋朝的一个打油诗人。谁也想不到他是唐朝的人，更想不到他是隋末唐初的人！《全唐诗》里也不曾收他的诗。

  去年我在巴黎检读伯希和先生（M. Paul Pelliot）从甘肃敦煌莫高窟带回去的六朝，唐，五代人的写本，检得三个残卷，都是王梵志的诗。三卷都有年代，最早的是后汉乾祐二年己酉（西历九四九），最晚的是宋太祖开宝壬申（九七二）。我才知道王梵志是唐人。

  后来又在巴黎读唐写本《历代法宝记》，其中有成都保唐寺和尚无住的语录长卷，引有王梵志的诗。无住死于大历九年（七七四），可见盛唐时期，王梵志的诗已通行很远了。我才知道王梵志是唐朝初期的人。

  后来我回国之后，又检得《太平广记》卷八十二有“王梵志”一条，记有他的年代与生地，注云“出《史遗》”。后来又检得唐人冯翊《桂苑丛谈》也有此条，文字大同小异，大概同出于一个来源。今钞《太平广记》的原文，而附注冯氏所记异文于下：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冯本作“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冯本有此二字）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冯作“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冯本有此字）。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冯作“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冯作“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梵志”（冯无“梵”字）。曰：“王家育我（冯作“我家长育”，似误），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诗示人，甚有义旨（冯无“梵志乃”三字，示作“讽”）。

  冯翊《桂苑丛谈》多记咸通（八六○——八七三），乾符（八七四—八七九）间事，有一条写“僖宗末”，又一条写“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吴王即杨行密，死于九○五年。冯翊此书当作于九○○年左右，在《太平广记》编纂（九七八）之前约八十年。

  此条虽近于神话，然有三点似可信：
  （一）王梵志生于卫州黎阳，当现在河南濬县。

  （二）他生于隋朝，约当六世纪之末，约六○○年。

  （三）此条可见唐朝有王梵志的神话，可证他的诗盛行民间，引起神话式的传说。

  以《历代法宝记》证之，旧说所记梵志的年代似不为过早。他生于隋朝，死于唐高宗时（约六六○——六七○），故八世纪的一个四川和尚得引用他的诗句。

  据敦煌写本上的记载，梵志的诗共有三卷。上卷有三个残本：

  一，开宝壬申（九七二）阎海真写本。

  二，□□己酉（当是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高文□写本，只有十几行。（原文此处为“□”）
  三，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樊文升写本。此本我未见原本，曾借钞董康先生钞日本羽田亨博士摄影本。

  中卷无传本。下卷只有一个残本，为汉天福三年庚戌（当作乾祐三年，九五○，天福只有一年）金光明寺僧写本。

  以上四残卷均在巴黎法国图书馆。我的朋友刘半农先生近拟印行《敦煌掇琐》一书，其中的王梵志诗即是上述的阎海真写上卷本。

  上卷别名《夫子训世词》，多是日用常识的格言诗，很像应璩的《百一诗》的格式。其诗多没有文学趣味，我们略选几首作例：
  一
  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霑一世人。

  二

  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计时应大重，直为岁年多。

  三

  有势不烦意，欺他必自危。但看木里火，出则自烧伊。

  下卷极多好诗，我们选钞几首作例：

  四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五

  我见那汉死，肚里热如火。不是惜那汉，恐畏还到我。

  六

  共受虚假身，共禀太虚气。死去虽更生，回来尽不记。以此好寻思，百事淡无味。不如慰俗心，时时一倒醉。

  七

  草屋足风尘，床无破毡卧。客来且唤入，地铺稿荐坐。家里元无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钵藏，铛子两脚破，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看客只宁馨，从你痛笑我。（“课”是“颗”字，“宁馨”即是“那哼？”即是“那么样？”）
  以上是从巴黎藏的古写本选出的。在中国现存的材料里，我又辑到一些，计费衮《梁溪漫志》卷十，有八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有两首。《诗话总龟》同。共计十首，皆不见于敦煌写本，或是《王梵志诗》中卷原文；其中有一部分（如费衮所录）也许是出于北宋人假托的。

  胡仔引黄山谷所称许的梵志诗两首，都是绝好的诗，也钞在这里：
  八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此诗最受宋朝文人的赞叹。如陈善《扪虱新话》卷五说：

  知梵志“翻著袜”法，则可以作文。

  如慧洪《林间录》云：

  予尝爱王梵志诗云：梵志翻著袜，人皆谓我错。宁可刺我眼，不可隐我脚。

  慧洪本与山谷所记有三个字不同。我以为应从山谷本。“乍可”乃是唐人俗话。如高适诗云：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大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可以为证。

  山谷所记第二首也是好诗：

  九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山谷评此诗道：

  己且为土馒头，尚谁食之？今改预先著酒浇，使教有滋味。

  《诗话总龟》（《四部丛刊》本）引此条，也说是山谷改这两句：大概《总龟》是根据《苕溪渔隐丛话》的。但宋僧晓莹《云卧记谭》卷上引圜悟禅师的话却说这两句是苏东坡改的。圜悟即克勤，他嫌东坡改的不好，他竟改作一首如下：
  城外土馒头，豏（即“馅”的本字）草在城里。着群（？）哭相送，入在土皮里。次第作豏草，相送无穷已。以兹惊世人，莫开眼瞌睡！
  这样改诗，真是克勤和尚“开眼瞌睡”呵！

  费衮所录八首，三首为七言，五首为五言。我们选两首作例：
  十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慧洪《林间录》引此诗，说是寒山子的诗，其文也有异同，如下：

  人是黑头虫，刚作千年调。铸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今本《寒山诗集》无此诗。

  十一
  他人骄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这本是新作《白话文学史》第十一章里的材料。因有一些材料不便收入《文学史》里去；又因本章付印之后，我又寻的一点新材料，故写成此文，在这里发表。我在客中，藏书甚少，搜集不广。倘蒙国内外读者把关于王梵志的新材料钞寄给我，我十分欢迎。

  跋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

  张先生这篇文章是陆侃如先生的主张的很有力的辩护。我终觉得张先生不免有点误解我的主张；并且我觉得他举的证据都可以助证我的主张。

  第一，我明明说此诗作于建安以后，张先生不能说我认此诗“是汉诗”。为便利读者起见，我先重说我的主张的原文是：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第二，张先生明明知道《玉台新咏》称此诗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然而他偏要用古韵来证明“诗中非用古韵”。治国学的人应该知道“古韵”是很危险的工具，不可拿来乱用的。我们试开眼看看今日的方音的分布，便可以明白一国之大，南方还用古韵时，北方东方西方早已用今韵了。民歌是用方音的，他们用韵决不会错。张先生说的“古韵”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张先生所谓“汉”，究竟指汉的何州何郡？——况且张先生明明说魏文帝诗中用“仪”字乃作“支”韵，明明承认“大概到了三国就相混了”。这不是恰恰证明我的主张吗？魏文帝正是建安的诗人，他的老家也与庐江相去不远。时代与地域上都可证明我的主张。我谢谢张先生替我寻得这一条好证据。

  第三，《华山畿》的“华山”不是西岳，张先生也替我证明了。但他还要相信侃如的主张，说《孔雀东南飞》中的华山“决非地名，乃是用典”，这是最荒谬的见解。原诗云：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没有成见的人如何能说这是用典！我的原文说“华山”只是庐江的小地名；张先生已证明各地可有华山了，何以不许庐江有华山呢（神女塚所在的华山不在高淳，确在丹徒城东，已有几位朋友写信来更正了。我谢谢张先生替我加上一证）？

  第四，“青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得张先生帮我证明了，我也该谢谢他。他引《世说新语》记曹操，袁绍少年时闹新房的故事，也有“青庐”的话。曹操的时代不可以助证我的主张吗？刘义庆是南朝人，他用“青庐”，并不觉奇怪；《孔雀东南飞》的诗中，记的是淮南事，也用“青庐”；徐陵是南朝人，也并不觉的希奇。认“青庐”为北朝特俗，乃是晚出的唐人谬说罢了。

  第五，“交广”地名，张先生的考证也错了。他引的《吴志》明明说永安七年（二六四）“复分交州置广州”。他不曾注意这个“复”字。《吴志》孙权黄武五年（二二六）“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此事紧接建安之后，在孙休复置之前四十年。初置广州的事，详见《吴志》《吕岱传》，到吕岱讨平士徽之乱后，方才废广州，复为交州。交广之名起于三世纪之初期，这何足证明《孔雀东南飞》为齐梁诗呢？

  第六，张先生考证“下官”之称，更是无用的辨论。《南史》《刘穆之传》所说明明是规定内史相对于“郡县为封国者”，不得称“臣”，一律称“下官”。这条特别规定与那普通的“下官”称谓有何关系？
  此外的几条更没有年代考证的价值了。

  最后，我要请张先生注意《玉台新咏》明明说此诗是“古诗”。徐陵生于梁初天监六年（五○七），死于陈末（五五六）。此诗若是齐梁（四七九——五五六）诗，何以徐陵要追称为“古诗”呢？

  十七，一，十九

  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

  此本是涵芬楼用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影照的。瞿氏有提要，见他家的《书目》卷十九，页三九——四十。瞿氏因书中“构”字注“御名”，“桓”字注“渊圣讳”，故定为绍兴初年刻本；并说，《白集》“无踰是本之最古矣”。

  昨夜用日本翻宋本的影印本（《四部丛刊》本）校此本，始知这两本互有得失。瞿本有极好处，远胜日本本；然亦有大误不如日本本之处。我不曾全校，但举曾细校的几篇的异同如下：

  《传法堂碑》（卷数页数及行数依日本本）
  以上九条，皆瞿本不误，皆足校正日本本之脱误。但有一条似应依日本本：
  此处两“忘”字，瞿本一作“妄”，一仍作“忘”。大概原本皆作“忘”，瞿本偶误其一耳。

  《与元九书》

  以上九条，《旧唐书》所引，同于瞿本的只有四条。其中第⑦条，虽与《旧唐书》相同，然以文义看来，似以日本本作“十三四”为优。此外五条，《旧唐书》所引皆与日本本相同，显然是宋本的譌误或脱文。此文为集中极重要的文章，然瞿本脱三字，误四字，倒一处，不如日本本之佳。

  《长恨歌传》

  《琵琶引》

  这两篇是白诗中最风行的，我故校出两本的异文，以备参考。这些异文大体都不很关紧要。但有一点可作校勘学的趣事看。段玉裁曾说：

  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与阮芸台书》，《经韵楼集》卷八○）

  段氏未见古本，但就文理推测，假定原文如此。他校《说文》，也往往有这种大胆的假定。今日本本果作“冰下滩”，而瞿藏的宋本作“水下难”；但宋本下句作“冰泉冷涩弦疑绝”，这可见底本大概作“冰下难”（《全唐诗》此句下校云，一作“冰下难”，是康熙时尚有见古本如此的）。段氏的假设可算是证实了。这岂非校勘学史上一段佳话吗？

  下二句“冰泉冷涩弦疑绝”，瞿本作“疑”，日本本作“凝”；更下一句也如此。这里的优劣很难决定。我的私见却以为日本本近是。因为上句说“疑绝”还可通；下句说“疑绝不通声暂歇”，便不如作“凝”字的通顺，原意似说，“弦由凝涩而到完全不通，故声暂歇”，所以下文明说“此时无声”。

  《旧唐书》《白居易传》有奏状几篇，我试用两本校之，都以瞿氏的宋本为优：

  《初授拾遗书》日本本（卷四十一）有
  臣与崔君同状陈谢
  宋本作“崔群”，与《唐书》合。

  《论魏征旧宅状》日本本（卷四十一）有
  合加忧恤
  宋本作“优恤”。

  《论王锷状》日本本（卷四十一）有
  皆生异望之心
  宋本作“皆生冀望之心”。又此下有

  若尽与则典章大坏，又末感恩。

  “末”字宋本作“未”，不知何者为原文。

  《论元稹第三状》（卷四十二）两本全相同，但有三处可与《旧唐书》参校的：

  （1）“内外权贵，亲党纵横，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 《旧唐书》无“横”字，则“纵”字连下读，文义更顺。然原文似有“横”字，史臣有意删去的。

  （2）“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神柩及家口入驿。”《旧唐书》王绍作王沼，不知原文究竟如何。又“神柩”《旧唐书》作“押柩”。张菊生先生校云，“宋本作神”，与《白集》两本相合。

  《论元稹状》明说：
  元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

  《旧唐书》《白居易传》载此书全文，《元稹传》中也详记他与刘士元争厅，被士元殴伤的事。《新唐书》却于《元稹传》中改刘士元为仇士良。这大概因为仇士良为最著名的宦官，故史官误记。《新唐书》的元白两传都极干枯无味，远不如《旧唐书》。这种错误更不应该有。因校《白集》，偶想及此事，遂附记于此。

  十七，四，二六

  《曲　海》序
  向来中国的学者对于小说戏曲大都存鄙薄的态度，故校勘考据的工力只用于他们所谓“正经书”，而不用于小说曲本；甚至于收藏之家，目录之学，皆视小说戏剧为不足道。藏书家不收，故这类的书籍容易散失；目录不载，故年代久远之后，虽有人想收集这类的作品，也无从下手了。

  比较说来，小说更受上流社会的轻视，故关于他们的记载更缺乏。戏曲因为曾经私家贵族的提倡，珍珠帘下，红毡毹上，歌伶乐工曾得上流社会的青睐，有名的文人作剧本的也不以为耻，故几百年来还留得一些零碎的记载。关于宋朝的杂剧院本，有周密的《武林旧事》，及陶宗仪的《辍耕录》。关于元朝的剧本，有钟继先的《录鬼簿》及涵虚子的目录。关于这五六百年的剧本的总目，列举最多的莫如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王国维先生的《曲录》，有这么多的剧目：
  宋金杂剧院本 九七七种
  元杂剧　有主名的 　 　四九六种
  明杂剧　有主名的 　 　一五六种

  元明杂剧　无主名的二六六种
  清杂剧 八三种

  传奇　清以前 　三八七种
  传奇　清 　八一五种
  共计 三一八○种

  王先生的目录也不免有许多小错误，我曾在别处指出了（看《胡适文存》二集卷四，页三五九——三六二）。我当时曾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参考近十余年发现的戏剧材料，于每一目之下注明“存”，“佚”。但王先生不幸于去年投水自杀了，我的希望遂不能实现。海宁陈乃乾先生曾说他颇有志于修改王先生的《曲录》，但此事至今未见实行。

  近年文学的观念渐变了，文人学者渐渐知道戏曲为六七百年来的代表文学的一大宗；而戏剧本身也经过绝大的变迁，杂剧固早已成为绝响，昆曲也成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物希则自然受人贵重，故近年收藏旧剧曲的人渐渐多了，一部明刻传奇的卖价往往可抵得二十年前的一部元板名人集子。旧家藏本渐渐出现于人间，宫廷乐工所用抄本也往往流在坊肆。在这个时代，大家渐渐感觉剧本目录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录》之仅仅列举剧名而已，必须有一种记载剧本作者与情节内容的详目，方才可以供收藏家的参考与文学史家的研究。

  坊间石印的《传奇汇考》，即是应这个时代需要而出现的。《汇考》不著编纂者的姓名，其书经武进董康先生的考定，认为一部残缺割裂之书。董康先生自己是提倡古剧本研究的一个人，他刻有《盛明杂剧》六十种，及毛西河评本《西厢记》诸书。几十年来，他随处留意这一类的书，先在北京买得《乐府考略》抄本四函，又在上海借抄武进盛氏所藏《考略》抄本三十二册。两本同属一部书，其总卷数虽不可知，然已得剧本六百九十种的提要了。去年（一九二七）董先生游日本，又补抄得《考略》八十余篇，合前此所得，共约提要七百七十余篇，国中所有记载剧本之书，没有比这些更多更详的了。

  据董先生的考证，《乐府考略》大概即是乾隆年间两淮盐运使署聘黄文旸，凌廷堪诸人修改曲剧时编纂的《曲海》二十卷的底本（见董序），《扬州画舫录》记黄文旸自序，并载目录凡一千零一十三种。《曲海》的存佚已不可考。自序说他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其书当甚简略，略似坊间的《传奇汇考》。董先生所辑的《乐府考略》“文多与《汇考》同，而强半为《汇考》所不载”，当是当日两淮词曲局编纂进呈的提要。原目一千零一十三种，今所辑补已近八百种，所佚不过五分之一了。其书在当日为进呈之书，故不敢用“曲海”之名。董先生因为“其事其文悉出于修辑原手”，故改用“曲海”的原名。

  黄文旸是一个词曲名家，凌廷堪是私淑戴东原的考订学者，又是《燕乐考原》的作者。当时考据的学风正盛，故这部提要也很有考据的色彩。这部书出版以后，收藏家与文学史家一定可以得着不少的指导。我在几年前作《西游记考证》，曾断定《纳书楹曲谱》所收之《西游记》十出为吴昌龄的《西游记》剧本的一部分。当时吴昌龄的原作已不可得，故我的假设无从征实。但我的考证却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到去年日本盐谷温博士在宫内省藏书里发现了刻本吴昌龄《西游记》，果然是《纳书楹曲谱》所引的本子。我举此一例，以见记载目录之书的重要。如今我们有了这一部详细的剧本提要，将来古剧本的陆续发见，是可以预料的。至于零出散见的曲本，向来不易考定其原来出于何种传奇，如今有了这部书，也就容易查考了。

  十七，五，十夜

  贺双卿考

  徐志摩先生送来张寿林先生编的女子贺双卿《雪压轩集》，我读了颇怀疑。这些诗词都出于史震林的《西青散记》，《散记》但称为“双卿”，不称其姓。黄韵珊的《国朝词综续编》始称为“贺双卿”。但董潮《东臯杂钞》卷三（《艺海珠尘》“土”集）引了她的两首词，则说是“庆青，姓张氏”。这是一可疑。

  《散记》记双卿事，起于雍正壬子（一七三二），迄于乾隆丙辰（一七三六）；《东臯杂钞》自序在癸酉冬（一七五三）；相去年代不远，何以姓名不同如此？又徐乃昌作她的小传，说她是丹阳人，董潮说她是金坛人。这是二可疑。

  《东臯杂钞》说她：
  不以村愚怨其匹，有盐贾某百计谋之，终不可得。以艳语投之者，骂绝不答。可谓以礼自守。

  《西青散记》里的双卿并没有“骂绝不答”的态度。这是三可疑。

  《散记》说“雍正十年，双卿年十八”，但下文又说雍正十一年癸丑“双卿年二十有一”。这是四可疑。

  《散记》记双卿的事多不近情实，令人难信。如云“芦叶方寸，淡墨若无”；如说芦叶上写《摸鱼儿》长调，竹叶上写《凤凰台上忆吹箫》长调，这都不近事实。一个田家苦力女子，病疟最重时还须做苦工，那有这样细致工夫写这样绝细的小字？这是五可疑。

  所以我疑心双卿是史震林悬空捏造出来的人物。后人不察，多信为真有其人，甚至于有人推为清朝第一女词人。其实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四卷，除了两篇游山记之外，大都是向壁虚造的才子佳人鬼话。《散记》的前半专记史震林一班朋友扶乩请来的女仙的诗词，一一皆有年月日，诗词也很有可读的。双卿正是和《散记》里的“娟娟仙子”，“碧夜仙娥”，“白罗天女”，“清华神女”，“琅玕神女”同一类的人物。

  史震林自己说：

  眼中无剑仙，意中须有《红线传》。眼中无美人，意中须有《洛神赋》。海外有国，以日之所见为妄，夜之所梦为真。夫意之所思，或得于梦；梦之所见，或有其事。事短，梦长。梦短，意长。意不长，斯无可奈何者也。意中，梦中，眼中，宁有异耶？（卷二，页三十二）

  懂得这种逻辑，我们才可以不上《西青散记》的当。

  《散记》中双卿写信给作者，末段有这样的一句话：

  夫双卿犹梦耳。梦中所值，颠倒非一。觉而思之，亦无悔焉。

  读《散记》的人还不明白吗？

  《散记》有曹学诗的两篇长序，都是八股式的文字，其第一篇中说：……即有生以来，未尝一见佳人之如何艳，如何慧，如何幽，如何贞，而心中口中，梦中病中，笑中哭中，亦未尝须臾而不悬想一绝世之艳，绝世之慧，绝世之幽，绝世之贞者也。

  ……即悬想者，人间天上皆无如是绝世之佳人，而心中口中，梦中病中，笑中哭中，魂阳格天，魄阴动地，天地亦将为之特生一绝世之佳人以慰之报之者也。……

  这便是这班穷酸八股秀才的人生哲学，这便是穷酸才子的宗教。女诗人女词人双卿便是这个穷酸宗教里的代天下女子受苦难的女菩萨。她便是这班穷酸才子在白昼做梦时“悬想”出来的“绝世之艳，绝世之慧，绝世之幽，绝世之贞”的佳人。